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某次去参加一个讨论会，在会上被主人请起来“随便讲几句话”时，却窘迫之极，一言不发，无地自容地败下阵来。这使我们想到，有学问的人如果缺乏机智应变的口才，那么，除了使人感到遗憾之外，说明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还是存在缺陷的。这种缺陷目前在我们周围很多人身上都还存在着。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讲求日常说话的传统，对口才的作用有较高的评价。孔子说过，一个人说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的聪明但也可以表现出他的愚蠢。他说，君子对于自己说的话，是从来不马马虎虎对待的。经常说有益有用的话，人就变为万物之灵；而经常说无用有害的话，人就变成万物之怪。口才能力的提高就是要使人能够接近万物之灵，而远离万物之怪，走向高层次的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分子，非常有必要重视和训练口才。
在西方，有位哲人还说过：“世间有一种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伟业并获得世人的认识，那就是讲话令人喜悦的能力。”人才或许不是口才家，但有口才的人必定是人才。口才是现代智能型人才的基本素质，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当年王光英到香港创办光大实业公司，他一下飞机，一位女记者以藐视的口吻，突然发问：“你带了多少钱来？”王光英先是一惊，少顷，随机应变地回答：“对女士不能问岁数，对男土不能问钱数。小姐，这是公认的吧，你说对吗？”在场的记者哈哈畅笑。王光英机智的言辞不仅使自己摆脱了窘况，而且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等于给他要办的公司做了一次不费分文而效果特佳的广告。有这样应付裕如的企业家，你不得不相信这家公司会“光大”起来。
对教师来说，要在课堂上讲好课，更离不开口才。要把书本上的知识和自己头脑里的创造性思想，通过自己的嘴去传授给学生，尽可能产生好的课堂效果，口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口才的好坏是衡量一个教师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志之一。
有些人以为自己将来并不想当教师，更不想当企业家、外交家，口才的学问可有可无。殊不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人们口语表达的要求日益提高。如自动化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人们用口语指挥机器。现代化的车站、码头、飞机场，甚至开汽车、飞机都可以通过人机对话进行指挥和管理。人和机器对话，虽然不要求人有纵论天下的雄辩口才，但口才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是要熟练掌握的，起码你说的话要标准，合乎逻辑。否则，机器就不会按你的意愿去办事。还有一些人不了解口才的巨大作用，甚至看不起会讲话的人，认为表现口才是“耍嘴皮子”，其实口才决不是只凭两片嘴皮子，而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一个善于说话的人，首先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深刻认识事物，只有这样，说出话来才能一针见血，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其次，还必须有严密的思维能力，懂得怎样分析、判断和推理，说出话来才能滴水不漏，有条有理；最后，还必须有流畅的表达能力，词汇丰富，知识渊博，话才能说得生动通顺。正因为口才具有综合能力的特征，所以说：口才是学识的标志，是事业成功的阶梯。
口才的社会价值
语言交流是一种社会性的交流。人们说话的时间、环境和方式，总要受社会形态的制约；表达的效果，也总要经由社会层面反应出来。一个人的语言对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魅力无限。
一、政治风云中一言抵九鼎社会离不开政治风云的洗礼。古今中外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历来看重说话的重要作用。
我国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述。
《周易？系辞上》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认为制造混乱可以借言语为媒介。孔子就明确指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管子？内业》）。刘向说得更具体：“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说苑？谈丛》）他把说话当成百行之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以自己高超的说话水平取胜。他们机敏睿智、伶牙俐齿、巧发奇中、一言九鼎。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或游说、或劝谏、或答辩、或谈判、或演讲、或辩论，均以说话水平导航政治风云，左右形势变幻。高超的说话水平可以叱奸佞于朝堂，醒群众于街衢；化干戈为玉帛，挽狂澜于即倒。
战国时，秦国吞并了韩、魏这两个大国之后，接着企图染指小国安陵。安陵君派唐雎到秦国交涉，同专横、凶残、贪婪的秦王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唇枪舌剑之战：痛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打击了秦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汉末，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一席话将天下三分，奠定了蜀汉的基业；他后来又巧言游说江东，劝说了孙权与刘备联手共同抗击强大的曹操。近代爆发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走上街头，挥泪演讲，极大地调动起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深刻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有力地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24日到西安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谈判，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至此，国内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定。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恺撒被布鲁特斯派刺杀身亡，名列罗马共和国“后三头”之首的安东尼站在恺撒的尸身旁发表了《灾难，你已来临》的演说。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有话直说”、“不善言词”、“又不善雄辩，所以不可能激励大家的情绪”，可是他的这一演说却煽动起国人为恺撒报仇的怒潮，从此造成共和国的长期混乱，直到覆灭。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驱使奴隶为自己卖命。为了粉碎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企图，林肯总统及时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隶们庄严宣告：“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两天后，他又站在白宫阳台上向群众演讲，重申这一宣言。他深信，这可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繁荣昌盛”。果然，宣言发布之后，奴隶纷纷倒戈、逃亡，南北形势发生巨变，很快林肯领导的北方军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些例子无不显示出说话水平在政治风云中的极大威力。
正因为如此，历来统治者都力图引导人们的舆论，希望人们说的话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社会，而不要损害自己的统治，损害国家和社会。
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舜帝对他的部下龙说，我痛恨说坏话、做坏事，那会惊忧我的百姓；命令您做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收集对我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公正！）他设纳言官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语，杜绝坏话。
