人们向樱花行注目礼，是因为它妖娆、娇艳的勃勃英姿，春色似乎被它占尽；人们留意石榴花，是因为它有夏季的热烈奔放；秋菊的高洁傲霜；腊梅的迎风斗雪；都被古今中外的诗人反复咏叹。唯独迎春花开在冬春交际之时，虽被探春人发现过金灿灿的辉煌，但当万花争艳吐芳之日，它却只剩片片绿叶，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了。
默默地迎春，悄悄地吐芳，是迎春花的本色；不图引众目，只愿送温馨，是迎春花的情操。
而开在我心中的迎春花，是永不凋谢的“迎春花”。
我有晨练的习惯，常常在朦胧的晨曦中，隐隐约约地看到在晨风中摇曳的火红、橘黄、乳白的迎春花，稍稍不注意，便在眼前消失。顾盼之中，目光又被另一丛丛悬崖峭壁上的“迎春花”吸引，疏疏朗朗，东一朵、西一丛地在霞光中闪烁。我总想看个究竟，看看它们真正的风姿，了解它们生长的土质，为伍的伙伴。
又一个星期天的朦胧的晨曦中，路边又隐约出现了“迎春花”，我怕他们消失，目光紧随，脚步紧追。霞光中，看清了他们是些头戴火红、橘黄、乳白安全帽的水电工人，水电女工匆匆走向峡谷深处。我明白了，开在悬崖峭壁上的“迎春花”是头戴各色安全帽正在作业的水电工人。
我被霞光中闪烁的“火红”“橘黄”“乳白”引到了火热的水电工地。真正看到了“迎春花”的风姿，了解了他们生长的土质，为伍的伙伴。
水电建设工地道路泥泞凸凹不平；钢筋、水泥、砂石骨料到处皆是，各种钉锤的敲打声、机械的轰鸣声、河谷的回响声，震耳欲聋，使人心惊胆战。惴惴地前行，目光被一“钢铁巨人”牵引，一问才知道是门机，上百吨重，并看清是在轻轻移动。正在寻找操作者时，看到一位30来岁的青年女工从容地坐在上面，目光凝视前方。我惊异上百吨的门机竟在她纤纤秀手中，轻轻移动。低头向下瞅了一眼奔腾的河水，一阵晕眩，几乎使我站立不稳，心跳也加快了。惊悸未定，头顶又迅速滑过20多吨重的水泥吊罐，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我喘着气，按着心口，定了定神。一位工人师傅告诉我，操作缆机的也是女工，年轻女工。
哦！20多吨重的水泥罐也在她们的纤纤秀手中升降自如，准确无误地到位。不知不觉中，一种肃然起敬之感油然而生。
不远处，有两位身着斑驳工作装的女工在钢筋笼上小憩，远远地对她们行了几分钟的注目礼。她们疲惫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无意识地望着不远处。我很想同她们搭话，又怕打扰她们休息，只是静静地向她行注目礼，想了许多许多。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从气度不凡的公关小姐到穿戴新潮的机关女干部，从追求潇洒飘逸的少女到寻求气质风度的中年女性，有哪一个不是在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的自信、自己的美？有哪一位青年女性希望自己的曲线被沾满水泥、砂土的工作装掩盖？然而，她们——操作门机、缆机及各种机械的年轻女工，奔波在水电工地的钢筋女工和其他女工的自信呢？她们的美呢？
我默默地自问，静静地思索。
她们有的是自信。
易姐，是普通工人中的一员，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和钢筋与电焊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年与铁骨铮铮的须眉为伍，再苦再累，也要为半边天争口气；王嫂，爱人是队支部书记，常年在工地值班，无暇顾及家务，她自己又是技术骨干，缆机离不开她，又是干部家属，须起表率作用，饭菜顾不上做，独生女儿顾不上照顾，但年年出满勤，次次是标兵；李大妈已接近退休年龄，仍在工地上三班，体力不济、精力不足，但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调离第一战场的要求；40岁的小艺，爱人在工地牺牲，她上要服侍老人，下要教育孩子，从没有借故向组织要求调离工地，且年年是先进工作者……
常年奋战在工地的女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没有休息日，她们克服了女性生理上的特殊性，和男同志一样为电站建设做出了贡献。
她们自强自立，为提高自身的素质，忙里偷闲地学技术，学文化。
返回的路上，与几位下班的女工同行，顺便聊了几句。
“我们在工地上是没有模样的。”
谁说她们在工地上没有模样？她们如迎春花，将自己金灿灿的辉煌献给了人类光明的事业，她们有着迎春花的本色和情操。当我们在彩灯的闪烁下享受现代文明时会想起她们的奉献。
她们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迎春花。
春节的变迁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过年是中国老百姓一年中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中国家庭的当家人，能让自己的家人过一个祥和、红火的大年，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不管平时的日子多么贫困，过年时都要让全家人吃好、喝好、穿好，宁肯贫一年，不能穷一天的传统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中国老百姓过年的内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留在我心中值得记忆的春节，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的我只是6~7岁的儿童，一年当中最企盼的节日当属春节。记得一进腊月，家人就为春节作准备，特别是到了腊月中，年味就逐渐地浓了，农贸市场上各种年货就多起来了。有窖藏的大白菜、葱、蒜苗、土豆、水果等，也有活鸡、猪、羊；花布、鞋袜、灯笼、各种调料应有尽有。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只有到了这时，才能跟着母亲去逛集市，体验一下“混腊月”（农村人形容集市繁华）的感觉，快要过年的感觉，年味的感觉。经常是站在漂亮发卡、红头绳跟前，眼巴巴地望着母亲，希望能够得到它们。母亲给了我一角五分钱，我便买了一只红蝴蝶发卡，三尺红毛线（头绳）。
