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启蒙文学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1920年代“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是在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之初。这两个时期都是文学声名显赫、万众瞩目的时代，但是，遗憾的是，辉煌往往是短暂的，两次启蒙文学都是昙花一现。“五四”启蒙文学在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胡适、刘半农等一大批启蒙文学大师和经典文本后，伴随着救亡的隆隆炮火，启蒙文学阵营内部迅速分化，一部分人挑起左翼文学的大旗，加入到救亡的呐喊声中，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躲进书斋，精心雕琢起“闲适”的文学。如果这一次启蒙文学迅速消逝的原因像李泽厚分析的那样，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的话，那么第二次启蒙文学高潮的戛然而止似乎是无疾而终。以伤痕文学为起点，新时期启蒙文学在经历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之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是颓势毕现，不能自已。19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利益优先原则成为一切领域的金科玉律，文学像一位曾经身处名门的贵妇，在经历了不屑、愤懑之后，终于不堪忍受失魂落魄的孤寂，向大众投去了谄媚的微笑。而一旦这种谄媚被接纳，甚至获得了回报，无论是贵妇还是文学，都很容易、很愿意忘记自己的过去，虽然过去曾经有过辉煌，但浮华的辉煌实在抵不过金钱的诱惑，何况辉煌已是昨日黄花。在这样的情境中，如果还有人不合时宜地重操旧话，以“启蒙”之语云云，那他遭遇的只有不屑和嘲弄。事实也恰恰如此，90年代之后，启蒙文学在欲望化书写、私人化写作的喧闹声中，显得那样的孤寂无力。启蒙失效了。
对于两次启蒙文学“短命”的原因，学界早有探讨，但切入的角度多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学外围因素。本文要强调的是，启蒙文学的世纪兴衰，自然有不可忽视的外力因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一切外力要想最终有效地作用于文学，中间一道不可逾越的桥梁就是创作主体。只有作用于创作主体，并影响、改变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才能间接使其自身显现于文学创作之中。因此，我们对于启蒙文学的阐释，创作主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关照因素之一。和作用于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因素相比，创作主体主观精神世界的改变要更为直接地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这是一种更为内在的驱动力。在这里，我们不想把对启蒙文学的主体探究，仅仅局限于启蒙文学作家或者整个作家群体——当然他们也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我们的视野在于所有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对宏阔的视野内，我们的考察才不至于走入偏执和极端。
一、五四启蒙文学：乱世中的精英话语
“启蒙”的英文为“enlightment”，是“照亮、点燃”的意思。康德为“启蒙”下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接着解释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无疑，“启蒙”是一种关系行为，是一种主体见之与客体的行为。无论是词源学意义上的“启蒙”，还是康德定义的“启蒙”，都承认了这样一个先在的前提，就是启蒙者对启蒙对象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无论对启蒙运动还是对启蒙文学来讲（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具有先天的优越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优越感与其说是来源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独享，毋宁说是来源于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同构。几千年来，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或科考，或举荐，知识分子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御用”立法者和制度维护者。辛亥革命后，封建制度被废除，知识分子的传统缙绅之路被堵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先天优越感的破灭。相反，在“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空前强烈，这一时期，他们是以昂扬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知识分子的这种精英意识首先来源于当时混乱的政治格局。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并起，国势衰微。到“五四”运动前夕，更是军阀割据，各霸一方。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说：“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疠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内忧外患的困扰，激发了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勃勃雄心，而这种“拯救黎民于水火”的努力，反过来又为知识分子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最起码是赢得了大众的期许和认可。另外，这种分崩离析的政治格局，也为知识分子最大程度地提供了张扬自我的空间。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时期几乎是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对知识分子监督、控制最为松动的时期。当然，这倒不是一种策略性的行为，而是无暇于此。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尊崇各种学说的知识分子都获得了言说自我的机会。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既有西装革履、倡导新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也有长袍马褂、拥护帝制的刘师培、辜鸿铭等。在激烈的指责与对抗中，持各种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相当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学说才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已经成为世纪绝唱，不可重现。“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血与火的残酷斗争，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特立独行的风采和个性不可能形成传统并且延续。”这也是后来启蒙文学不能为继的重要原因。
如果再考察一下当时知识分子的收入情况，那么我们还能够从经济学的角度找到一些知识分子们精英意识产生的缘由。据史料记载，1926年左右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授，月薪是国币四百圆。四百圆国币是什么概念呢？按当时的物价水平，雇了一个做饭的保姆，月薪是三圆，包了一个黄包车，月薪是五圆，当时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标准是两圆钱。鲁迅还不是最多的，胡适等当时更为知名的教授的薪水更高。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是相当高的，他们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十足的“中产阶级”。