周厉王是一个无道的暴虐之君，国人实在忍受不了，便议论纷纷，甚至谴责怒骂。厉王找来卫巫，让他监视国人，不准他们乱说话，违者一律杀之。于是国人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是彼此用眼睛看看而已。厉王竟自鸣得意地说：“我能够制止国人讲话了。”不让讲话，这怎么行呢？“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国人有愤怒而不能渲泄，必然越积越深，危害会更大。召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尖锐地向厉王指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的话是很有水平的，他从维护周朝统治的利益出发进行劝谏，比喻贴切，说理透彻。遗憾的是，忠言逆耳，厉王没有听从劝告，被愤怒的国人造了反、赶出了国门。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不让人民讲话，动辄以“右派言论”、“反动”、“恶毒攻击”、“含沙射影”等大扣帽子，游街、禁闭、坐牢甚至杀头，造成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可悲局面。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1976年清明前后，数百万民众自发聚集首都天安门，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对林彪、“四人帮”作了愤怒的声讨。他们慷概发表演讲，诵读诗词曲联，点燃了全国人民心中早已蕴蓄的怒火。这次行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二、军事争战中一言胜百师孙子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敌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军事争战中，善于用兵的将帅，是可以不靠双方刀兵相交就能取胜的，孙子把这种行为称为谋攻———谋划进攻，就是以谋取胜。他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是好中之好的谋略。而高超的说话水平正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如刘勰所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战争是政治的直接表现。战场上，敌对双方都以挫败对方为目的。双方力量的强弱当然是不可忽视的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强大的一方就能取胜。对于弱方来说，尤其需要获得说话的优势。
诸葛亮可算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说话水平高超的人物之一。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关于他以口才制胜的故事。其中以第93回“武乡侯骂死王朗”最为典型。诸葛亮率师北伐，在渭河边与魏国大都督曹真的大军相遇。曹军中有一位素以舌辩著称的司徒王朗，他自请上前线作说辞，劝降诸葛亮。在两军对峙的阵前，王朗摇唇鼓舌，引经据典，包罗万象，口若悬河，满以为诸葛亮听了这一席话，会“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想，诸葛亮随机应变，在言明自己北伐之因，分析了天下形势之后，话锋一转，直指王朗：“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曹军受挫，军无斗志而致大败。对此，后人有诗赞诸葛亮说：“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尽管这是经过加工的文人之作，但以言制胜，可见一斑。
春秋时，强大的秦晋两国联合进攻弱小的郑国。在敌军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之时，郑大夫烛之武只身缒城而下，往见秦穆公。他以其卓越的说话水平对秦穆公分析形势，陈说利害，终使其心动而撤兵，从而瓦解了秦晋联盟，使郑转危为安。以说话水平高超而制胜的例子，也多见于世界各国战史。
公元前218年，位于现在北非突尼斯的迦太基奴隶主阶级的军事统帅汉尼拔，眼看地中海地区的另一强国罗马不断逼进，他不甘受辱，出兵与罗马较量。势力强大的罗马根本不把汉尼拔放在眼里，集结数万大军准备一举歼灭之。但汉尼拔却出其不意地远征绕过罗马军阵地，率领6000精兵翻越阿尔卑斯山，突然出现在山南的波河平原上。汉尼拔指着眼前坚固的罗马城堡，慷慨激昂、义无反顾地对他的士兵发表了即兴演讲———《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是主动者》。在这番演讲鼓舞下，迦太基士兵一鼓作气，一战破城。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闻讯率大军赶来援救，又遭士气大盛的迦太基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弗拉米尼也阵亡，罗马全国震动，已处于覆灭边缘。从此，15年之内不敢与迦太基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节节胜利，在占据了苏联大片领土后，为彻底打败苏联，于1941年10月下旬集中11个师的优势兵力，从西、北、南三面包围苏联首都莫斯科，扬言10日内攻克。临危不惧的莫斯科军民奋勇抵抗，在11月7日这天照例在红场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大无畏的雄伟气魄，威严屹立在红场列宁陵墓上，检阅红军队伍，并发表了气壮山河、振奋人心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坚定了誓死保卫首都的决心。结果，历时月余，希特勒先后撤换了30多名高级指挥官，甚至自任总司令，不仅未能突破莫斯科防线，而且在损失50多万人后反而后退300公里，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打破。
三、经济活动中一诺值千金
1998年3月，刚刚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这么一句话，就对深受金融风暴困扰、一直动荡不安的亚洲经济形势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1998年4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上，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第一轮发言中谈到，日本经济遇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当天，日本东京交易所日经指数大幅度下降。两天后，桥本首相在第二轮发言中又谈到，日本经济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并未到崩溃的边缘，现正在复苏，前景看好。当天，东京日经指数又大幅度上升。
鉴于“士不言通货财”的训诫，我国典籍中关于经济活动的内容甚少。但由于经济活动的客观存在，不言又不行。因此，亦有不少哲人有过些许促进经济发展、规范经济活动的言辞。如《国语？周语上》就提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左传？昭公十年》则强调：“义，利之本也。”这实际是指出了经济活动应遵循的原则：从事经济活动，不讲利当然不行，但见利而忘义，一切向钱看，就有误了。就是反对人们讲经商营利的荀子也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之之利也”，意思是说，不给百姓利益，而却要从百姓那里获取利益，不如给百姓利益而后再从百姓那里获取利益更为有利。管子讲得更明白些：“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些言辞，都是很有眼光的辩证见解，对我国历代的经济活动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演讲，除详尽阐述红区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位的经济政策外，还强调了经济贸易的问题；具体还谈到市场营销中的市场占领、产销对路。这对当时重农轻商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引导。1942年，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经济发生极大困难。究竟怎样渡过难关，前景如何，党内外都有许多疑虑。为此，毛泽东于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讲话，要求全党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号召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现生产自给，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1945年1月，他还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演讲，指出我们就要攻入城市、收复失地，过去的思想、方法已不适应，要学会做经济工作。于是一个讲经济、学经济的热潮在边区兴起，为以后夺取城市、收复失地，在思想上、实践上、干部上都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