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风也是当代作家习惯的深入生活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一般是短期性的，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两个月。这对作家开拓生活视野，增加生活积累当然也有裨益。但是，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方式能够达到的对生活的深入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与蹲点式的长期深入生活当不可同日而语。
与五六十年代相比，今天的文化语境和文学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入生活这一文学命题虽然因为蒙覆着历史的尘垢而貌似老旧，但是，这并不能遮蔽住这一命题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深入谁的生活，以怎样的方式深入生活，只有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才能被充分展开。当年许多作家深入生活，多是带着选题、带着任务出发的，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短期功利性。今天的作家拥有更加自由的选择，更为放松的心态，少了束缚，多了优游，对生活本身的切入、体悟也应该具备了更为深入的可能。
三
对作家而言，深入生活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创作，没有作品站出来说话，一切都是苍白的。两次深入生活的经历给孙春平带来了创作上的巨大收获。在此，我不想从作品数量的角度来论证这一问题——虽然在这方面孙春平毫不逊色。与数量相比，我更看重作品的质量和成色。当然，对于一位始终不满足于现状，一直努力寻求突破的小说家而言，我们不能将他所有的进步都归功于一两次深入生活的经历。深入生活不是灵丹妙药，不能包治作家创作中的一切疑难杂症。即便会对创作有所助益，也不一定立竿见影，深入生活所获取的一切都将进入作家的“库存”，慢慢吸收，慢慢消化，最终再渐次地呈现到创作中。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孙春平这些年来小说创作上的变化一直是缓慢地完成的。从这种缓慢的嬗变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作家超越自我的艰难。孙春平把作家的这种自我超越喻为登山，要想抵达一个新的高度，“除了自己的努力，还需要外在力量的推进”。在他自己看来，他这两次下去挂职深入生活，“其实就是寻找一种外在的推进力量”。
纵观孙春平这些年来的小说创作，我尤其看重他近两三年来的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既是他长期以来深入生活，从而对人生、对文学有了新的发见的结果，也是他在创作上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中体现。
首先，好看的故事与有重量的小说。
无疑，小说与故事存在着先天的亲缘关系。虽然在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诗化小说的一脉，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另外一种讲故事的策略，即意境因素在故事中的融入，并且，诗化小说也仅仅是淡化故事情节，而非彻底消除。中外古今，一切小说都是依靠故事的支撑而挺立起来的，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好的小说家先天地就应该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却未必会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这是因为，小说，除了故事外，还须具备故事之外的其他东西。换言之，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而不是故事，就是因为小说里面含载的不仅仅是故事，还有它的精神底色。
孙春平的小说好看，这几乎是所有读过他作品的读者的共识。而这种“好看”主要地就是来源于他的小说里面总是包含着一个好看的故事。孙春平能编故事，会讲故事——这可能与他出身满族，受满族说部艺术的影响有关吧。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有好看，只有让读者读下去，小说所负载的精神内涵才有可能被送达到读者那里。但是，如果一个小说家只满足于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或者说好看的故事下面附着的精神重量不足，那他/她也难以够得上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我看来，孙春平近期小说创作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摆脱了以往创作中对故事本身的过分迷恋。
