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王茂弘
王导（276年～339年），字茂弘，小名阿龙，东晋著名大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人。出身士族，王衍从弟。西晋末，为琅邪王司马睿献策移镇建康（今江苏南京）。大兴元年（318年），司马睿称帝，任丞相，其堂兄王敦握重兵，镇长江上游，时称“王与马，共天下”。仕元、明、成三帝。
移镇建邺
王导从小胸怀大志，才智出众，度量宏大。士人张公见而奇之，称“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琅琊王家是山东声势最显赫的世家大族，王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做官的官宦家庭，从小受到极其严格的家学训练。那时文人不以着书立说为尚，文化的传递主要依靠士家大族的家学，而家学的弘扬都是在士家门第内完成。从《世说新语·排调》琅邪阳都的诸葛恢与琅琊临沂的王导“共争族姓先后”一事来看，王氏与诸葛氏都有旧族渊源（南阳诸葛亮也来自琅琊诸葛，可见这些士家大族人才辈出）。这些士家大族，起兴于东汉时期，在魏晋时期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进而后来演变出独特的东晋门阀政治集团。
西晋乱局，始自八王之乱。由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变成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第一个宗王司马亮被杀，到311年东海王司马越的郁郁而终，历时二十一年。最终西晋王朝在并不强大的蛮族的攻击下彻底灭亡，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
与那些正宗皇室亲王相比，琅琊王司马睿虽属西晋皇族，但只是被看作是皇室“疏属”。司马睿祖父的司马伷为司马懿小妾所生，为庶出之子。司马伷被封为琅琊王，在平吴的战争中立下了功劳，曾任职大将军，开府位同三司。司马睿的父亲司马觐死后司马睿在京城洛阳依例袭琅邪王爵。处于帝室“疏属”地位的司马睿一无名望，二无兵权，在皇亲宗室的纷争中为避杀身之祸，逃避退让，谦恭处世。其时只与琅琊士族王导交往密切，《晋书》云“雅相器重，契同友挚”。
一如初出茅庐的诸葛亮，王导早年也表现出惊人的战略预见力。八王之乱的早期他就认为天下必将大乱，力劝司马睿回到自己的封国琅琊郡，远离政治漩涡，培植实力，以图雄起。
王导在八王之乱中周旋于皇亲宗室之间，胸怀匡扶晋室之志，慧眼独具，认为司马睿是他可终生依附之人，必能帮助自己实现雄心抱负。于是他全力推奉并非“正朔”的司马睿，屡屡出以奇谋良策。司马睿对他也是推心置腹，言听计从。
八王之乱后期，司马睿受到独揽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的信任，被命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江州湘州交州广州等五州军务，任江东最高军政长官。但司马睿的势力并没有实际渗透到这些地区。王导策划，让拥有都督扬州名份的司马睿从下邳南下，真正实现对扬州的控制。司马睿于永嘉元年（307年）移镇建邺（晋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史称：“（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晋纪》）。司马睿移镇建邺后，司马宗室彭城王司马绎、西阳王司马漾、汝南王司马佑、南顿王司马宗或先或后，投奔江南，当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作为龙。”
并非晋武帝直系的司马睿，虽为皇室贵胄，但势单力孤，本无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在一无禅袭，二无兵伐的情况下，司马睿能最终稳固江左政权，开创东晋，荣登大宝，王导实属居功第一人。
司马睿集团虽偏安江南，但也“由此承担了一个历史任务：开创江左政权，维系不绝如缕的中华种族与文化。”（阎步克教授《中国古代史》讲义）。在西东晋之交前所未有的大乱局里，汉族皇廷得以在南方续延王祚，中华文化得以向后世继续传承，王导居功厥伟。
当时北方战祸频仍，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遣，渡江而南的占十之六七，史称“衣冠渡江”。王导曾劝司马睿借机收罗人才，当时得106贤士，都辟为掾属，号称“百六掾”，这些人才如刁协、庾亮等人，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观禊立威
南渡的北方士人，虽一时安定却经常心怀故国。每逢闲暇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亭饮宴。名士周顗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顿时振作起来。这里的江河之异，是指长江和洛河的区别。当年在洛水边，名士高门定期举办聚会，清谈阔论，极兴而归，形成了一个极其风雅的传统。此时众人遥想当年盛况，不由悲从中来，唏嘘一片。王导及时打消了北方士人们的消极情绪。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后世咏叹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见到的“新亭”、“风景”、“江河”，就是来自此次新亭会。
在安抚了北方士人的不稳定情绪后，王导着力于团结江左的的士家大族势力。当时的司马睿集团只是表面上十分显赫，政治实力并未得到显着加强，主要原因是司马睿没有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司马睿到达江南后，数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登门向他靠拢，表示亲近。可见，当地的士家大族并不承认他的权威。
晋末动乱，江南基本上远离了中原的战祸，但这里也不是一个承平之地。从孙吴时代开始，江南士族在这里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任何外来势力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稳固政权。
吴亡之后，士家大族仍然拥有自己的部曲家兵，“僮仆成军，闭门成市”，实力很强。在司马睿移镇建邺之前，他们曾合力消灭了企图独霸江东的白冰和陈敏。但是，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能令“天下归心”而不孚众望、并能充分尊重他们既得利益的号召性人物主政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盼望的“明主”，因为他属于旁支弱藩，既无法统、实力，又无名望、业绩。
对于江南士族的不合作态度，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对于如何让司马睿集团实质性的占领这个皇权真空地带，王导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在江南一年一度的修禊大节上，以上国中原帝王出巡之排场，震慑江南，从而提高司马睿在士族和百姓中的威望。
按江南风俗，每年三月三日，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贫民百姓，都要到水边洗濯，除灾祛病，祈福求运，叫做修禊（又称禊祓）。到了这天，王导要司马睿乘坐精壮仆从们抬的精美华丽的肩舆，各种旌旗仪仗有秩序的前后簇拥着，而自己却和堂兄王敦以及同僚们骑着骏马左右跟随，表面上是去看修禊，实际上是招摇过市，故意做给人看。当时的建邺城外，人山人海。
魏晋时期江南相对比较落后，岂止百姓，就是士人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他们看到司马睿隆准龙颜，气宇轩昂，目光炯炯有神，同时又显得十分大度谦和，一副贤德君王的姿态。旁边簇拥着王导等一批北方来的大族名士，一个个鲜衣怒马，顾盼自雄。江南人不由油然生敬，纷纷在路边拜倒。其中包括了江南著名的士子顾荣、纪瞻等人。在王导的提醒下，司马睿连忙叫停下肩舆，下舆扶起他们，毫无骄盈之态。顾荣等人十分感动。
这次以帝王规格的出巡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当地的士人和百姓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自古以来草创政权者或者扬刀立威，或者峻法图治，或者攻心为上，来获得民心和拥戴。似此类以宏大的公关式仪仗出巡来获得豪族支持和民望并最终建立政权的，千古以来也仅此一回。
观禊之后，王导向司马睿进言，说顾荣和贺循是江南士人的领袖，如果能吸引他们入朝，其它的人不怕不来了。王导做为司马睿的全权代表亲自登门邀请顾荣贺循等人。二人欣然而来。司马睿立即任命贺循为吴国内史，顾荣为军司，兼散骑常侍。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大批江南江北名士，如纪瞻、周圯、卞壶、刘超、张闿等，都慕名而来，成了司马睿的幕宾。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司马氏和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左政权集团初步形成了。
王导是中原人士，不通吴中方言，为了融入当地文化并加强与江东人士的感情联络，常常自学吴语。一次王导听说名士刘惔来访，时值盛暑，王导便故意在自家庭院里光着膀子，夸张的用肚皮在石棋盘上偎来偎去来降温解暑，并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渹！”（《世说新语·排调篇》）。“何乃渹”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那时士人崇尚特立独行，行为乖张反而受人称赞。王导的表演立刻打动了刘惔。刘惔访问归来，立即有人打听：“王公这人怎幺样？”刘惔回答：“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只听到他在讲吴语。”
在王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东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马共治
根据《资治通鉴》卷86记载，在司马睿江左政权建立初期，王导为司马睿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施政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
