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绑缚在文学身上的意识形态因素的渐趋弱化与剥离，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实世界的畸形紧张关系日渐舒缓，文学有了更为轻灵的身姿，得以在更加广阔的天地内自由地飞翔。当代文学的多元化态势也在这种主体自由性获得的同时成为一种不争的现实。一方面，一些作家从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转而趋向对个体心灵世界的探索，私人化写作在1990年代以后蔚为大观；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将写作的路向由以往对现实经验的较多依赖转向更多地以才气和想象作为支撑，从现实世界中抽身而出，以完全虚拟化的笔法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诸如新历史小说等即可引为佐证。上述两种创作潮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尤其是将其置于此前文学一体化历史格局的背景之下，意义就更加非比寻常。但是，个人化写作和新历史小说历史合法性的获得，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放弃对现世界的书写与观照。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此前着力讨伐的是文学对现实的非文学阐释（比如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和“传声筒”），而不是提倡文学应该逃离现实、规避现实。任何时代的文学，其内里都应该是指向现实世界的。
但是，19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在现实世界面前却遭遇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和挑战一方面来自于社会现实自身的突变，计划经济的终结、市场经济的兴起，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各种新鲜事物的不断涌现……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往往让身处其中的作家迷离茫然、不知所措；压力和挑战还来自于文学对现实的阐释能力的匮乏。在此之前，这似乎是一个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巨大规约使作家无面过多地考虑如何对现实进行阐释，已有的官方意识形态取向就是作家阐释现实的标杆和模板。但是，当这种标杆和模板不再成为标杆和模板之后，文学如何阐释现实？作家们就显得有些茫然。
孙春平一直是一位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执著探索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切近现实世界，堪称“贴着地面飞翔”的作家。笔者在此将孙春平的小说创作纳入研究的视野，无意于将其进行历史性的定位，从而标识出他在书写现实中所达到的高度，而在于将他近期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变呈现出来，从而引发关于当下文学如何表现现实、如何阐释现实的一些思考。
一、现实的丰富性及其文学呈现
现实世界永远是丰富的，甚至是驳杂的。如何将这种丰富性最大程度地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不是主观地进行简单化的处理，是对一个作家处理现实题材能力的巨大考验。
《学者出行》是孙春平发表于2002年的一部短篇小说。主人公冯先生是一位大学教授，每个周末都要乘火车从学校赶回另一个城市的家里。昔日的一个学生现在官至铁路分局局长，受局长之命，列车长每次都把手持硬座车票的冯先生请到软席车厢“优待”。对于这份格外的照顾，冯先生受之难安，于是不辞劳苦地改坐其他车次。可以肯定的是，孙春平的这篇小说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的。社会的转型、商品大潮的奔涌，使原本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阶层也被裹挟其中，许多知识分子人格沦落，底线失守。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作家以高度的责任感塑造了一个甘于清贫、甘于坚守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作品让人留有遗憾之处在于，冯先生这个人物好像先天地就具备抗侵蚀的能力，一切不正之风在他身上都是失效的，他好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在作品中，享受软席优待不仅仅是一个乘车的小问题，它隐喻的是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各种诱惑。这种诱惑在冯先生那里真的那样苍白无力吗？人物在这种诱惑面前有没有内心的挣扎？有没有彷徨？这些问题不解决，作家无疑是背叛了现实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同时也使人物扁平化，缺少立体感。在这方面，我倒是很推崇阎真的《沧浪之水》。池大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清高、自负，不屑于“曲眉折腰事权贵”，虽然最后他放弃了坚守的立场，但这是在重重的现实挤压之下，在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一步一步完成的。如果先天地就将池大为设定为一个百毒不侵的超人或者一个阿谀逢迎的小人，未免过分简单地想象了现实的丰富性，这样的作品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与《学者出行》形成对比的是孙春平新近发表的《一树酸梨惊风雨》。应该说这篇小说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在人物塑造方面，一个三万字的中篇，却林林总总地塑造了几十个人物，重点描写的多达十三个（这十三个人物的名字构成了全篇十四个小节的标题），且平均分摊笔墨。许多人物在身份和性格特征方面也多有重叠之处。但是，这篇小说在对现实丰富性的把捉和呈现方面却较孙春平之前的作品有了很大提高。省国税局要在上河湾村建一处大型培训中心，消息传来，村民们纷纷行动，连夜盖房搭屋，以骗取搬迁补偿款。