迷恋于故事，在孙春平之前的小说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作品取材而言，多选择具有悬疑色彩、传奇意味的故事结构作品。不必谈他创作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公安侦破系列小说，如“小兵破案系列”等，因为侦破题材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悬疑的解密过程。其他题材，比如堪称姊妹篇的《老师本是老实人》和《老师本是解惑人》，前者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高中教师于力凡打造成了一个手眼通天，连市长也要深夜屈驾拜访、求他施展法力的“超人”；后者则更具“故事性”：大学副教授廖柏木巧妙地帮助女学生杜小黎摆脱因为第三者插足而遭追讨的尴尬，进而生出暧昧，又因一个风尘女子的介入而生芥蒂，最后杜小黎情有所归，不想男友却是一个在逃犯，杜小黎被杀害。廖柏木悔恨难当。这两篇小说的背后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意义，但是，当故事本身被演绎得过于曲折、花哨之后，小说承载的精神内涵就被冲淡了。其二，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孙春平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具有传奇色彩，神机妙算，精于韬晦。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岳母大人》这个中篇。作品中，“岳母大人”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太太运筹帷幄、未卜先知，先是通过买早餐巧设机关考验准女婿，在“我”和妻子闹矛盾难以化解时又假装生病，让“我”背她去医院，一箭双雕，既不动声色地“惩戒”了“我”，也让妻子怨恨尽消。单位分房，谁都不愿意要的把山一楼，岳母却主动收归名下，众人不解，母女反目。几年后妻子下岗，经岳母点化，利用临街一楼的独特优势开起了粮油店，收入不菲。孙春平其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也都不同程度地具备这一性格特征。
我一直认为，用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抓住读者并非难事，因为这个曲折的故事本身天然地具备粘合力，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潜意识中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对一个作家而言，如何将平常人的平常事诗意地呈现出来，并赋予它精神性的价值，这是对一个作家功力的考验。今天，孙春平的小说依然好看，但是，今天的“好看”更多的是铅华褪去的淳朴，是平常心包裹下的从容和淡定。我尤其看重孙春平近来的两部短篇小说：《皇妃庵的香火》和《拆了墙是一家》。如《皇妃庵的香火》开篇所说，“皇妃庵”这个名字很能让人生发新奇和联想：“肯定有故事，一个皇字，一个妃字，再加上一个庵字，还能没故事？”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读者的这种联想设计开去，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平常故事。铁路工人蔡林忠出于善良收留了流浪女马菊香，并与已有身孕的马菊香组成家庭。两个女儿相继出生，一盲一聋，为了给母女三人“争取一点生存的空间”，蔡林忠“抛舍了还很强壮的生命”。至此，小说虽然令人感动，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无奈的悲情故事。小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后半部：蔡林忠去世后，马菊香母女三人用蔡林忠的抚恤金开了一家小超市，并无偿收养社会上的弃婴。他们的善良感化了周围的人，超市虽然近乎无人看管却每月均有盈余，还时常得到人们偷偷的捐赠。蔡林忠去世后，母女三人突然间都信了佛，张口闭口“阿弥陀佛”，还请画家按照蔡林忠的脸盘和眉眼画了一张韦驮像：“纸上的韦驮酷似蔡林忠，不光貌似，尤其神似，特别是那双眼睛，刚毅里透着温和，厚道里蕴着祝福”。“这幅画中的韦驮既有宗教人物的空灵，又带了尘世间的情意”。作品的隐喻意义显而易见：蔡林忠一家以“善”为香火，代代相传，他们虽为凡人，但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抵达了宗教般的高洁和纯粹，反过来，宗教上空灵的“善”，只有接了地气，沾了烟火，才皈依了“善”的本义。这既是对美好人性的讴歌，也是对民间留存的善良的礼赞。由此我们看到，孙春平对精神底蕴的关注已经超越了以往对故事本身的依赖。我愿将此视为孙春平小说创作中一个巨大的飞跃。
与此相比，《拆了墙是一家》的意义在于，作者对民间伦理道德的审视更加深入一步，既不是完全的批判，也不是单纯的褒赞，而是在俯仰之间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真实。这主要体现在夏家夫妇身上。一方面，他们身上残留着民间文化中的粗俗和保守，夏嫂动辄破口大骂，“站在家门前，一手叉腰，一手抡舞，唾沫星子满天飞，骂上半天不觉累，骂上半天还不重样”，俨然泼妇一个，同时，重男轻女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一连生了三个女孩，还想誓死再生个男孩，为了生个男孩，夏嫂甚至荒唐地向耿玉林“借种”；另一方面，夏家夫妇又有着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宽阔胸襟，情意绵长。在耿家三龙患白血病生命危急之时，夏嫂毅然抛却维护个人脸面的念头，宁愿让自己“借种”的闹剧败露，也要不远千里找回她和耿玉林生的四凤为三龙捐献骨髓。“那边是为救一条人命，这边是护着一张老脸，咋算计，也是命值钱。”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最朴实的思维逻辑，但是，这朴实的思维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至此，作者将民间普通人斑驳的精神镜像生动而真实地送达读者面前。我相信，这是对民间文化没有深入触摸的作家无法做到的，而这种触摸正是孙春平长期深入生活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