这个方针政策的核心是谦、俭、静、抚四个字，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精准的表现出当局的人才政策、财务制度、政务程序和外交策略，从而成为司马睿政府的施政纲领。
司马睿政权形成过程中，王导的奇谋良策屡见奇效。司马睿对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说他乃“朕之萧何”。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其时北方处于乱世，北方人才大批南移，江左本地也人才辈出，但在声望、权力和地位方面，时人无出王导之右者。以王导和王敦为首，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
公元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后汉刘聪掳走。次年，司马睿自称晋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于是，司马睿就成为晋王朝的唯一合法代表。公元317年年底，饱受羞辱的晋愍帝被刘聪杀死。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晋元帝。王导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在隆重的登基典礼上，文武百官陪列两旁，司马睿却当众提出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至三四次，司马睿“才不相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局势态。
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田余庆先生对此曾有十分精辟的论述，“‘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
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着）。根据白彝寿主编的《中国通史》的说法，“龙床共坐”可以看作是一个表面上其乐融融的事件。一方面，它真实反映司马睿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果然，司马睿在登基的当年就两次下诏整饬吏治，与王导的“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唱反调。除命令各级官吏“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闇塞之责”（《晋书·元帝纪》）。司马睿实际上很推崇“申韩”之说，曾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将来能以法治国。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
王导虽对司马睿忠心耿耿，但在施政方面与司马睿有很大分歧，而且并不让步。他派遣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表面上贯彻实施司马睿的方针。据《晋书·顾和传》载：“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和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
‘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导咨嗟称善。”
顾和的诘问是有道理的，“既然您一向主张‘宁使网漏吞舟’，为什幺现在却‘以察察为政’？”。
王导对此大加赞扬。在王氏兄弟和其它士家大族的反对下，东晋的政策又回到王导的路线上来。事实上东晋的建国之本在于南北士族豪强的鼎力相扶，针对士族的严刑峻法也许能取得一时之效，但也会引起士族势力的大规模反弹，从而动摇东晋的政权基础。当时的士族力量非常强大，王导力图弥合皇室与士族之间、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在这个臣强君弱的时代，司马睿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权力的开国帝王。
王导的“愦愦为政”，在当时乃至后世也多为人所诟病。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攘外安内的良策。适逢乱世，放弃原则，松弛律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士族势力以族法族规自治而使国家达到相对稳定的局面，有时反而是一种“励精图治”的不二法门。
开发江南
当时政治体制的特点是“门阀政治”。由王氏兄弟为首的士家大族掌握东晋军政大权与司马睿共同治理东晋的局面，被后世称之为“门阀政治”。这种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于东晋一朝的政治形态，是当时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这一现实决定的。虽然“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但也在一百多年里独领风骚。
随着北方士族和流民的大量涌入，如何振兴经济，如何安置流民，是摆在司马睿政权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政权建立初期，司马睿就采纳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北方士人参与政权。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他们始终抱有日后还乡的愿望，于是，司马睿和王导对侨民和原住民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
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而当地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同时，北方流民相对具有强悍的民风，良好的流民安置政策，也使东晋军队的兵源和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这一时期，大量土地，包括未开发的荒地被封给北方来的侨姓大族。比如王导本人，就被封80顷土地。司马睿政权把流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开垦荒地，增加了国家赋税和财源。
这些被封土地后来在南人北人的共同开发下，成为江南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基础。自三国时代始，经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历代开发，原本属于贫穷落后地区的江南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至隋唐时代，南方经济已经全面超过北方。
在教育方面，王导首先提出兴学。司马睿登基前，王导就上书建议他：“帝王之要务，莫重于礼学”，要以儒学来复兴教育。王导在晋元帝即位后不久即上书主张“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并把教育作为建立政权的基础。稍后不久，散骑常侍戴邈也上书兴学，也被采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导抑或戴邈均从儒家思想来匡正时俗，笃道崇儒，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始终未离开经学，也说明儒学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在当时天下一派玄风的包围中，儒学也就只能是一种教育办学手段，而非文化主流，在外交方面，如何处理与北方胡族势力的敌对关系方面，东晋基本上采用绥靖政策。王导的“偷安江左，无志北伐”也是他一向受到批评的地方。吕思勉论及《王导传》时说：“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收用北来上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间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台。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
东晋的偷安由来已久，早在后汉刘曜围攻长安的时候，晋愍帝司马邺曾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实际目的是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后汉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达到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与王导合议之后，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居住在京口的军谘祭酒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就来自此公）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建立并稳固偏安朝廷在江南的统治，是当时司马睿和王导的首要任务，北伐勤王之举倒在其次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更不愿意留下一个不忠于朝廷的恶名。最后，司马睿和王导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只给祖逖调拨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然祖逖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后来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屡屡收复黄河以南失地，创建功勋。