作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甚至比当时其他的知识分子更具有自信的理由。这种自信来源于当时人们对文学政治功用的夸张性期待。自晚清以来，梁启超等很多志士就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到了1920年代，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深信不疑地认为，文学是启迪民众、除旧布新的一剂良药。这也是文艺在当时凝聚人心的重要因素之一。起初赴日本学医的鲁迅，在经过“幻灯片”事件之后，也改做文艺。“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同样是在这篇《呐喊·自序》中，鲁迅将自己比作“铁屋子”里唯一的清醒者，将当时的民众比作“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这种比喻虽然暴露了鲁迅当时作为启蒙者的孤独感，但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同时也彰显无遗。鲁迅始终对启蒙持怀疑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启蒙文学创作，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诸多名篇，成为揭露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重磅炸弹。
启蒙文学之兴，光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在内忧外患、灭种亡国的危急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不乏这种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既是指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责任感，更是指启迪民众的责任感。如果“我们”不去“扶助”“一般无知无识的诚朴的农民”，“那么还有谁肯扶助他们呢”？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甚至有一种狂傲的味道，但却极其准确地表明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昂扬自信的姿态和责无旁贷的担当意识。
“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是在这样既混乱又积极的时代语境中，启蒙文学临危受命，并且迅速达到高潮。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创作实绩，“五四”启蒙文学都是历史上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在这道独特的历史风景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成为促使启蒙发生并维系下去的重要条件。同样，启蒙文学在1930年代逐步式微，直至最终消逝，知识分子的这种精英意识的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这样表述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弱化就成为启蒙文学衰落的唯一原因。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姜义华等提出的“理论缺位”说，以及有的学者提出的“文化无根”说等都有其合理性。我们要考察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主观精神层面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又对启蒙文学发生了哪些影响。具体地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已经远不及“五四”高潮时期，精英意识逐渐淡化，启蒙的心理条件逐渐消失。比如，成仿吾就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指出，“五四”知识分子对于时代没有充分的认识，对于思想和知识缺乏充分的了解，所以新文化运动“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因此，他认为，革命的知识分子“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这种对“五四”启蒙和知识分子作用的重新评定，无疑会极大地瓦解当时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其一，革命遭受挫折，走向低谷。“五四”时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也是一个激情四射的时代，知识分子们对未来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但是，历史是残酷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走向低谷。启蒙文学作家们也由当初兴奋的“呐喊”，转为忧心忡忡的“彷徨”。当初“自我崇拜”式的自信遭到怀疑。
其二，革命文学兴起，文艺思想由“化大众”转为“大众化”。“五四”文学的主题是反封建，而30年代文学的主题是反资本主义。时过境迁，“五四”时代构建起来的理论话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30年代初，“五四”文学革命中意气风发的猛将刘半农在回顾“五四”的时候就不禁慨叹：“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刘半农的感叹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这种情绪相信是当时许多启蒙斗士们所共有的。但是，启蒙文学的衰落并不代表文学的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文学蓬勃兴起，当仁不让地取代了文学革命当初的辉煌。革命文学和启蒙文学的指导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启蒙文学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的启迪和呼唤，是打造“个人英雄”的文学；革命文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线，认为工农大众才是历史的缔造者，是反对个人主义而以群体至上的文学。20年代末，蒋光慈就提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文艺思想其实是历史观的反应。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30年代文学这种策略性的文艺思想在心理层面上解构了此前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促使他们必须融入大众，而不再是居高临下地教化大众。
我们前面讲过，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是启蒙文学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只有启蒙主体认为他自己在精神上优越于启蒙对象，他才会产生启蒙的冲动。相反，如果历史反复告诫启蒙主体，或者连启蒙主体自身也心甘情愿地相信他自己确实落后于启蒙对象，那启蒙也就无从谈起了。30年代启蒙文学的终结就是在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幻灭中发生的。
二、新启蒙文学：重寻精英梦
新时期启蒙文学又被称为新启蒙文学，一般是指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寻根文学结束这一段文学。先锋文学的出现被看作是第二次启蒙文学落下帷幕的标志。照比“五四”启蒙文学，新启蒙文学情况要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