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运动在全球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迟子建并没有被这种种表面的繁盛冲昏了头脑，也没有在日渐汹涌的物质大潮里迷失方向。相反，她对现代文明的发展始终保持着本能的警惕姿态。这种本能来源于她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挚爱与留恋。所以，她在作品中以“忧伤而不绝望”的笔法，为我们开列了现代文明的诸多病象。同时，迟子建还在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疗治这些病症的一剂良方：回归自然。只有回归自然，人类才能重新找回自我，放飞自我。
三、东北地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酵母
学界一般认为，与吴越、齐鲁、湘楚等中原文化相较，东北地域文化是一种后发型的文化形态。而恰恰就是这种后发性，使东北地域文化至今还保留着某些前现代社会的因子。这些因素往往被我们作为当下现代性诉求中的羁绊力量而加以批判。但是，凡事都需要一分为二，辩证对待。东北地域文化中的某些传统观念虽然看似古旧，甚至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有时候却能与我们时下的科学观念暗相契合，从而具有积极的当下意义。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东北地域文化中所蕴含的朴素的生态意识。
（一）东北地域文化中的自然崇拜情结。一般认为，自然崇拜是人类初级阶段基于有限的认识能力而产生的一种普遍性的信仰行为。但是，这种原本应该发生在人类初级阶段的信仰行为，在当代关东文化中却依然留有遗迹。比如对“天”与“地”的崇拜。据《海城县志》（六卷·一九三七年铅印本）载：“天地，即上帝。查旧历新年，民间所供天地牌位，上书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位，则知所谓天地者，即造物主也，与耶教、回教所崇奉之上帝无异，不过彼为一神教，此为多神教耳。”又载：“土地，即古之社神。俗谓土地为冥间地保，凡初亡者皆归此处，故丧事报庙、送行皆在土谷祠。城镇、乡村均有此庙，年节、朔望，附近居民多焚香往拜。”如果说对“天”与“地”的崇拜是华夏民族早期的共有信仰，非关东居民所独有，那么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的崇拜则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东北许多少数民族，如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都认为自然万物全是有神灵的，因此将其神化，分别称为“太阳神”、“月亮神”、“北斗星神”、“山神”、“河神”等，并对其加以虔诚祭祀。进入当代社会以后，关东文化中的这种自然崇拜情结大大弱化，但并未完全消失，有的时候还以其他各种形式若隐若现地存活着。
（二）东北地域文化中的动植物崇拜情结。东北地区山高林密，水土肥沃，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各种动物和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遂形成了动植物崇拜的情结。动物当中，受到“礼遇”最高的当属狐狸和黄鼠狼，被称为“狐仙”和“黄仙”。《义县志》（十八卷·民国二十年铅印本）载：“狐仙讳称‘胡仙’，云系千年得道老狐能予人祸福。其庙或称‘胡仙堂’，或称‘大仙堂’，笃信而祀之者甚夥……更有所谓‘黄仙’、‘常仙’，亦多供奉。黄仙者，黄鼠狼；而常仙则长虫（蛇之俗称）也。”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熊、鹿、鸟、狗等都曾经成为他们的图腾崇拜物，比如鄂温克人称公熊为“和克”（祖父），称母熊为“额找”（祖母），猎到熊吃熊肉时，吃肉的人要先学乌鸦“嘎——嘎——”地叫，表示“是乌鸦在吃熊的肉，不是我们在吃熊的肉”。另外，东北民间对植物的崇拜也很多，尤其敬奉年长日久干粗冠茂或生命力持久的树木。“蒙古族有祭尚西的仪式，尚西，在蒙古语里是独棵大树或神树的意思，祭祀时要用鲜花和布条把这棵神树装扮一新。届时，全体信男信女群聚于大树下，由萨满击鼓奉经。要给神树献全羊。”而辽宁的许多地方则有敬柳、崇柳的习俗。
其实，关东文化中的自然崇拜与动植物崇拜，与当地的萨满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萨满教是一种多神教，它的基本观念就是有灵论和有神论，即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神灵的，神无所不生，神无所不有，神无所不在。这种泛灵、泛神的观念使萨满教将几乎所有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事物都作为了崇拜的对象，其中就包括天地自然、风雨雷电以及各种动物和植物。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在东北过去时代的广大地区，萨满教是一种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原始的、土著的民间宗教形态，是东北诸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对民间的和民众的心理状态、精神生活和现实生存具有潜在的，有时是非常重大的影响。萨满教在东北地区的广泛传播，无疑在客观上扩大和巩固了东北民众的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倾向。