昔日王导在新亭会上的铮铮豪言“戮力王室，克服神州”，此时终成虚话。当然，无志北伐也并非是一味的软弱偷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东晋政权草创，百废待兴，军力松弛，即使举国大兴北伐壮举，能否在胡人强悍的铁蹄下全身而退也是一个未知数。历史是一种必然，但有时似乎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可惜历史从来不容假设。
三朝首辅
前面说，东晋的政治格局是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不仅仅单指王导一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王敦。王敦是王导的族兄，为司马睿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王敦自恃建国功臣，加上手中一直握有重兵，人也日益骄矜起来。晋书王敦传里说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这时司马睿对王敦的骄纵和野心日益深感不安，同时对王导也有了猜忌，渐渐冷落王导，并开始重用刁协和刘隗两人，以钳制王氏家族日益膨胀的势力。对之王导还能处之泰然，王敦却表现出非常激烈的不满情绪，上书说：“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晋书·王敦传》）。
为了遏制王敦，司马睿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其中包括抗胡名将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对祖逖在北方的军事行动向来不闻不问，而在祖逖历尽艰辛收复了大片黄河以南的领土之后，却派一个文官做他的上司。这使得祖逖非常不快，最终忧愤而死。可惜一代名将，就这样在皇帝和权臣的权力争斗中陨落了。北伐大计，也就一时无期了。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于荆州举兵反晋，这时司马睿的皇位才坐了四年。刘隗劝元帝诛灭王氏。王导带领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请罪。周顗还表章上奏元帝，为王导辩护，辞意恳切。王导不知底细，误以为周顗要乘机诋毁他，心中暗暗怀恨。王敦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迅速攻破了朝廷组织起来的脆弱防线，占领了建康。结果，刘隗投降了石勒，刁协为人杀死。王敦控制了东晋朝廷，并诛杀了戴渊、周顗等大臣，王导在这件事上是默许的，后来发现当日周顗写的奏章后，才发现自己误会了周顗，泣曰：“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王导在王敦之乱中与司马睿和王敦之间有着比较复杂的三角关系。一方面，在王敦攻破建康前，他以前锋大都督并假节征东将军率领军马抵御王敦的进攻。而在，王敦攻占领建康后，二人依然以兄弟相处。王敦还埋怨王导支持司马睿而不支持他，几至灭族。王导一方面与王敦虚以委蛇，另一方面和司马睿及太子保持密切的联系。王导着力调节王敦和司马睿之间的关系，在亲情和忠义之间试图两全，然而此时已经万万不能。最终他站在了皇帝一边。
晋元帝司马睿于当年在自己被软禁的宫中病死。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不久王敦再次起兵，正在这时，也是天意如此，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导闻讯，立即率领众多兄弟子侄为王敦发丧。众人以为王敦已死，个个精神振奋，斗志倍增。由敌对一方，而且还是兄弟为叛乱一方发丧，也算奇事一件。在病榻上的王敦于太宁二年（324年）六月，以其兄王含为元帅率水陆五万大军直扑京师，二次举兵作乱。王导致书劝降王含，书中说“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事犹可迫，兄早思之。”晋明帝亲率六军迎战，大败叛军，王敦病死，叛乱最终被平息。朝廷论功行赏，封王导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又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推辞不接受。
不久晋明帝病死，年仅5岁的晋成帝继位。王导再度执政，“上无所忌，下无所惮”。成帝继位后，把王导当作老师和长辈加以崇敬。成帝见了王导，每次都要下拜；下手令给他，都要加上“惶恐言”的字样，诏书中也要添上“敬问”的词语。对王导来说，可算是位极人臣的最高荣耀了。虽然大小事情还要请教一下丞相王导，但一些国家大事已由庾亮一手决定。
庾亮也是当时名士，“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庾亮掌权后，一改昔日王导的宽政，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却激化了矛盾，导致了苏峻之乱。
苏峻由于拒绝庾亮剥夺他的兵权而起兵讨伐庾亮，官兵节节败退，苏峻的军队进入建康，百官四散而逃。诺大的宫殿里只有王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等少数几个大臣，他们一同登上御床，护卫成帝。王导凛然厉色，斥退叛军。早年，司马睿邀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不肯。此时倒真的同坐了一回御床了。
苏峻之乱平定后，由于健康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不少大臣上表建议迁都。这些大臣基本分为两派，以温峤为首的北方名士派建议迁都豫章，而三吴士族则要迁都于重镇会稽，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主张镇之以静。他说：“夫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孙仲谋、刘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务本节用，何忧凋敝？若农事不修，则乐土为墟矣！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失民之望，俱非良计。今宜镇之以静，则群情自安。”众人皆以为然。苏东坡的《论周动迁》说：
“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对王导反对迁都大加赞赏。
王导晚年怠于政事，文书常常不打开就批准。当朝也对王导施行的昏乱之政议论纷纷。
而王导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64岁。王导死后，晋成帝为其“举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赗襚之礼，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及葬，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可谓极尽哀荣。
引领风气
王导成为无可争议的士族领袖，不仅仅因为他的位高权重，而且由于他是魏晋玄理清谈的翘楚。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不仅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众望所归的玄派大师，思想界泰斗。但是由于魏晋士人不崇尚着书立说，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没有多少传世。东汉之士以名节为重，魏晋之士以旷达为风。魏晋时期思想和文化的主流是清谈和玄学，这是对传统儒术和礼法的一次很彻底的反动，带来了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风气。而后世多把魏晋清谈玄学和内患外乱联系起来，不免有失偏颇。那时的士人讲究‘玄妙’，‘雅远’，‘旷达’。王导是这方面公认的代表。
渡江以后，王导十分推崇三理学说。“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虽只是三理，但是宛转关联，妙趣横生，牵涉到各个方面，乃至无所不入。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言尽意论》则是欧阳建的作品，主张言必尽意、穷根究底，很有形式逻辑的味道。言尽意论在当时的清谈辩论中大行其道。
王导在府中常常主持名流参加“玉柄麈尾”清谈辩论聚会。麈尾饰以玉柄，是清谈领袖的重要道具，以示仪瞻表率，风神超迈。麈，据传为麋鹿的一种，体大尾长。相传麈与群鹿并行，摇尾左右，可指导群鹿的行走方向，有群伦领袖之概。这种风尚后来传至日本，现在日本还有盛放“玉柄麈尾”的麈盒。这种辩论聚会当时风行一时，会上由名士领袖如王导做主谈，另有名士做宾谈、陪谈。辨谈必须要有“辞喻不相负”特点。换言之，即诘辩求胜不服输，是“正始之音”的要旨。这种谈会当时影响很大，每次谈会结束，辩论的内容和形式，甚至花边消息，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很有今日“炒作”痕迹。可惜当时没有类似今天书记员的角色，辨谈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否则我们可以拿来和美国大选辩论、亚洲大专辩论会比较比较。
与王导有关的玄谈名辨，《世说新语》里有很多记载。《世说新语》曾提到周顗拜访丞相王导，在相府门口经过见顾和正在扪虱子，态度安然。周顗走过去又回转身指着顾和的胸口说：“这里藏有什幺？”顾和照旧扪虱子，慢慢答道：“这里面是深不可测的地方。”周顗进了相府后对丞相说：“你的属吏中有一个具有尚书令、仆射才能的人。”
有一次丞相王导枕在周顗膝上，指着周顗的肚皮说：“你这里面有什幺？”周回答说：
“此中空空洞洞，什幺也没有，但是容得下你们这些人几百个。”
王导曾以康僧渊深目高鼻而戏弄他，僧渊即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言谈我们今天会觉得都是答非所问、故作高深之语，令人一头雾水，但在当时被引为名谈名辩。
所谓风行草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居要务的重臣耽于清谈弄玄，朝野刮起一股强劲持久的清谈之风。它必然会对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学术、文学等多方面。
