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了规范成员的言行，制定或约定俗成地形成了有关人员要共同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共同组成的体系就是制度。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我们在这里临时将制度分为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并将宏观制度界定为社会管理制度，微观制度界定为单个单位的管理制度，如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制度还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制度，另一种是实际制度。抽象制度就是还仅仅是形式上的，许多是南文字来表现的制度，抽象制度并不一定得到实施，或者不能实施完全到一定的程度。实际制度指实际运行的制度。
如一个私营企业，制定了许多重视政治学习、善待工人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有详细的条款，都挂在墙上，制度的内容如每个星期每个车间至少组织员工读报和讨论两个小时以上，工人一年有15天除法定假日以外的工资照发的假期，这是抽象制度。实际上这些制度能否完全实施，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而现实中实际运行的制度，就是实际制度。本书如果不特别说明，所说的制度都是指实际制度。
假货同宏观制度的关系
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本书临时将制度分为集权制度和分权制度，同时将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进一步分为宏观集权制度和宏观分权制度，微观集权制度和微观分权制度。宏观集权制度是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并且各级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程度还很高的制度。宏观分权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将经济的权力分散到地方，并且尽量由民间经营，经济主体自负盈亏；政治权力中的相当一部分也由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行使，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有很大的自治权。
在实际存在的社会形态中，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集权制度和分权制度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甚至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二者有时界限并不分得很清楚，通常是混合在一起，同时还呈现二者此强彼弱，互相交替的状况。集权制度和分权制度在历史上都源远流长。我国夏商时期，宏观集权程度很高，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国王手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王的土地通过农村公社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给国王纳税进贡，供养各级统治机构和军队。到了周朝，宏观集权有所减弱，分权得到了增强。周朝分成众多的大小诸侯国，各诸侯国高度自治，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管理所辖的地域，自行征税，互相征战，最后归并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再后来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在政治上又高度集权的秦朝。汉朝取代秦朝后，一直到清朝，宏观集权和分权一直是反反复复地强弱交替。
经济上，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逐步走向了地主制，即许多土地为具体的国民占有，自己经营，或者向别人出租，收取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国民可以向大自然采取以及制造、贩卖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些生产和生活资料所有权属于自己，可以在集市上同别人交换，自负盈亏。但许多重要的物资由政府专营，如盐、铁，甚至还有茶、酒、矾、香料等。政府还设立官工业，指定民间工场生产供应官府使用的舆服、奢侈品、武器等。民间一律不得自主生产属政府专营的商品。
还有国民向政府纳贡的制度，纳贡物品有农业特产、手工艺品以及奇花异草等，无所不包，都是无偿的、强制的。政府还规制交易，商品入市必须按地点即肆分类置放。政府派出的肆长管理一切事务。政府还规制肆中的交易，商品的价格，交易的时间，度量衡具，在肆中开业的铺户，都须到政府登记注册，以使政府明了他们盈亏等经营情况。在古代，我国的政府组织也一直深入到村庄基层，层层网络型的政府机构，将全国分散的地主和小农经济组织起来，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这种情况。
西欧的情况是，在古代，“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即国家土地分成了公社财产和私人财产两种形式，个人独有的个人具有处置权。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建立了以城堡为中心的城邦，城邦具有完全的独立主权。罗马则是农业氏族公社，由300个参加这个公社的贵族氏族组成，最高机构是300个氏族长老的会议，叫长老院。每10个氏族结成一个联盟，每个联盟都有全部能拿起武器战斗的男性公民组成的人民大会，国王是罗马的最高军事统帅、主祭司、审判官和元老院的首领。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也有官工业，但民间工业和贸易一直相当发达，罗马的城市也有很高的自治权。