（三）渔猎活动中形成的规俗禁忌。渔猎文化是关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渔猎经济曾经在很长时期内占据着东北地区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后来，农耕经济将其取而代之，但长期渔猎活动中形成的规俗禁忌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比如，猎民在狩猎中十分讲究“打亏情”。“所谓‘打亏情’，是指有的‘初把’（初次狩猎的人）上山，不该打的打了，该晚打的早打了，等等，这些都是‘打亏情’。这样的事一出现，把头（也叫炮头）立刻就命令大伙扔掉吃的，下山，表示对山林的忏悔。”同时，狩猎帮还讲究春不打母——雌性野兽春天要下崽；秋不打公——雄性野兽秋天要配种，传宗接代。比如鹿，只有冬天才打。“打喂子”（一种狩猎方式，在一个固定地点投放食物，使猎物常来吃，然后寻机捕猎）时，也不是见鹿就打，而是打那些吐“草饼子”的老鹿。另外，“狩猎很讲究什么时候打荤，什么时候打素，不能乱打。打大牲口（虎、熊）时不打小牲口；打小牲口（兔、野鸡）时，不打大牲口；打老虎时其他野兽一律不打”。猎人们常说：“别把山场打‘浑了’！”
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家园，不但为我们提供栖居之所，还是我们的衣食之源。没有大自然就没有人类，更遑论果腹遮体。因此，无论从感恩的角度，还是从人类未来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对大自然报以敬畏之心、尊崇之心，善待自然，而不是强暴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这是生态自然观最起码的理论起点。从这一点上说，关东文化中的自然崇拜情结是符合生态自然观的精神要义的。在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中，各种动物和植物一直与我们心手相牵、密不可分，它们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离弃的朋友。关东文化中的动植物崇拜赋予了普通动植物以生命的尊严，对于动植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东北先民而言，无论是自然崇拜，还是动植物崇拜，都只是出于一种祛病攘灾、祈求平安的朴素愿望，并未上升到保护生态平衡的理性认识高度，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客观上具有生态学的价值和意义。与此类似，渔猎活动中形成的规俗禁忌，充其量也只是为了自身的渔猎活动能够为继。所以，我们只能将这些思想和观念称为生态的“酵母”，或者称为朴素的生态意识，它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生态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我看来，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中所渗透出的生态意识，与关东文化中的这种生态酵母有着很大的渊源关系。文化，尤其是地域文化，从其形态上讲就是一个“场域”，或者称为“气场”，它对身处其中的生命个体的影响，既是无处不在的，又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从迟子建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对关东文化中的民俗信仰、风物人情、历史传统等可谓了如指掌，信手拈来，游刃有余。这是迟子建自幼身处其中、耳濡目染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么关东文化中的这种朴素的生态意识传统当然不可能被单单滤去，必然也会对迟子建的人格形成、思想建构发挥作用，并进而内化到她的思想体系之中，成为世界观的构成因子之一。这种构成因子在主体的创作活动中又会适时而出，外化到文学作品之中，形成作品特有的生态意识。
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推理，更为有力的证据还是存在于文本之中。遍览迟子建的作品，我们看到，迟子建的生态意识始终是与“灵性”胶着在一起的。在她的笔下，人与自然之所以能够和谐共生、平等相处，是因为自然万物都被赋予了灵性，而非静态的、物化的自然本身。比如，在迟子建的艺术世界里，鱼会流泪，牛会思想，狗能听懂人话、善解人意，马对主人忠心耿耿、至死不渝，猎鹰也能够领悟主人的爱恨，为主人报仇……《额尔古纳河右岸》更是通篇充盈着神性的光辉，让人惊叹不已。如徐坤所言：“所有这些普通的植物动物和自然物体，一旦到了她的笔下，立即熠熠生光，都像人一样活起来，又都像神一样蕴涵着某种昭示。”这与关东文化基于神灵化基础上的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是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的。
当然，迟子建的生态意识还与东北地区，尤其是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地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一个身居乡村，在乡村的绿树浓荫、秀水清山中度过童年的人，一旦被抛入沸反盈天、烟尘滚滚的都市，是很容易怀恋故乡、怀恋山水的，尤其是对迟子建这样一位感伤型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