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林肯亡友的儿子小阿姆斯特朗被人诬告为谋财害命的凶手。控告人收买的证人（福尔逊）一口咬定说，亲眼看到被告阿姆斯特朗行凶。阿姆斯特朗是无辜的，但在假证面前，却无能为力，眼看厄运就要降临到他头上，林肯获悉此事后，主动为被告辩护。
随后，他又来到现场作实地勘察，很快掌握了重要的事实。他胸有成竹地要求开庭复审。按照美国法庭的惯例，被告的辩护律师与原告的证人进行了对质。
林肯：你发誓说认清了小阿姆斯特朗。
福尔逊：是的。
林肯：你在草堆后，小阿姆斯特朗在大树下，两处相距二三十米，能认清吗？
福尔逊：看得清楚，因为月光很亮。
林肯：你肯定不是从衣着方面认清的？
福尔逊；不是的。我肯定认清了他的脸蛋，因为月光正照在脸上。
林肯：你能肯定时间在半夜11点吗？
福尔逊：充分肯定。因为我回屋看了时钟，那时正是11点15分。
林肯待证人一讲完，就转过身，开始了他的辩护演说：“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证人是个彻底的骗子。”
林肯进一步分析说：“证人发誓说他于10月18日晚11点钟在月光下认清了被告小阿姆斯特朗的脸，但是，那天晚上是上弦，11点钟时月亮已经下山了，哪来的月光呢？退一步说，就算证人记不清时间，假定稍有提前，月亮还在西天，月光从西边照过来，被告如果脸朝大树，即向西，月光可以照在脸上，可是由于证人的位置在树的东南的草堆后面，所以他根本就看不到被告的脸。如果被告脸朝草堆，即向东，那么即使有月光，也只能照在他的后脑勺，证人又哪能看到月光照在被告脸上呢？又怎么能从二三十米的草堆处看清被告的脸呢？”林肯的推断和分析，充分证明了证言是虚假的，驳得证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福尔逊只好承认是被控告人收买而提供假证的。于是，小阿姆斯特朗被判无罪释放。这里，林肯就是抓住证人论据的漏洞而驳倒了对方，维护了被告人的清白。
（3）如果对方的论证方法有错误，对方论点也难成立。一个真实的论点，除了需要有充分而又真实的论据外，还必须有合乎逻辑规则的论证方式。如果对方在论证方法上存在着论据与论点脱节的错误，那么，对方的论点也就难以成立，反驳的突破口还可以选择在对方的论证方法上。
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同志在狱中的时候，法官诬蔑他“卖国”。其理由是：“马克思、列宁都是外国人，一个中国人讲外国人的主义，难道还不是卖国？”
王若飞对法官的这番话进行了反驳：“法官先生，你简直是可笑得令人齿冷。你竟然无知到这种可怜的程度，真是怪事。对你说话，我得讲一点普通常识，马克思是德国的犹太人，他在德国不能立足，曾在巴黎进行过革命活动。后来又寄居在英国伦敦。他在英国参加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很欢迎他，照你的说法，莫非英国工人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马克思了？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俄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沙皇统治，赶走了德国侵略者。难道列宁赶走了德国人，又把俄国出卖给德国人吗？先生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哪国需要就在哪国发展，谁也阻止不了！你不懂不要装懂，假装有学问。这样自以为是，自欺欺人，除了给人增加笑料，别无好处。”
王若飞同志有力地揭露了敌人丑恶的嘴脸，宣传了革命，伸张了正义。他就是通过抓住敌人论证方法上的漏洞，驳倒敌人的。
在辩论中，对方的论点、论据、论证方式都可以成为我们选择的最有利的突破口，同时还必须记住：第一，选择最有利的突破口时，必须做到有理、有利、善于组织合理的进攻。在反驳中，根据需要与可能，采取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驳倒对方的论据或论证，并不等于驳倒了对方的论点。事实上，在论据虚假或未经验证的情况下，论点却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要注意反驳的严密性、科学性。只有站在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才能更有效地制服对方。
第二，反驳是通过推理来实现的，所以，也必须遵守推理的规则。严格遵守逻辑推理原则，一是被反驳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必须确定是对方的思想；二是在反驳的过程中，反驳的对象必须确定，不得偷换，否则，会抓不住关键贻误战机。如何选择最有利的突破口是反驳成功的前提。对于我们来说，学会了怎样选择最有利的突破口，反驳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至于怎样反驳，克敌制胜，还需要在实战中锻练。
三、怎样使用归谬反驳法