当时的玄学和佛学的结合，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晋以王导为首的的士族名士，大多支持佛教，并与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自士族的高僧竺道潜（字法深），在西晋时就“誉洽西朝”，过江后，“丞相王茂弘（导）、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来自西域的高僧帛尸梨密多罗本无人知，“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由于王导与佛僧关系密切，以后王氏多有奉佛者。据说王导之弟还出家为僧，法名道宝。王羲之的曾孙也出家为僧，法名道敬。宋文帝时，王昙首、王僧虔父子均与沙门昙迁关系密切。
由此可知，佛教在南朝所以能够发展到国教化的新的阶段，完全是出于帝王王子及士族豪门的提倡。关于这一点，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说“佛法既上流人士所提倡”，又说“南朝佛教于士大夫阶级之势力，以及其与玄学关系之密切，即此亦可知矣”，特别提到“晋司徒王导奖进僧徒，于江东佛法之兴隆颇有关系。”
后来北朝的北魏也深受东晋和南朝尊佛风气的影响。北魏帝王，不但崇佛，且引南朝神话以自重。北朝佛教自北魏孝文帝起，起初注重佛教传统典经探究，而且带有很浓重的玄学名理色彩。但是，此一发展，也是受了南朝的影响。因为北朝信佛而谈名理者，多为南朝人士。如崔光的祖与父均在刘宋时期做官，崔光十七岁时投奔了北朝。王肃与王翊都是王导的后裔，也都是年长以后才来北朝。北魏时期，中国的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很多诸如龙门石窟等宝贵遗产，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究其渊源，王导之功，依稀可见。
几代显贵
琅琊王氏家族集中皇室朝廷的大部分重要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无怪乎羊士愕咏出这样诗句：“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情况正是如此，在《晋书》中王氏列传占据很大的比例。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为显赫的士家大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
真可谓家门显赫，人才辈出。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时期，王氏家族达到了一个顶峰。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南史·史臣论》里说“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王导做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代的丞相，他的子孙，也世代簪缨，于是，这一家族，自然门第越来越高，最后演变成“合望族者，辄推王谢”了。
据说琅琊王氏可以追溯到东周的太子晋，晋后来改名为王侨。琅琊王氏祖上曾出过秦将王翦王贲这样的名将。王导的叔祖父王祥，就是家喻户晓的“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故事的主人公，晋武帝时官至太保，晋爵为公。祖父王览，担任过光禄大夫，父亲王裁，担任过镇军司马。
东晋时期，时人喜欢在士家大族之间比评人才。琅琊王氏能人众多，品采风流，有“八裴方八王”之说。《世说新语·品藻篇》说：“正始中人士比论：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可见琅琊王氏门第繁茂。
史载琅琊诸葛氏曾与琅琊王氏共争族姓先后。东晋的诸葛恢与丞相王导，二人因为族姓排列的先后顺序而发生争论。诸葛恢也是南渡名士，是东晋司马睿北方人才集团“百六椽”之一。他与王导都来自山东琅琊的大族。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启颜录》）王导说：“为什幺不可以称葛王，而世人非得称王葛呢？”
诸葛恢回答说：“譬如称驴马吧，这样称呼的意思难道是说驴就胜过马了吗？”一时引为趣谈。就三国时期，诸葛氏遍布蜀国吴国执掌机枢，并出了诸葛亮这样的绝顶人物，但到了东晋时期，从族第显要来说，琅琊诸葛已经落了下风，再也没有一位人物可以与王导匹敌。
东晋早期，文有王导，武有王敦，王氏兄弟子侄遍布朝庭重要职位。如王舒、王荟，曾任吴中重镇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大书法家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曾任右将军，人称王右军，但官职并不显赫。王舒的儿子王允之，进号征西将军，假节。王导之孙王珣，是桓温同党，竟称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王彪之甚至还为桓温废立寻找历史根据，制定礼仪。
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琅琊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然还是代有显宦，不断有人出任州部刺史之职。似乎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和社会影响。所谓君子之泽，三世而竭。到晋末为止，能真正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
琅琊王氏除了是官宦世家，还出了不少书法家。王导曾向魏晋大书法家钟繇学习书法，于丧乱之际，携带钟繇手书《宣示帖》过江，作为不断演习的法帖，终于摹仿得惟妙惟肖。
他的行书、草书都写得很出色，晋元帝、明帝都很叹服，并以他的字作为标准字体。除了王导之外，还有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廙、王敦、王玄之、王羲之、王凝之、王操之、王涣之、王献之、王淳之等，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法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致使东晋书坛，几成王家天下。
这些人里最著名的书法家就是王羲之。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儿，在书法和文学方面从小深受王导的熏陶。其书法“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袒腹东床”就是王羲之的故事。太傅郗鉴曾派遣门人到丞相王导府中为女儿郗璇提亲，王导说，王家子弟任你挑。郗氏是官宦世家，郗女也颇有秀外慧中之名。对王氏子弟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一个个神气端肃，扭捏作态，唯独王羲之毫不在乎依旧袒腹而卧在东窗床上，不料郗鉴选中的就是这个“袒腹东床”的年轻人，从而为后人留下“东床快婿”的佳话。郗璇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书文双绝，在政治上是反对王导“愦愦为政”的，曾做过王导的对头庾亮的僚属。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大家，与其父并称二王。
琅琊王氏虽是官宦之家，但风雅人物却是层出不穷。除了书法，在文学，玄理，棋艺方面，以王导为首的王氏族人都有很高造诣。究其原因，是家族多少代家学深厚积淀的结果。
尽管如此，以士家大族为中心的东晋门阀政治虽然独领风骚了百余年，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就是昙花一现而已，所有的风流，最终都被雨打风吹去了。
是非功过
在历史上，王导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司马光很不喜欢王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晋纪16》里说，“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录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
然而在王导所处的年代里，人们似乎又不这幺看低他。北方抗胡名将刘琨派长史温峤奉表南来劝司马睿登基，抵达建康后，目睹江左草创，法度未立，深感忧虑。温峤立刻去见王导，诉说晋愍帝被掳，宫庙被焚，皇陵被掘等亡国惨象，说着说着，不由得放声大哭，王导便与他对哭起来。哭完，俩人又谈了一阵中兴大事，惺惺相惜，引为知己。告别王导，温峤兴奋地对人说：“江左自有管夷吾（管仲），吾无忧矣！”
当时名列江东八达的名士桓彝见司马睿的实力十分薄弱，十分失望，对周顗说“我因中州多故，来此求全，乃单弱至此，怎能济事？”
后来他见了王导，谈论时事，王导口讲指画，议论风生，令彝心悦诚服。回来后对周顗道：“江左有管夷吾，无复忧矣！”司马睿也曾说王导是“朕之萧何”。
《晋书·王导传》为王导树碑立传，内容都是赞扬王导的功业。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对此颇有非议。他在《十七史商榷》里说，“《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代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当然，王鸣盛说的“并无一事”在我们今天看来过于偏颇。
王导以后的几百年里，处处可以看到他的影子。杜甫有这样的诗句“妙誉期元宰，殊恩且列卿。”这里的元宰指的就是王导。唐代的启蒙教材《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里面说：“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课本里把王导和其它历史名臣并列。
这里说的“王导公忠”，与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里的评价很类似，“晋之王导，可谓元臣。”
李清照期盼王导式的人物出现，她说，“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宋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却批评王导的“门户私计”：“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对于王导的无志北伐，周一良先生说，“南朝士大夫对于皇室禅代无动于衷，而对南方政权据守江南，与北方胡族政权相对峙，即保存汉族正朔一事，则极为重视。”