到了罗马帝国后期，许多大土地所有者在掌握了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后，建立了庄园。大庄园经济上自给自足，有自己的武装，甚至法庭和监狱，成了事实上的独立体。和罗马帝国同时期存在的，还有一种日耳曼氏族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农民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经济整体，公社只是农民集会决定公共事务时才体现的简单联合，在很长的时期里，日耳曼各族并不产生发达的国家形式。源自上述罗马制度和日耳曼制度的影响，西欧形成了封建制度。在现在法国和英国等许多地方，原来也是氏族为纽带的公社制度。
在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大片土地后，广袤的地域，复杂的人口构成，已无法用旧氏族制度来统治，于是产生了超越不同氏族之上的统治者，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的国王，国王为了笼络人心，将自己承揽的土地赏赐给取得军功者和下臣，受赏赐者又分赏给下属，下属再赏给下属，西欧于是产生了许多层级分明的众多封建领地。封建领地的封建主一方面履行向上级领主纳贡、服兵役等义务，一方面又取得上级封建主保护，自行在自己的封建领地上征税等权利。在封建领地上又有众多大大小小独立经营程度很高的庄园。
11世纪到14世纪，西欧原来在封建领地中的城市越发展越大，封建领主向城市居民征收赋税，损害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市民阶层同封建领主斗争，逐渐争取到了各种权利，逐步扩大了自主权，最后发展成在城市宪章规制下高度自治的城市。
可见，在古代，西欧国家是偏重于宏观分权制度，我国是偏重于宏观集权制度。到近代和现代仍然如此。我国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在经济上宏观分权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1949年解放后，就逐步实行了计划经济，从50年代后期到整个70年代，达到了宏观微观都高度集权，并且宏观集权一统微观集权的顶峰。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进行实际上是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都不断分散的改革，但改革是渐进的、缓慢的。除东欧部分国家和前苏联外，欧洲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仍然是偏重于宏观分权，许多国家都是地方有很广泛的权力，如制定本地的法律，自行决定本地管理的事务，征收税收等。在各级政府内，也实行行政、司法、立法等互相独立，互为制约的各种分权制度。国家重要政策都由代表地方利益的议会议员充分博弈，投票决定。经济上也多是实行私有制的形式。
欧洲移民国家也是如此，最突出的是美国，美国51个州各有各的法律体系，联邦政府长期不设教育部，教育事务基本上由各州自理，经济上更多是各民间独立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只依法充当各州法律不同联邦法律抵触的保证者，竞争的裁判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的角色。在要求各独立主体服务国家时，主要也是用法律规制，各种政策诱导的办法。许多事务如体育、文化等主要由民间自治。
一般来说，在权力是用来遏制假货的前提下，集权制度较有利于遏制假货的泛滥，分权制度较有利于假货的泛滥。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拥有对全体国民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少数皇权旁落的情况例外，但这时真正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人也有了这种绝对权力，所以以下将这也归纳到皇权里面。皇权在多数情况下是遏制假货甚至严惩制售假货行为。各级政府都以维护皇权为最高工作目标，老百姓送给皇室贡品，都要经过政府检查后再上达，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绝大多数正常的老百姓会不顾全族人的性命进贡假货给皇帝。
许多官办工业，盈亏和管理者的实际利益关系不大，赢不能揣进自己的腰包，亏也不必用自己的财产来填补，奖惩无非是升职或被降职免职，升俸禄得奖金或降俸禄扣奖金罢了。况且，大凡垄断经营的商品，多是包赢不亏的。政府办产业的首要目的，一般是保障供给、讲求质量，讲求成本被放在很靠后的位置，所以在资源的使用上很少认真通盘考虑成本，如优秀的工匠可以随便地调遣，工匠做得好，待遇比民营企业或自己经营丰厚，做不好会丢掉工作甚至掉脑袋，在工作中也不敢轻易弄虚作假。这都使得官办工业不轻易制造假货。民间交易部分，如果是在政府指定的场所进行，商品的质量由政府工作人员鉴别，并以之确定价格，如有造假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这自然也不轻易有假货。
1917年以后，前苏联、罗马尼亚等部分东欧国家，朝鲜、古巴、越南和我国，都曾经实行过“纯度”很高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时代。因为从形式上看似乎最符合正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姑且称之为“纯度”很高的社会主义制度。“纯度”很高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宏观微观都高度集权，并且在登峰造极时期宏观集权还一统微观集权的制度。