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作家没有简单地设置一个“善”的化身或一个“恶”的代表，也没有将这一事件描述成两种势力、两股力量的斗争——虽然这是当代现实题材小说惯有的模式，也是孙春平此前许多作品惯用的手法——而是以这场最终落空的闹剧为中心，勾连出了一个网状结构，这个网状结构可以被视为一个自足的小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物、各种关系丝缕毕现，芸芸众生相在其中暴露无遗。秦建成、刘大杰等大多数村民忙于抢建临时性房屋，宋元奎则抓住时机装神弄鬼，靠看风水驱邪祟骗取钱财，宋奉林在自家的门口拦路收费，村主任刘志威表面按兵不动，貌似境界高远，私下却暗渡陈仓，委托亲友代为建房，副县长岳栋把这件事看作是和儿子所在部队的首长进行交易的砝码，以不处分泄密的秘书牛瑞娜为条件，换取牛瑞娜丈夫在部队对自己儿子的提拔、关照，《关东瞭望》的记者则把这件事当成了敲诈勒索的绝好时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一个小山村，但作品发人深思的远不是仅仅存在于部分农民身上的劣根性，它把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种人物囊括其中，给他们各自的舞台让他们尽情地表演，从而展示在一个“趋利”社会中人之种种样态。这样，小说就摆脱了《学者出行》一类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单线结构，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为丰富的现实镜像来审视现实、观照现实。如果说孙春平《学者出行》等早期作品建构起来的是一种线性结构，或者是一种平面化的结构，那么《一树酸梨惊风雨》等近期小说则建立起了一个立体的“场”，把人物和问题放在这个“场域”中进行表现。而现实世界的丰富性恰恰就表现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同的场域中才得以存在的。
当然，文学的意义不在于还原现实。但是，如果把一个丰富、缠绕的现实世界简单地处理成非此即彼或只有彼此的构成，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在当代文学史中，很长一个时期内，许多作家习惯于在文本中把现实世界作切割性的划分，光明与黑暗，善良与罪恶，崇高与渺小，无私与自私，无畏与怯懦，问题是，这种先验的设定是否符合现实的本来面貌？这种二元的思维模式是否遮蔽了现实社会的丰富性？尤其是当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越来越驳杂、越来越趋向多元化的时候，这种先验的本质设定还有效吗？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文学应该如何表现现实？
二、站在远处与突入其中
有学者这样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学：“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所谓大时代，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所谓灵魂受苦，是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来，心思散乱，文笔浮华，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耍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感，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此言尤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从作家那里感受不到切入肌肤的痛感，在如沟如壑的苦难之中，我们也感受不到作家的悲悯精神。在阅读许多反映当下现实生活小说的时候，我常常产生这样的感觉：故事越写越精彩，情节越来越丰富，技法也越来越高明，部分作品甚至不乏一两点真知灼见，但始终感觉不到攫人心魄的东西。我们可以不怀疑作家的立场，他们对现实之“丑”之“恶”的展示也许是出于批判的目的“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也可以不怀疑他们对“善”与“美”的肯定和褒扬，因为在“丑”与“恶”的对面，作家们并没有忘记设置一个“善”与“美”的化身。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站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人要么麻木不仁，要么别有用心？在“丑”与“恶”面前，他脸上的表情多是隐隐的窃喜，在“善”与“美”面前，他又显得假仁假义，缺乏真诚。
在现实的苦与乐、悲与喜面前，作家需要真正地沉潜到生活的内部，切实地体验生活中的善美丑恶，用对生活的“拥入”来激发自己的大爱大恨。如果作家始终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那么是很难生出撼动人心的真情实感的。“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只有突入现实、从现实内部生长起来的生命，才是能够感受现实律动，与现实同悲喜、共命运的生命，以这样的生命底蕴作为支撑的文学才是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文学，才是有大爱和悲悯精神的文学，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文学。
可喜的是，孙春平的近期创作已经有了向这方面努力的迹象，虽然这还只是一种初见苗头的端倪。孙春平之前的很多作品，诸如《老师本是老实人》、《为烂杏买单》、《乱季》等，多把笔触指向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精神层面的异化，但是，和当下大多数此类题材的小说一样，字里行间缺乏主体精神的介入，与恶，没有怒发冲冠的痛感，与善，缺乏心底流淌而出的温馨。当年胡风在批评张天翼的小说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提醒：小说家“在现实生活里面看到了凡庸，可笑，丑恶，忍不住要嘲笑，暴露，但我们希望他不要忘记了，如果他自己站得太远，感不到痛痒相关，那有时就会看走了样子”。因为站得太远，所以作品就无关痛痒，缺乏震撼力，甚至让我们怀疑作家的初衷。包括孙春平在内的当代许多作家在现实面前的悬浮感、隔离感，多与此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