辛弃疾却批评说，“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能自专制，用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若此，何暇谋人？”
《南史·史臣论》对此则做了正面的评价：“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
史学界泰斗陈寅恪先生做了最中肯的评价，“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就“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来说，王导的历史作用似乎不容忽视。田余庆先生也认为“江东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
谢安
谢安（320年～385年），东晋大臣。陈郡阳夏（属今河南太康）人，字安石。南迁士族，少时为王导赏识，屡辞朝廷征召，年逾四十始出仕，孝武帝时位至司徒。太元八年（383年）
前秦军八十万南下，江东震恐，他使弟石与侄玄为将力拒，淝水之战出奇制胜。继又挥军北伐，挺进中原，因位高招忌，不问朝政，忧愤病殁屡辞征召谢安出身于陈郡阳夏谢氏士族高门。谢安青少年时期，深为当时政界名人王导、桓彝及清谈名士王蒙所器重，称赞其“风神秀彻”，“神识沉敏，风宇条畅”。即气度文雅潇洒，洞察事理，思路清晰敏捷，处事稳重沉着而不外露。当时名人对谢安的天赋素质的高度评价，使其“少有重名”。及长，安高卧东山，与王羲之、许询、孙绰、高僧支遁等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先后被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尚书郎、吏部郎等官职，均辞不受。史称“初，（谢）安家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
谢安像魏晋时有些政坛名人一样，开始时鄙弃荣利，高卧不出仕，表现出高雅谦让，洁身清素，一旦形势转变，机遇来临，便会步入政坛，在风云际会中大显身手。谢安在40岁以前，虽曾坚持不肯出仕，但他对政治风云并非全无关注，特别是在隐居后期。如安妻刘氏见谢氏家族成员历任方伯，而安独静退，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安回答说：“但恐不免而。”可见他不仅对仕进有所考虑，并认为出仕恐是难免的。
谢安明晓事理，既然不免出仕，必作出仕的准备工作。因此，升平二年（358年）前其弟万为吴兴太守时，安随弟赴任，这时谢安37到38岁。谢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前扣屏风呼万起。“谢万为豫州刺史时，谢安也随在豫州，这时谢安39岁。谢万北征，安也从行，这时谢安40岁。谢安随谢万在任，并时有匡正。以谢安早期高卧东山，屡征甚至被禁锢终身皆不起，到后来随弟万赴吴兴太守任，并远至豫州，随军北征，竟然对谢万所统军“欲深着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这些显示其隐居生活发生较大变化。
谢安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当非单纯为关心弟万失败而为其门户计，实则反映其即将步入政坛的一种积极心态。谢万以吴兴太守迁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在升平二年（358年）十月。
升平三年（359年）十月，谢万受诏北征，结果发生军溃被废黜事件，终于迫使谢安步入仕途。
谢万在受命北征时，仍然是一副名士派头，只顾吟啸歌咏自鸣清高，不知抚绥部众。谢安对弟弟的做法非常忧虑，劝戒说：“你身为元帅，理应经常交接诸将，以取悦部众之心。
像你这样傲诞，怎幺能够成事呢？”谢万于是召集诸将，想抚慰一番。不料这位平时滔滔不绝的清谈家竟连一句抚慰的话都讲不出，憋了半天，干脆用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在座的将领说：
“诸将都是劲卒。”如此凌辱轻慢，不仅不能抚慰将领，反而使他们更加怨恨。谢安无奈，只得代替谢万，对队帅以下的将领一个个地亲自拜访，尽力加以抚慰，拜托他们尽力协助谢万。但这并未能挽救谢万失败的命运。谢万率军增援洛阳，还未与敌军交战，手下士卒就惊扰奔溃。谢万单骑狼狈逃还，军士们本来要杀了他，看在谢安的份上才没有动手。损兵折将的谢万不久就被罢免为庶人。
仕至重臣
谢万被废，使谢氏家族的权势受到了很大威胁。升平四年（360年），征西大将军桓温邀请谢安担任自己帐下的司马，谢安接受了。这本来只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消息传出以后，竟然引起了朝野轰动。在他动身前往江陵的时候，许多朝士都赶来送行，中丞高崧挖苦说：
“卿屡次违背朝廷旨意，隐居东山不出，人们时常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如今苍生又将如卿何！”而谢安毫不介意。桓温得了谢安却十分兴奋，一次谢安告辞后，桓温自豪地对手下人说道：“你们以前见过我有这样的客人吗？”
咸安元年（371年），对东晋朝廷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权臣桓温本想立功中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没想到在枋头一战遭到惨败。为了重立威名，他听从郗超的建议，在咸安元年废黜了司马奕，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此时的谢安已担任了侍中，不久又升任为吏部尚书。他洞悉桓温的野心，也知道简文帝比被废黜的司马奕也强不了多少，只是清谈的水平略高一些而已，但他仍然忠心匡扶朝廷，竭力不让桓温篡权的图谋得逞。
咸安二年（372年），即位不到一年的简文帝就在忧惧中死去，太子司马曜即位，是为孝武帝。原来满心期待着简文帝临终前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桓温大失所望，便以进京祭奠简文帝为由，于宁康元年（373年）二月率军来到建康城外，准备杀大臣以立成。他在新亭预先埋伏了兵士，下令召见谢安和王坦之。
当时，京城内人心惶惶，王坦之非常害怕，问谢安怎幺办。谢安神情坦然地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王坦之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朝板也拿颠倒了。谢安却从容不迫地就座，然后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
“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桓温只得尴尬地下令撤除了埋伏。由于谢安的机智和镇定，桓温始终没敢对二人下手，不久就退回了姑孰。迫在眉睫的危机，被谢安从容化解了。
同年三月，桓温得了重病。在返回姑孰之后，病情日益加重。但他还在幻想着能得到加九锡的殊荣，不断派人催促。谢安故意拖延，对已经起草好的诏书一再加以修改，迟迟不予颁发。桓温终于没有如愿，抱憾而死。
桓温死后，谢安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与尚书令王彪之一起执掌朝政。数月后，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州刺史，谢安又兼总中书省，实际上总揽了东晋的朝政。为了缓和矛盾、稳定政局，谢安实行了着眼于长远，以和谐安定为重的执政方针。他没有趁桓温病死的机会翦除桓氏集团，仍然信任和重用桓温的弟弟桓冲，让他担任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和徐州刺史，负责镇守京口，后来又转为都督七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桓冲也深明大义，认为自己的德望不及谢安，心甘情愿地以镇守四方为己任。将相关系的协调，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当时人赞扬谢安，将他比作王导，而文雅则更胜一筹。
内部安定之后，谢安又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当时，前秦在苻坚的治理下日益强盛，东晋军队在与前秦的交战中屡遭败绩。谢安派自己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率军征讨，接连取得胜利。又命谢玄训练出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为抗击前秦作好了准备。
太元八年（383年），苻坚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下，志在吞灭东晋，统一天下。军情危急，建康一片震恐。谢安依然是那样镇定自若，以征讨大都督的身份负责军事，并派了谢石、谢玄、谢琰和桓伊等人率兵八万前去抵御。桓冲担心建康的安危，派精锐三千前来协助保卫京师，被谢安拒绝了。谢玄心中忐忑，临行前向谢安询问对策，他只回答了一句：“我已经安排好了。”便绝口不谈军事。谢玄心中还是没底，又让张玄去打听。谢安仍然闭口不谈军事，却拖着他下围棋。张玄的棋艺本来远在谢安之上，但此时兵临晋境，张玄沉不住气，谢安则神气安然，结果张玄输在谢安的手里。
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什幺，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舞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淝水之战的胜利，使谢安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但也因此而遭到了喜欢专权的会稽王的妒忌，提出由自己率军出镇广陵的步丘，修筑了新城（今江苏扬州邵伯镇），名义上是准备援助前秦，实际上是想脱离建康这个是非之地。他着手建造泛海的船只，准备从海道返回会稽。
但他不久就患了重病，只得请求返回建康治病休养。然而他回到建康只有几天，就溘然病逝了，重回东山的心愿未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已入老境的谢安（这年他66岁了），难免厌倦、疲劳，在他内心深处，摆脱这诸多烦恼、寻求自我解脱的山林之志，便油然抬头。本传称：“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其实他日常生活中爱好声律，爱好观伎，以及“肴馔费百金”等颇为人非议的习惯，他也是以老庄观点行事的。《晋书·王坦之传》载有他回答坦之的书信云：“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聊复以自娱耳。若洁轨迹，崇世教（按指儒家礼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