“纯度”很高的社会主义制度再一个特点是经济具有高度的公有性和计划性，商品产销单位问的竞争性非常弱。如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20世纪70年代，由国家计委编制下达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有4000多个品种，占到了苏联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80％～90％，国家直接调拨的生产资料占全部生产资料95％以上，企业能自主采购的生产资料不超过5％，企业利润的83％以上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支配。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中央管理的工业占90％以上，地方管理的只占10％以下；全国生产基金，国家所有制单位占90％以上，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只占8.7％；农业产值中，国家所有制单位占76％，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只占20.3％。工厂的产品在出厂时就全部标上价格，在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售价都一样。
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几乎全部是全民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工厂几乎全部按各级政府的计划生产，并且只管生产，不管销售，至少全民所有制工厂是如此。工厂员工的工资同工厂的效益基本上不挂钩，有严格的等级制，如一些地方集体所有制工厂工人的工资，不得高于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工资，地方国有企业员工到农村，对农业生产单位如生产队进行春耕支援，如修理拖拉机等，除了得到规定的下乡补助外，没有任何额外收入，被支援单位也不需要对支援单位支付任何报酬。
如上所述，人们制售假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在“纯度”很高的社会主义制度里，人们若通过制售假货来谋求个人利益，实现难度很大，同时损失风险又非常大，如一个国有工厂的厂长，他如组织或默许工厂制售假货，即使增加了产值，他个人并没能得到足够多的直接金钱收入，而仅仅是增加了工作成绩，增加了升职升薪的希望。但如果一旦被上级追究，却极可能被鉴定为思想不好而被免职，待遇因此会大为降低。普通工人也是如此。同时，即使是制造出了假货，销售单位因利益因素而不轻易接受，同时还容易被消费者发现顺藤摸瓜揭发，给制售假货的责任人带来相当不利的后果。
所以，在“纯度”很高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假货不多，虽然许多产品质量欠佳，但不属于本书所界定的假货。
分权制度则为假货提供了大量可钻的漏洞。在古代，只要具备相应的因素，就有人制售假货。如假药材甚至药品，以铜作金的假货币，冒牌货，劣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这些相应的因素如，商人自主经营赢利归己，政府监管不到位，如山高皇帝远的民间小规模交易，政府根本不可能有力量管理。买主无法有效地追究卖主的责任，因许多商品无商标，无生产者地址等，在茫茫的人海中，买主根本找不见卖主，即使找见了，因为没有任何法定凭据如出售时开具的发票等，卖主也可一推了之，公共管理部门也无法追究，制售假货者不会因此付出足以吓退他的代价等。
市场经济制度是由市场进行调节国民经济的制度，属分权制度。在市场经济里，经济单位主要以产权清晰的所有制为基础，包括个体经营者在内的产权非常明晰，即使在人人都可以持有股票，因而可以说是社会公有的上市股份公司里，产权也能以股票为形式，清晰地界定到个人。国有企业，也以国家资本的形式进行管理，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运作，其主人即全体国民通过各自选出的代表，即人大代表或议员，通过人大会或议会严加监督。
这些企业性质的经济单位都自负盈亏，并通过市场进行在很多时候是非常残酷的竞争，任何企业和个人的收益都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优胜劣汰。社会救济、失业保险，属社会保障，和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概念。对收入高者征税，在某些领域依法对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也是另一概念。
在市场经济里，企业可以单独进行经营决策，这显然为人们制售假货提供了管理上的便利。制售假货者一般是市场正当竞争的弱者、获益不理想者和失败者。他们运用制售假货这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往往能在短期内实现比正当竞争更多的综合利益，这些利益常常又可以完全进自己的腰包，这为人们制售假货提供了动力。在市场经济里，商品交换主要是通过市场进行，并且注定要存在数量非常大的个体经营者、小型企业，以及相当部分制售假货条件较好的中型企业。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时，有1600多万个企业单位，其中年营业额不超过5万美元的小企业有1000万多家，并且平均寿命仅为6年，有1／3到1／2的零售企业在3年内关门。我国1995年有小型企业766万个，1995年农村自主经营的农户有21455.74万家，兼营农业和非农业的占37.19％。市场交换数量非常大，状态非常复杂。2006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达76410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7607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