临近腊月二十三，我就一个劲地问母亲，咱家请不请灶神，买不买灶糖，杀不杀年猪，扯不扯花布，一个劲地问母亲索要过春节的东西。母亲若有所思地说：“娃娃哟！年好过，日子难过。”心中不解。
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母亲将请的灶神贴在厨房墙上，灶台上放个小碟，里面装上形如发面、特黏的灶糖，便跪在灶神面前，嘴里念念有词：“灶神老人家，上天言好事，多说的少说，少说的不说，看见娃娃们糟蹋粮食，请您多多包涵……”据说只有这样祷告，来年锅里才能有米下。等不到母亲敬完灶神就极想吃那块灶糖。母亲就说：“不能偷吃灶糖，偷吃了会把嘴粘住不能说话的！”心中怯怯的。
腊月二十八是做年馍炸油果子的日子。我们那里的年馍又叫“石子馍”，因为烙馍时用石子将馍里的水分烤干，可以存放好长时间。炸油果子的感觉很神秘，不让我们小孩看，大人也不能说话，说这样省油。
除夕夜可以吃排骨、啃骨头，我们那里叫做“咬鬼”。之后，开始守岁，放鞭炮。初一早晨天不亮就要去河边挑水，直到将家里的大缸小盆倒满水溢出，叫“财源滚滚来”。然后母亲从财神后面取出几角钱，说财神送财来了，就开始给我们给年钱（压岁钱），只一角钱，握在手里，不肯放。初二拜年，初三看大戏，那种年过的就是小孩子的开心、快乐，大人们就心满意足了。
其次留在记忆中的是1958年的春节。那时正是农村大跃进、公社化、吃食堂的年代。大年初一十点左右，食堂的饭桌上就摆上了油饼子、红烧肉、白菜炖粉条，全村人在一起吃年饭。记得一些老年人悄声议论：“要遭天年了！油饼和红烧肉一起吃！罪过！”意思是好东西要分开吃，不能同时吃。
60年代和70年代的春节，在记忆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到了80年代，人们开始相互拜年，同事之间，一家一家的走动，你到我家，我到你家，然后再一起到他家，走到中午时，已有7~8个人聚集在一起，有时连午饭都没有时间吃。
到了80年代中后期，亲朋好友之间带着礼物拜年，或糖果、点心，或蔬菜粉条，或带块肉，花生米之类，相互走动。
到了90年代，亲朋好友之间，开始给小孩买过年的衣服相送，也能给10元20元的压岁钱。亲朋之间送过年的东西，诸如酒、烟。单位也开始给职工分年货，诸如：从南方拉来的水果蔬菜，以及鱼虾、花生、瓜子等。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人们开始去外地旅游过春节，特别是我们北方人，去温暖如春的杭州、深圳、三亚、厦门，当然这是以经济条件作为基础的。有时还可以出国，去东南亚的新马泰过年。
真是，一个时代的过春节方式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一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回忆半个世纪的过春节真是感慨万千，感慨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足安康，感慨过春节内容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北京过大年
虽说来北京十多年了，但还没有在京城过过一个春节。每年的春节我们都是在外地度过的，对京味年的感受甚少。2009年的春节，我们在自己家里感受了京味年的盛况。
京城的年味，首先是从电视节目的视觉冲击开始的。刚进腊月，打开BTV电视频道，红红火火的色彩和金灿灿的光芒令人炫目。各种礼品的包装要么火红一片，要么红黄相间，要么金灿灿的耀眼；做广告的人们，衣着喜庆，大人们穿着红黄图案的唐装，小孩子们红帽红裤配以雪白的绒毛外套；大姑娘、小媳妇穿着花花绿绿的中式服饰在荧屏上穿梭往来，做着各种广告；电视剧频道播放的都是回家过年的片子；各个超市都在为人们准备过年的各种物品……将京城的年味渲染得沸沸扬扬，将中华民族过大年的传统文化向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展示得淋漓尽致。走进超市，各种年货诸如鸡、鸭、鱼、虾、肉摆满柜台；各种熟食、半成品在冷藏柜中整齐摆放；大米、面粉、食油静静地等待人们将它们扛回家；调料、干果、糖类希望人们光顾；各种时鲜蔬果没有南北之分，淡季旺季之别，应有尽有……它们无声地告诉人们物质的丰富、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富足……
小年刚到，人们就把小年当大年过。亲朋好友之间，同事同学之间，借小年之际，欢聚一堂，相互间送上美好的祝愿；把友好、感谢、感激传送到每个亲友、同事、同学的心中；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友情、爱情。随着大年的临近，各单位、各部门也为职工们置办了年货、礼品，将组织的关心、温暖送到每个职工的心中。随着大年的临近，人们置办年货的步伐越来越快，到了腊月二十九，年货全部置办齐全，只等大年三十，一家人一起做年夜饭，吃年夜饭。
吃年夜饭是春节各家各户最隆重的节目，将年味推向高潮。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成为十三亿中国人除夕夜的一道大餐，视觉盛宴，让人们期待、盼望。为了静静地、悠闲地、有滋有味地品尝它的滋味，人们早早地将自家的年夜饭放在4∶00~6∶00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