于是谢安下决心要走了：“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但是健康状况阻碍了他返回东山，他很快就病重返回京都，随即与世长辞了。
《晋书·谢安传》赞云：“太保沉浮，旷若虚舟；任高百辟，情惟一点”，堪为谢安的知音。
吴隐之
吴隐之，字处默，东晋淮阳初城（今山东耶城北）人。他为官数十年一尘不染、理财数载两袖清风。这在朝纲失禁，吏治腐败，豪门权贵、大小官员竞相以奢侈腐化为荣的东晋末年，确实是值得一书的一位廉洁楷模。
恪守清操
吴隐之的六世祖父是曹魏时的侍中吴质，为魏文帝曹丕所信赖。后来家道衰落，吴隐之的父亲没有做过官，是最下层的寒门士族。家中本来就不富裕，到吴隐之十几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故，家境就更加困难。一家人常常以粗糙的豆类和咸菜充饥度日。贫苦的生活，磨练了吴隐之的品德。他少年老成，不仅勤奋好学，吃苦耐劳，而且孝顺母亲，敬重兄长。他为人处事，品行端正，从不贪图非份的财物。
不久，母亲也相继去世，吴隐之悲痛欲绝。哭泣之声感动得过路行人都为之落泪。他的邻居是韩康伯，官拜太常。韩康伯的母亲是位贤惠明达的老妇人，被吴隐之的操行所感动，就对康伯说：“如果你以后负责挑选官吏的工作，一定要举荐像吴隐之这样的人。”后来韩康伯果然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于是提拔吴隐之为辅国功曹，随即又改任参征虏军事。吴隐之本来为人谦和，又博涉文史典籍，善于言谈，长得仪表堂堂，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儒雅之士”的好名声。
吴隐之的哥哥吴坦之为豫州刺史袁真的功曹。太和四年（369年）冬，袁真据守寿春叛变，投降了前燕帝国。两年后，东晋大司马桓温率兵平定叛乱，在寿春俘虏了叛乱首领。许多人遭受株连，以叛逆的罪名押送京师建康（今南京）斩首示众，吴坦之也在其中。吴隐之闻讯后从建康匆匆赶来，拜见大司马桓温，请求代替哥哥赴死。桓温被他勇于献身的精神所感动，又见他心怀坦荡，谈吐爽直，毫无惧色，不仅没有诛杀吴隐之，还赦免了他的哥哥。
不久，吴隐之官拜奉朝请、尚书郎。
太元十年（385年），吴隐之以奉朝请的身份被卫将军、尚书令谢石聘请为卫将军主簿。
其后，适逢吴隐之的女儿出嫁，这在一般人家也是件大事，何况是官宦人家。谢石知道他一向清贫，就派了自家的厨师带着帐本物品去吴家帮助操办婚事。当厨师来到吴家时，除看到他家的婢女牵着狗到市场上去卖外，其它与往常一样，根本看不出官宦人家嫁女的喜庆场面。
后来，吴隐之出任晋陵（今江苏常州）太守。晋陵地处京师附近，西晋末年随迁的侨民很多，鱼龙相杂，秩序混乱，为地方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方便。然而吴隐之在任职期间，始终格守清操，从未利用职权谋私骚扰百姓，加重过人民的负担。他甚至连仆人都不用，砍柴烧饭做家务都由妻子一个人承担。
任职期满后，吴隐之被调回朝中做官并由中书侍郎、国子博士、散骑常侍等职，接连迁升至廷尉、秘书监、御史中丞、左卫将军等高级官职。当时东晋王朝动乱迭起，官场污浊不堪。许多达官显贵或争权夺势，或沉溺酒色、醉生梦死。吴隐之则出污泥而不染，清廉之风没有任何改变。他既不贪图淫逸，也不攀附巴结权贵，所得俸禄和赏赐，总要和贫穷的亲族共同享用，不肯为自己积蓄和添置衣服被褥等。史载吴隐之寒冬腊月，都没有一床象样的新被褥。身上穿的衣服不仅破旧，而且没有替换的。妻子给他洗衣时，他经常披一块棉絮待衣服晾干再穿，清贫俭朴，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幺两样，因而得到朝野的一致赞誉。
不易节操
元兴元年（402年）春，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进入建康，控制东晋朝政后，为提高自己的声望，装模做样地贬黜佞臣，提拔俊贤。于是，素有廉洁美名的吴隐之被封为龙骧将军，领平越中郎将，持节出任广州刺史。广州地处南海，所辖地域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大部，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而且是我国对外通商最早的城市，自东汉以来，一直为海上贸易中心。外国商船经常带来许多奇异的珍宝。来此做官的官吏只要携带一箱珠宝返回内地，就可供子孙几代的享用。所以历任刺史，大都以搜敛珠宝为务，没有不发横财的。东晋王朝也深知这种弊端，并想整治革除，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吴隐之接到任命后，立即携带家眷起程上路。在距广州20里外的石门有处泉水，人称贪泉。传说喝了贪泉水的人，就会丧失廉洁的本性，变得贪婪无厌起来。因此，路过此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清白，宁肯忍着口渴舌燥之苦，也不饮贪泉水。吴隐之途经此泉时，很感慨地对随行的亲人说：“不被私欲驱使，心绪就不会错乱。过了岭南而丧失清白的人，我是知道其中的原委的。”
于是走近水边，一面酌泉而饮，一面赋诗咏怀说：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从而表达了他以伯夷，叔齐自律，不易节操的情怀。
吴隐之上任后，非常注意自己的操行，平时饭菜没有酒肉，仅以咸菜和干鱼就餐。衣着都是以往穿过的，没有添置新衣。官府给他配备的帷帐器物，也都送到仓库里堆放起来。不了解吴隐之的人都说他矫揉造作，为了博取虚名。
然而，吴隐之不为这些闲言碎语所动，始终坚持去奢务俭的节操。他手下有位官吏知道吴隐之爱吃鱼，就经常进献去了骨刺的鱼，想讨好吴隐之，以利于升迁。当吴隐之发现此人动机不良后，不仅没有领情，还处罚和贬降了他。从此，再也没人敢向吴隐之送东西了，官府的行贿之风也有了收敛。
一次，吴隐之和妻子在湖畔观览风光，妻子乘兴买了一斤沉香给他看。吴隐之接过一看，嫌是奢侈之物，便随手抛入湖中。由于吴隐之自身廉洁俭朴，又严于吏治，手下官属大都不敢搜敛骚扰百姓，素以贪赃渎职闻名的岭南，吏治有了新的改观。为此，晋安帝特下诏书表彰说：“孝敬的品行笃于闺门，高洁的节操厉乎风霜，实在是为人处世所难以做到的，然而是君子的最高美德。吴隐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超过常人，俸禄分给九族共享，自养菲薄，俭朴过人。本来处在可以发财的地域，却不改清操；本来具备了富有的地位、条件，一家人却不肯改换旧服。恪守自律，革奢务俭，致使南岭腐败的吏治大为改观。朕理应给予嘉赏，所以晋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
元兴三年（404年），卢循率领东南八郡的农民起义军进攻广州。吴隐之率领士卒还击，他的儿子吴旷之战死沙场。经过一百多天的激烈战斗，广州失陷，吴隐之也成了阶下囚。当时东晋朝廷也发生了巨变。桓玄野心膨胀，废除晋安帝自立，致使各地的刺史、太守纷纷起兵反对。元兴三年二月，刘裕纠集了一批北府兵的中下级将领在京口和广陵同时起兵，讨伐桓玄，很快攻入建康。桓玄挟持晋安帝出逃，兵败被杀。义熙元年（405年）二月，刘裕迎晋安帝回建康复位，并执掌朝政。卢循乘机上表东晋朝廷，自称平南将军，代理广州刺史，又以吴隐之系桓玄同党，请求处死。刘裕因忙于肃清桓氏余党，巩固自己的权力，无暇远顾，遂同意卢循割据岭南的要求，但处斩吴隐之不予批准，并写信让他把吴隐之遣送回京都。吴隐之这才被释放。
吴隐之在广州当了两年多的刺史，回建康时还和南来赴任一样，两袖清风。建康家中，也只有残瓦断壁，茅屋6间。此时，刘裕正着手改革东晋积弊，对以廉洁着称的吴隐之十分敬重，见他生活实在清贫，就送给他坐车、耕牛，并决定给他营建一所住宅。对此，吴隐之都一一谢绝了。
不久，吴隐之被重新起用，官拜度支尚书、太常等职。度支尚书是主管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官职，对一般人来说，是干载难逢的发财良机。然而，吴隐之抱定不取非份之财的宗旨，尽管家徒四壁，依然清节如故；从不染指经手的财物。他家中以竹篷为屏风，座位上连张毡席都没有。后来又迁任中领军，每月领到俸禄后，除留下自己的口粮外，其余的全部资助了贫苦的亲族，而自己一家的生活全靠妻子纺织供给。有时粮食缺乏了，就三餐改为两餐。
吴隐之身居高官数十年，还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妻子儿女没有因为他的官职沾上任何好处，反而养成了廉洁自律的好门风。所以，不仅吴隐之以清廉节俭名垂青史，他的妻子也以贤德载入史册，儿孙则以廉慎孝弟闻名。
义熙八年（411年），吴隐之因年迈申请辞官，得到准许。第二年，死于家中。东晋王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桓玄桓敬道
桓玄（369年～404年），字敬道，小名灵宝，东晋大司马桓温少子。东晋叛将，趁机称帝。仅八十天被杀，时年36岁。
弃官闲居自幼深受桓温钟爱，以至桓温临终时一反长子继承的常规，命当时年仅五岁的桓玄为继承人，袭南郡公的爵位。桓玄七岁时，守丧三年期满，原桓温属下的文武佐吏都来向桓玄叔父，荆州刺史桓冲告别。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你家的故吏！”桓玄应声痛哭，哀动左右，众人无不惊异。数年之后，桓玄长得容貌不凡，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学识广博，又能写一手好文章。他自恃门第高贵，才华出众，常常以英雄豪杰自居，令人望而生畏，朝廷也有所疑虑而不加擢用。
直到23岁，才被拜为太子洗马。时人纷纷议论桓温晚年有不臣之迹，桓玄兄弟因此遭到排挤，朝廷只让他们作些无权的闲散官。一次，桓玄去拜见琅邪王司马道子，正值饮宴，宾客满座。司马道子喝得醉醺醺地突然问众人道：“桓温晚年是不是想造反？”桓玄吓得拜伏在地，不敢起身。琅邪王骠骑长史谢重举起手板回答说：“已故宣武公（桓温）废昏立明，功过伊尹、霍光，人们的种种议论，应当有所识别。”道子点头，桓玄这才爬了起来。从此，桓玄的心中更加惴惴不安，对司马道子怀恨在心。
桓玄出任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曾登高眺望太湖，叹息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便弃官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曾经上书朝廷宣扬父亲的功劳，向朝廷请求任用。奏书送到朝廷，犹如石沉大海，于是他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江陵，开始在那里闲居。荆州是桓氏发迹之地，桓温、桓豁、桓冲等兄弟子侄先后任荆州刺史数十年，故吏宾客遍布荆楚各地，根深叶茂，人多势众。桓玄甚为骄横，江陵士民怕他比怕荆州刺史殷仲堪还厉害。而殷仲堪是一个玄学名士，只会没事拉着人闲扯，对桓玄也甚为敬畏。有一回，桓玄到刺史厅前跑马，手持马矟在殷仲堪面前比比划划。殷仲堪的中兵参军刘迈看不下去，讥刺说：“你的马矟之技有余，只是精通义理则不足。”桓玄满脸不高兴，扬长而去。殷仲堪大惊失色，指责刘迈说：“卿是狂人！桓玄晚上派人刺杀你，我岂能相救？”让刘迈回建康躲避。桓玄果然派人来追杀，刘迈勉强逃脱。征虏将军胡藩路经江陵，对殷仲堪说：“桓玄志趣不同于常人，一副怏怏不得志之态，将军过份优崇他，恐怕将来不利。”殷仲堪不听。
