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我首先想到的是“乱象丛生”——我想大多数行当中人应该同意这种描述。扳着指头数一数，新文学肇始至今，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当然不乏争争吵吵，甚至相互攻讦。但是，若仅就乱象的流蔓之广和程度之深而言，当下的文学批评堪称空前。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直至90年代初，文学批评领域一度也被指责为“一片混乱”，但是，在我看来，那还不是真正的“乱”，那时候所谓的“一片混乱”更多地表现为，大门初开，大家蜂拥而上抢夺、圈占西方几百年来演练过的各种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不及消化，生吞活剥，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但是，文学批评基本的价值尺度还在，也就是说，在最基本的价值认同层面，大多数文学批评中人还有共识。90年代以后就不同了。当贩卖西方理论那一套渐渐式微后，今天文学批评的乱象更多地表现为价值标准的混乱。共识消隐，歧见和纷争成为主角。随便拿出一部当下的文学作品，有人可以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毫不吝惜地使用诸如“划时代”、“里程碑”之类的溢美之词，有人却可以把它贬得一文不值，狗屁不是，恨不能连同作者一起踹到十八层地狱去。
在这里，我不想再对所谓的“红包批评”、“圈子批评”、“哥们义气批评”发表看法了。这种“批评”在当下固然客观存在，也确实流毒甚广，但这不是文学批评本身的问题，而是批评者的“职业道德”、学术操守问题。在我看来，“为人民币服务”的批评、“为面子服务”的批评固然可怕，但比这更可怕的是真诚地在混乱，甚至是错误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下的批评。因为前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管嘴上怎么说、笔下怎么写，起码心里是明白的，后者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看似明白，其实糊涂。如果非要作个选择，我宁愿选择那个“假糊涂”的。
在一定的意义上，文学批评不怕乱，很多问题只有在争论中、在辩驳中才能逐渐明晰。相反，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失却了争论，失却了喧哗，那这个时代真正失却的恐怕要么是自由的话语空间，要么是批评者自由的思想能力，或者二者均已失却。我们在这里指责当下文学批评的乱象，当然不是企望历史重新回到那个众口一词、整齐划一的“一体化”时代，那样的批评无论表面多么强大，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病态的。并且，任何时代处于常态发展中的文学批评必然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玫瑰和牡丹之间有所不同，鲜花和小草之间高低有异都属正常，唯其如此，才能形成文学批评健康良性的生态系统。这种多样性、多元化在表象上也呈现为一种“乱象”。但是，我们当下的“乱象”好像并不属于这种性质。严格地说，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构成稳定的批评派别。很多我们熟知的著名批评家本身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都往往自相矛盾，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到下一篇文章中又那样说，成了“学术变色龙”。
再往深里说，多样性、多元化的文学批评，彼此之间的迥异之处，更多的是文学观念、理论主张、批评方法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当然可以带来价值判断上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绝不是挑战、颠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甚至道德底线。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差作品就是差作品。可以在具体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基本的共识仍然可以达成。这种共识得以达成的基础就是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中还存在这种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吗？我想，即便存在也是非常微弱的。为什么一部充满了阴谋、淫恶、丑陋、挑逗的低俗之作，却在某些批评者眼中成了有深度、有思想的惊世巨制？为什么只要有的作家在作品中稍微融入些许温情与善意的成分，就会立即遭到围剿，被斥为矫饰、虚假与浅薄？如果连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的问题都需要争论，都达不成共识，那这种乱象就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乱象，而是一种病态下的乱象。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对于批评家的希望”时说：“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我想，当代的批评者在摇笔放言之前，是不是也需要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先搞清楚？
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底线，冲破了这道底线，文学批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基础。在此我想追问的是，这道底线为什么会遭遇挑战？它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会存在两种情况。其一，“眼球效应”催生的副产品。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眼球效应”空前强大的社会。只要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眼球关注，那么许多名利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在某些批评者眼中，这种“眼球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如何让自己的声音为大家所关注，从而轻而易举地赚取知名度？如果你不想头悬梁锥刺股地痛下苦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出与众不同的另类声音。于是，深谙此道的某些学者就搜肠刮肚地故作惊人之语，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如何语出惊人呢？挑战基本的价值底线，闭着眼说胡话。也许几年前的“顾彬事件”很好地启迪了怀有这种心理的人。不管那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断言到底是不是出自顾彬之口，总之顾彬因为这样一句惊人之语一夜之间为大家所熟知，成了明星级的海外汉学家。紧接着，许多大学争相邀请顾彬前去讲学、作报告，甚至还被聘为某些高校的客座教授，一时间，顾彬可能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汉学家。客观地讲，顾彬是个称职的汉学家，这倒不是因为他在“垃圾门”事件中的“高论”，而是源于他长期以来以一个严肃的学者身份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请顾彬讲座、做客座教授都没有问题。但是，当这一切都发生在“垃圾门”事件之后，或者只是因为“垃圾门”事件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其二，解构主义时代风潮在文学中的投影。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解构一切、怀疑一切的时代风潮。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遭遇挑战，中国几千年来因因相习、代代守候的义利观、审美观、人生观被打破，甚至倒置。社会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道德标准，出现了多元化趋向。这种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无序化、混乱化，说到底是一种价值的迷失。比如，在幸福观的问题上，近来在某些电视相亲节目中出现的“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说法，其实质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迷失。当这种时代风潮投射或者说延及到文学领域后，不但一些作品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文学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却了方向。
文学批评的乱象丛生，其危害——如果我们不再持启蒙主义的立场（这在当下似乎是很容易遭人指斥的），当然也就不必妄谈它对广大读者造成的后果——最起码在文学批评本身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之于前者，我前面说过，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文学批评的底线，冲破了这道底线，文学批评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基础。乱象之下，溃不成军。既形不成有效的批评命题，也不利于自身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建构，更遑论批评的力量集成。之于文学创作则贻害更深。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常识大家都知道，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双翼，只有这两扇翅膀密切配合，相互策动，文学才能够健康发展。文学批评担负着对文学创作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的重任，是方向的规约和引领。作品诞生后，虽然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作者死了”，但是作家可能仍然活着，文学创作依然继续，那么，后继的文学批评如何评判这部作品，倡导什么，否定什么，当然会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当下乱象丛生的文学批评，实在理不出头绪，让文学创作一头雾水。在我看来，近些年创作界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轻视甚至蔑视文学批评的现象，其根源恐怕不仅仅是某些作家的浅薄与狂妄，“我从来不看关于我的批评文章”这样的傲然姿态背后，文学批评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呢？扪心自问，对于创作，我们的文学批评是否坚定了应该坚定的、否定了应该否定的，是否切中肯綮，是否具备有效的穿透力，是否对作家日后的创作构成助益？
如果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底气不足，那么，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回到原点，清理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