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曾把逻辑当作辩论中容易使人信服的三大手段之一。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明智的辩论者一旦确认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就得借助逻辑手段（当然不排斥其他手段的运用），赢得“舌战”的胜利，以宣传自己的思想，获得别人认同。生活是五光十色的，有时甚至有些荒唐可笑。辩论中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往往也充斥荒唐。对于那些荒唐离题的歪理，我们必须运用多种反驳方法予以揭露。正如伊索寓言中《不忠实的受托人》一文最后的警言所说：“遇谎言说得过于离题的时候，你如果想用论证来破其谬见，那么未免太郑重其事了。反驳荒唐言论常用而最有效的技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运用归谬反驳，使对方处于不能自拔的境地，以收奇兵之效。
一个药剂师走进邻居一个书商的铺子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问道：“这本书有趣吗？”
“不知道，没读过。”
“你怎么能卖你自己未读过的书呢？”
“难道你能把你药房里的药都尝一遍吗？”
书商的这一反问使药剂师哑口无言。书商采用的正是归谬反驳。假定你说的是对的，一个书商不能出卖连自己都没读过的书，那么同理，一个药剂师也不能出卖自己都没有尝过的药，这岂不荒谬。可见归谬法不但反驳有力，而且言简意赅。归谬法论证过程是：以退为进，导入荒谬，反戈一击，驳倒对方。也就是说，为了驳倒对方的论点，先假定对方的论点是真实结论到否定对方的论点，从而完成反驳。就论证方式来说，归谬法运用推理形式实际上就是演绎推理，所以，它具有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在许多名人的论辩著作和谈话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归谬法简直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有力武器，许多艰涩的理论，使用归谬法即可进行简单的证明。
归谬法有三种形式：
（1）假定对方论点为真，从对方的论点中推导出虚假的结论，再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式，否定对方的论题。大文学家欧阳修，一次同苏东坡说起一件事：有一个病人，医生问他得病的原因，病人说，乘船时遇上刮大风，受惊吓而得病。医生便根据他得病的原因，用从被汗水浸透了舵把上刮下的木屑入药，为他治病，喝下去果然就好了。
苏东坡说：如果这样用药对头的话，那就会推导出一系列的荒唐结论来。如用笔墨烧灰给读书人喝下去，不是可以治迂腐病了吗？推而广之，那么喝一口伯夷（孤竹君之子，与其弟互相推让王位）的洗手水，就可以治疗贪心病人；吃一口比干（商纣王淫乱，比干谏而死）的残羹剩汁，就可以治好拍马屁的毛病了；舐一舐勇将樊哙的盾牌，就可以治疗胆怯病了；闻一闻古代美女西施的耳环，就可以除掉严重的皮肤病了？
苏东坡巧妙地运用了归谬反驳，使欧阳修也无可奈何，只好一笑了之。这里，苏东坡采用的就是第一种归谬反驳法。（2）假定对方论点为真，从对方的论点中推导出与其矛盾的结论，再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式，推翻对方的论题。
19世纪初，英国一些宿命论者纷纷编造历书，到处欺骗百姓。在伦敦，有个名叫巴尔特利日的占星家，尤为诡计多端，常常吹嘘他的占星计算法如何灵验，以此迷惑人心，骗钱坑人，著名的讽刺大师和小说家斯威夫特对这些骗术十分憎恶。
有一次，斯威夫特仿效巴尔特利日的占星计算法，编写了一部《预言》历书。在这部书中，他预言巴尔特利日将于1908年3月29日半夜11点钟得寒热病死亡。到了这一天，他又写了关于巴尔特利日死亡的报告，随后，他便发表了殡葬的消息。安然无恙的巴尔特利日得知此事后，气得暴跳如雷，不得不到处辟谣，极力说明自己还活着。可是，斯威夫特却向公众证明：他是按巴尔特利日的占星计算法得出的结论，即使不能应验，错误也在巴尔特利日和他的荒谬占星术上。
从此，巴尔特利日声名狼藉，人们再不相信他的占星计算法了。
巴尔特利日狼狈不堪的下场，既说明了斯威夫特反驳艺术的高明，又证明了归谬法的逻辑力量所在。这里，斯威夫特用的是第二种归谬反驳法。
（3）假定对方论点为真，从对方的论点中推导出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再根据矛盾律，驳倒对方的论点。我们知道，自相矛盾的论点是恒假的。如果从对方的论点中推导出自相矛盾的论题，那么，无需再用事实来检验，就可以驳倒对方的论点，省却许多麻烦。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对于“物体越重其下落速度越快”这一论点的反驳，就是运用归谬法的这种形式，其反驳过程如下：如果重物（A）的下落速度快于轻物（B）的下落速度，那么重物与轻物联在一起（A＋B）的下落速度快于重物（A）的下落速度。（因为A＋B重于A）。如果重物（A）的下落速度快于轻物（B）的下落速度，那么重物与轻物联在一起（A＋B）的下落速度慢于重物（A）的下落速度（因为速度快的A带上速度慢的B，其速度一定比A慢，比B快）。所以，物体越重下落速度越快是假的。
从此，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被当作“真理”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就这样被伽利略驳倒了。
归谬反驳在辩论中有其重要作用，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对于那些错误言论、错误推断，我们应运用这一有力武器，予以批驳和揭露，以明事非，辩曲直。
四、怎样使用类比反驳法