取得江州
此时，太傅、琅邪王司马道子乘机专制朝政。他嗜酒如命，一天到晚喝得昏天黑地，不问政事，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与从弟王绪专权用事，威震内外。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士马强盛，王国宝、王绪劝司马道子削弱方镇兵权，加强中央实力。消息传出，内外骚动。桓玄备受朝廷排抑，早已心怀不满，见有机可乘，乃游说殷仲堪说：“王国宝一向与诸君作对，唯恐不能早点对你们动手。现今既掌大权，与王绪互为表里，他们想撤谁换谁，无不如意。孝伯（王恭的字）贵为皇上太舅，为朝野所重，他们一时不敢轻动，唯有先拿你开刀。先帝提拔你的居多重任，但人们未必心服。倘若朝廷下诏征你作中书令，用殷顗为荆州刺史，你该怎幺办？”殷仲堪回答说：“这件事我担心很久了，不知足下有何高见？”桓玄又说：“王国宝奸诈凶狠，天下所知；王孝伯疾恶如仇，有过人之处。你赶紧秘密派人游说王恭起兵，以匡正朝廷，对他说你将率全荆士众顺流而下，推举他为盟主。我等亦当奋起追随，如此天下莫不响应。此事若能实现，乃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勋业啊！”
殷仲堪仍犹豫不决。不几天，王恭派使者送信到江陵，邀殷仲堪与桓玄共同匡正朝廷，殷仲堪表示应允。
397年四月，王恭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司马道子惊慌失措，把王国宝、王绪当作替罪羊，拖出去一刀砍了，以释众怒，王恭遂罢兵回到京口。殷仲堪得知朝廷诛王国宝后亦退兵。事后，桓玄趁机提出要作广州刺史。司马道子惧怕桓玄，又不愿让他久居荆楚，便任命他为假节、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史。桓玄受命，但并不赴任，仍然留居江陵，以等待时机。
398年，王恭联合豫州刺史庾楷，以讨伐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司马尚之兄弟为名，再次起兵。桓玄、殷仲堪一齐响应，共推王恭为盟主。司马道子不知所措，慌忙把军权交给16岁的儿子司马元显，自己只顾酗酒。殷仲堪命南郡相杨佺期与桓玄率5000兵马同为先锋，自己率兵二万，沿江东下，直达湓口。王愉毫无戒备，仓惶逃奔临川，为桓玄偏将所擒。桓、杨乘胜直驱建康。司马道子的的败亡看来指日可待了。
这时，王恭军中突然发生变乱。王恭军的主力是北府兵，受淝水之战的著名勇将刘牢之指挥。刘牢之并不信任王恭，而且又是个轻于去就的人，他被司马元显所收买，决定率兵倒戈。有人向王恭告发，他却不信，还摆酒宴请刘牢之，并当众拜他为兄，又把精兵全都交给他指挥，刘牢之回去后却立刻命令儿子刘敬宣回兵袭击王恭，王恭兵败被杀；庾楷也兵败，投奔桓玄。刘牢之率北府兵抵御荆州军，桓玄、杨佺期只得回军蔡洲。
为了分化荆州军，司马道子又采纳桓冲之子桓修的建议，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而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殷仲堪一听诏命，大为恼怒，催促桓玄、杨佺期进兵。桓玄、杨佺期得到好处，不想出兵。殷仲堪一气之下回军荆州，遣使告谕蔡洲兵众说：“你们如不各自散归，我到江陵便杀尽你们的家人。”于是，杨佺期部将刘系立即带领二千人西上，桓玄等很害怕，都赶快撤退，至寻阳才赶上殷仲堪。桓玄由于兵力有限，羽毛未丰，需要殷仲堪相助；殷仲堪丢掉了荆州刺史，也需依仗桓玄的声望。三人便在寻阳重新结盟，桓玄被推为盟主，大家共同约定，不接受朝廷诏命；又联名上书朝廷，为王恭伸冤，要求处死司马尚之，刘牢之等人。司马道子被迫让步，宣布恢复殷仲堪的荆州刺史。这次起兵，桓玄取得江州，得到最大的实惠。他被推为盟主后，更加骄矜，每以寒士裁抑杨佺期。而杨佺期为人骄悍，出自北方高门弘农杨氏，最恨被别人瞧不起，在盟誓坛上就想发难袭击桓玄，但被殷仲堪制止了。桓玄觉察到杨佺期有异谋，暗中有了吞并他的打算。
不久，殷仲堪等的矛盾渐渐激化起来。殷仲堪担心桓玄跋扈，遂与杨佺期结为婚姻，相互支持；桓玄敌不过二人，害怕被击灭，于是上书朝廷，要求扩大自己的辖区。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也想借机挑起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以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遂下令分杨佺期所督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归桓玄管辖，又以桓玄之兄桓伟取代杨佺期之兄杨广为南蛮校尉。杨佺期火冒三丈，即刻调集人马，声称援救洛阳，暗中想联合殷仲堪共击桓玄。
殷仲堪顾虑重重，既畏惧杨佺期兄弟骁勇，难以对付；又担心桓玄一旦被击灭，杨氏兄弟得势，自己反而受害，故极力予以阻止。杨佺期孤掌难鸣，只好忍气吞声。
进驻建康
399年，荆州发大水，平地水深三尺，殷仲堪赈恤饥民，仓库空竭。桓玄乘机率军西上，首先袭取了屯积粮草的巴陵，继而进兵杨口，败殷仲堪之侄殷道护，随后占领距江陵二十里的零口。殷仲堪见大势不妙，急召杨佺期相救，终因粮草奇缺而惨败，二人都被击斩。400年三月，桓玄一举夺得荆、雍二州，随即上表朝廷，求领荆、江二州刺史，朝廷授以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修为江州刺史。桓玄不满意，上疏坚持领江州，朝廷不得已，加桓玄都督江州及扬豫八郡，并领江州刺史。桓玄自己任命兄桓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这时，浙东一带的孙恩民变势大，朝廷忙于派兵镇压，无暇西顾（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宋武帝刘裕乘着镇压孙恩，从一名北府兵参军变成了名震当时的勇将）。司马元显代父执掌朝政后，继续用佞臣，树亲党，聚敛无度，朝纲紊乱。加之桓氏子弟布列朝野，势力强大，故桓玄的种种非分之求，朝廷都有求必应。
桓玄此时独霸荆楚，兵强马壮，广树腹心，安插亲信。他踌躇满志，自以为东晋天下三分有其二，而司马氏气数已尽，故多次指使人替自己上祯祥、献符瑞。在建康的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对悬在头顶上的利剑却毫无反应，他们父子二人同任录尚书事，人们叫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东录门可罗雀，西录门口的停车场则永远爆满。元显的亲信不是自命豪杰，就是自诩风流名士，却没有几个能派用场的。元显只是个刚成年的少男，但是骄傲自大，公卿百官见了他都要下拜。政府财政困难，元显的家财却不停地增长。他们对西边的桓玄和东边的孙恩的威胁毫无感觉。
孙恩的变民军在扬州地区屡败政府军，无人能制。晋廷只好派出北府兵，可是孙恩刻意避开北府兵，专找地方部队这样的软柿子捏，战果非常显着，并于401年进逼建康，桓玄得知后请缨征讨，孙恩很快就退兵，司马元显马上发诏书制止桓玄进军。桓玄写信指斥执政说：
“今日朝廷显贵心腹，谁是时流清望？岂能说没有佳胜者，只是不能信任罢了。因为住昔朝政的失误，才酿成今日之祸患。朝廷上的君子，怎能没有看法，但因有身家性命之虑，故不敢说话。我忝任在外，所以能揭露事实。”司马元显读后大为恐慌，准备征讨桓玄。桓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则担心桓玄结怨朝廷，一旦失败而祸及自己，暗中派人与司马元显联系，答应作为内应，司马元显大喜。桓玄派人切断长江航运，致使建康漕运不佳，公私匮乏，官军士兵不得不以谷皮、橡子充饥，给司马元显造成严重困难。
402年一月，司马元显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以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为后部，称诏举兵伐玄。官军将要出发，桓玄堂兄桓石生时为太傅长史，及时送来了紧急秘报。桓玄心中恐惧，打算固守江陵。长史卞范之献计说：“公威名远扬，谋略震动天下，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如果兵临京畿，恩威并施，则土崩瓦解之势可翘足而待，哪有延敌入境而自己削弱自己的道理？”桓玄闻言大悦，当即留下桓伟守江陵，上表朝廷，率师沿江东下。兵抵寻阳，发布檄文，列举司马元显的种种罪行。檄文传到京都，司马元显吓得不敢下令开船。桓玄兴师甚失人心，自觉以下犯上，惟恐将士不为所用。及至兵过寻阳，不见政府军踪影，不禁大喜过望，将士们也个个精神振奋，沿路如入无人之境。兵抵姑孰，击败谯王司马尚之，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弃城而逃。当时，刘牢之驻扎在冽洲，按兵不动。桓玄遣使劝降，虽然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和刘裕都劝刘牢之不要走背叛的路，可是刘牢之说：“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司马元显此时任骠骑大将军）？”想利用桓玄除掉司马道子父子，于是他于三月归降。桓玄挥兵直驱建康城外的新亭，司马元显不战自溃，弃船逃回京城，此时身边只有张法顺一人跟随。司马元显无计可施，只是与其父司马道子在相府相对而泣。桓玄兵至建康城，只喊了一声：“放仗（放下武器）！”桓玄进入建康，司马父子都被擒获。
趁机禅代
桓玄紧接着马上矫诏自命为总百揆，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等，署置丞相府的大小僚属。杀死司马元显、谯王司马尚之、尚之之弟恢之、允之及庾楷父子等人；流放司马道子到安成郡，还没到就干脆把他毒死；解除刘牢之的兵权，用为会稽内史。继而布置亲信占据要津。刘牢之一上来就被剥夺了兵权，想要造反，刘裕认为不可能成功，参军刘袭则说：“将军往年先反王兖州（兖州刺史王恭），今日反司马郎君，现在又要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说完就走了，其它将校也多半离他而去。一代勇将刘牢之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其子刘敬宣和宗室司马休之逃往后秦避难。
四月，桓玄出镇姑孰，姑孰当长江重要渡口，既是豫州治所，又是建康的西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镇姑孰既可以控制朝廷，又可以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可谓一举两得。桓玄虽出居外镇，但朝中大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小事则由桓谦、卞范之处理。
桓玄当权之初，还能有所作为，政治颇有起色。他大力整肃朝纲，黜凡庸之辈，远奸佞之臣，选用贤才，时局有所好转，京城内一时欢欣鼓舞。为了革除岭南贪污奢糜的弊政，他选派良吏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短期内使岭南风气为之一变。
为此，他大加赞赏，称道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提拔吴隐之为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他曾试图革除豪强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的劣政，但因阻力重重，加之政令繁密而无法实行。针对晋末佛教开始盛行、伤政害民的弊端，桓玄还提出沙汰僧尼，打击寺院经济的主张，并亲自下达了淘汰僧尼的命令，规定：除了那些精通佛理、恪守戒律的佛教徒外，其它僧尼一律淘汰，还俗为民。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桓玄的奢豪之态不久复萌，政令无常，朋党互起。这时三吴发生大饥馑，饿殍遍地，户口减半，会稽郡人口只剩三、四成，临海、永嘉郡死亡殆尽，殷实人家也竟身穿罗纨，怀抱金玉，闭门相守而饿死。很多士民都把这此饥荒和桓玄的统治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设法解决燃眉之急，而是加紧篡权的步伐，首先大杀北府旧将以绝后患。北府旧将大多不是被杀，就是逃往后秦和南燕。
403年二月，桓玄为提高威望，上表请率领诸军扫平河、洛，然后指使朝廷下诏制止，便称“奉诏故止”。九月，使朝廷拜自己为楚王，封十郡，加相国，总百揆，备九锡，楚国置丞相以下官属。为制造舆论，他上表请求返回藩镇，然后自作诏挽留，再上表固请，逼皇帝出手诏坚留。他还暗中指使人献祯祥，呈符瑞。他生性贪鄙，喜爱奇珍异宝，终日珠玉不离手。别人有好字画及佳园美宅，都千方百计地据为己有。不好意思当面抢夺，就以赌博为手段，变着法儿夺取。又喜欢阿谀奉承，厌恶臣下进直言。法令无常，随心所欲，一会儿想废钱币而用谷帛，一会儿又想恢复肉刑，结果一事无成，至使朝野失望，人不安业。
正当桓玄得意之际，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被他视为左膀右臂的兄长荆州刺史桓伟突然病死；接着殷仲堪的余党、新野人庾仄合众七千，起兵襄阳，赶走了守将冯该；南蛮校尉庾彬等人谋为内应，江陵震动；桓玄之侄桓亮也以讨伐庾仄为名，乘乱起兵罗县，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这两次事件虽很快被平定下去，但却给桓玄以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此同时，北府兵的中级将领刘裕、何无忌等人又正在酝酿起兵，无疑给桓氏政权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形势在逆转，如不赶快禅代，皇帝梦难免成为泡影。桓玄急不可待，但北府兵的将士们是否答应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于是他派堂兄桓谦赶赴彭城，试探地问刘裕：“楚王功高德重，朝廷的意思是想禅让，你们以为如何？”老奸巨猾的刘裕回答：“楚王是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王室衰微，早失民望，趁机禅代，有什幺不可以！”桓玄得到报告，便放下心来。403年十二月三日，桓玄逼迫司马德宗（晋安帝）禅位给他，并即皇帝位于姑孰，可是在登基时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桓玄身体过重，结果在登位时一下子坐塌了宝座。百官都不知所措，幸亏殷仲文急中生智说：“这是因为圣德深厚，大地承载不了啊。”这才解了围。
桓玄改年号为永始。迁司马德宗于寻阳，封为平固王；追尊其父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
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大封桓氏兄弟子侄为王，文武加官进爵。随后迁居建康宫，修缮宫室，大兴土木。为显示皇帝的尊严，特命工匠制作一辆特号大车，车内可坐三十人，用二百人推着走；为炫耀自己的聪明，百官奏事或一字写得不合体，或语句有些毛病，都要挑出来指摘一番，甚至贬官降职。事必亲躬，或亲自安排值日官，或自选令史一类的小官，诏令一道接一道，主管官员应接不暇。而朝纲大事不抓，法度不立，奏案堆积如山。他又喜欢游猎，常常夜以继日，性情又急躁，呼召严厉，刻不容缓，宫禁内一片喧哗，不成体统。百姓疲累，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有八九。
兵败出逃
404年二月，刘裕经过周密部署后，联络北府兵将领刘毅、何无忌、刘昶、刘道规、诸葛长民等人，纠集了可怜巴巴的一百多人起兵讨桓玄。桓玄的手下听说刘裕等一百多人就敢于造反，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有桓玄非常担心地说：“刘裕是当世的英雄，从前赌博的时曾输得让别人当街打屁股，刘毅从前家里穷得一担米都没有，赌博的时候还敢下百万的赌注，何无忌和刘裕脾气相投，从小就是一块的赌友，三个人都是赤裸裸的赌徒，抱着不输光就通吃的心理造反，怎能说不可怕？”就派出重兵渡江前来围剿。
二月二十七日，刘裕派何无忌扮成朝廷使者，率一百多人赚开城门，一举攻入京口，斩徐州刺史桓修；进而攻广陵，杀青州刺史桓弘。没多久，就有一千七百多北府兵里退役的老兵油子前来投奔刘裕。刘裕率兵直扑建康，三月，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战胜前来抵抗的桓军，阵斩著名猛将吴甫之、射死皇甫敷，到达建康城下。桓玄又急又气，命桓谦、卞范之率兵二万出城御敌。刘裕在战船上就下令士兵饱餐一顿，把剩下的粮食都扔到长江里，以示有去无回，两军在建康城外展开决战。桓玄军虽然人多，但军官很多都是北府兵出身，知道刘裕的厉害，任桓玄怎幺催就是不上前。刘裕军站位在上风，趁机放火，桓玄军大乱，自相践踏，刘裕率众突击，桓谦诸军顷刻间溃散。桓玄闻报，匆匆携带儿子桓升、侄子桓浚，在几千亲信的护卫下，从南掖门仓惶出逃。路遇参军胡藩，胡藩劝他组织抵抗，桓玄一言不发，只顾用马鞭指天，意思是说“天亡我也！”然后策马疾驰，直奔石头城，乘船浮江西去。沿途忍饥挨饿，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左右弄来一些粗粮，咽不下去，几岁的小儿子桓升在他胸前背后使劲按摩，桓玄悲不自胜。
桓玄一行逃到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提供器用、兵马，这才松了一口气。于是挟司马德宗继续西逃，途中自己作起居注，叙述如何抵御刘裕事，自吹算无遗策，只因诸将违背节度，以致造成败局，并非用兵的过错云云，却把御敌大事抛到了九霄之外。四月，桓玄一行逃到江陵，荆州刺史桓石康迎入帐内。喘息未定，即忙着派人在城南搭造帐篷作为临时宫室，重新署置百官，又大兴刑罚，借以在大败之余重树个人威权，震慑百官将士。大臣殷仲文力谏，桓玄怒气冲冲地说：“汉高祖、魏武帝用兵多次战败，那只是诸将的过失。现今天文对我不利，所以把都城迁回荆楚。而小人愚昧，妄生是非，乱发议论，正应该凶猛一点，哪能施行宽政？”荆州各郡的郡太守们得知桓玄流亡，有人赶紧献媚取宠，派人上表敬问起居，桓玄一概不接受，命令重新上表，庆贺迁徙新都。
荆楚毕竟是桓玄的老巢，不出一月，桓玄收集兵众二万和大批的楼船、器械，又开始得意起来，自负地对左右说：“你们都是从清显的仕途上跟随我的，京都那帮窃权盗位的人将要谢罪军门，到时看着你们凯旋进入石头城，这与神仙相比，又有什幺不同！”就在桓玄得意时，刘裕派遣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率兵追至湓口，桑落洲一战，大败江州刺史郭昶之、游击将军何澹之、江夏太守桓道恭等人，进军寻阳。寻阳上控荆楚，下制建康，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势在必争。五月，桓玄自江陵急率舟师东下，双方大战于武昌附近的峥嵘州。
桓玄所率将士数万，对方不满万人，但却担心吃败仗，常常在座舰旁边停着几艘快船，以备败走，全军毫无斗志。刘毅紧紧抓住战机，乘风纵火，率军奋勇出击，大获全胜。桓玄命人烧毁辎重，连夜狼狈逃去。
桓玄再次逃回江陵城，众人见大势已去，人心惶惶，虽令不行，城内一片混乱。桓玄走投无路，打算逃往汉中投奔梁州刺史桓希。一天深夜，收拾停当，遂率亲近心腹数百人骑马出城西走，刚刚到达城门，左右于黑暗中挥刀向桓玄砍去，没有砍中，秩序顿时大乱，左右心腹互相砍杀，死尸交横于路。桓玄心惊胆颤，勉强逃到船上。恰在这时，益州刺史毛璩派从孙毛佑之。参军费恬率领二百人护送弟弟毛璠的灵柩来江陵安葬，毛璩之侄毛修之时为桓玄屯骑校尉，趁机骗诱桓玄入蜀，桓玄无计可施，只好同意。船行至江陵城西的枚回洲，毛佑之、费恬突然向桓玄开弓放箭，矢如雨下，幸臣丁仙期、万盖等人急忙用身子挡住，都被射死，桓玄受了轻伤。益州都护冯迁随着抽刀砍来，桓玄从头上拔下一枚玉导送给他，心惊肉跳地质问：“你是什幺人？敢杀天子！”冯迁回答说：“我杀天子的贼罢了！”说完，手起刀落，人头坠地。同时被杀的还有桓石康、桓修等人，桓升被擒，斩于江陵城。
桓玄篡晋，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尾声。这个短命政权终于被刘裕推翻。桓玄从称帝到兵败出逃，共经八十天；从称帝到被杀，前后不到半年，死时年三十六。桓玄死后，堂兄桓谦、桓石绥等人仍坚持抗争达五、六年之久，直至410年才宣告全部失败，桓氏家族彻底覆灭。
桓玄有一定的才能，他于晋朝日薄西山之际取而代之，如果能励精图治，也许还真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新王朝。可他一生努力结果只不过是为刘裕当了垫脚石。
附桓玄诗二首：
登荆山诗
理不孤湛。影比有津。
曾是名岳。明秀超邻。
器栖荒外。命契响神。
我之怀矣。巾驾飞轮。
南林弹诗
散带蹑良驷。挥弹出长林。
归翮赴旧栖。乔木转翔禽。
轻丸承条源。纤缴截云寻。
落羽寻绝响。屡中转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