论辩的一方不直接驳斥对方的论点，而是寻找一个与该论题有关的事例，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推导出对方论点的荒谬，叫作类比反驳。这种反驳形象直观，避免了抽象说理的枯燥，使论辩更加有趣，有时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著名作家刘绍棠在国外发表演讲时，有人问道：“共产党这么英明伟大，为什么就不能容纳一点点自由化的东西呢？”刘绍棠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大声问道：“你们看我的身体怎么样？”听众见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众口齐说：“很健康！”刘绍棠接着说：“谢谢！尽管我刘绍棠如此壮实，但是，要让我去吃苍蝇，我是决不干的！”
这种绝妙的辩驳，博得热烈的掌声，同时，又避免了正面回答的不便。
增添感染听众的语言说服力
辩论的目的，就是用一切必要的理论或思维手段维护自己的思想，击破对方的观点，使听者赞同自己。辩论者直接面对的是对手和听众，利用感情情绪影响对方、感染听众，往往会起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利用感情情绪的手段很多，或慷慨激昂，以壮声色；或和风细雨，以情喻理；或义正辞严，以正压邪；或稳如泰山，以静制动；或声色俱厉，以威震慑。音调的抑扬顿挫，节奏的快慢强弱，表情的喜怒哀乐，都能起到情绪感染的良好作用。只要平时在辩论过程中时时留心，注意培养，你就能掌握这一手段。
辩论中的感情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声情并茂
1974年，中国刚进入联合国不久，随着中国在世界上政治地位的日益加强，有的大国敌视，有的小国不安。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邓小平的讲话，赢得第三世界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威望。邓小平的讲话，内容固然重要，而他饱满的政治激情和庄重练达的政治家风度，也使他的讲话更为增色，起到了强烈的感染听众的作用。他的话语中包含着中国人民的自信和自强，再加上他个人的说话水平能力，其气势强烈地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二、和声细语
辩论的情绪感染，不能总是千篇一律的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要因人因地而异，对象不同，情感色彩也要不同，境况变化，情感色彩也要随之变化。同志朋友亲人之间也时常发生辩论，这种辩论应当在亲切友好融洽的气氛中以商讨的口气进行，以免唇枪舌剑而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
1955年亚非国家在万隆举行会议，与会代表团各自利益不同，各持己见，争争吵吵，久久不能达成协议。周恩来总理针对这种情况，他迅即理出自己的思绪，以委婉的语气在大会上侃侃而谈。他说：“我们不是来争吵的，我们是来求同的，既然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何不就我们共同的地方取得一致意见而保留我们各自的分歧呢？”他高屋建瓴的思想境界使与会代表深深折服，他和风细雨的语言，温润地浇开了大家心中共同的壁垒。与会代表求同存异，很快就共同的利益取得一致意见，达成了协议。周恩来总理也由此以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而饮誉海外。
三、怒形于外
辩论中，辩论双方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气度。既有礼尚往来的大家气度，如齐宣王辩不过孟子，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但也有在刀光剑影中夹杂着的猛士风度。这时论辩者的感情色彩更为重要。如唐雎与秦王之辩，如果唐雎不以死相威胁，没有按剑而起的愤怒，秦王无论如何是不会屈服的，唐雎的情感色彩在他和秦王论辩的胜利中起了决定的作用。在唐雎与秦王的力量对比中，他绝对处于劣势，若没有这种以死相拼的气魄，他是不会取胜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彭真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会上，各国共产党受苏联指使，争相发言，展开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谩骂和攻击。各国代表攻击中国的发言累计时间为4个小时。轮到中国代表发言，彭真昂然走向讲台，置讲稿不用，义正辞严地讲道：“按照兄弟党平等的原则，你们讲了4个小时，我也要讲4个小时，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能少。”他严正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历来的立场，回击了各国代表发言对中国的攻击和污蔑，申张了正义，维护了国威，连苏联代表也对彭真暗加赞赏。
愤怒，并不总是不利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控制并理智地运用它，变不利为有利。
四、人之常情
人心的背向，在辩论过程中常常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常常决定着辩论的胜负，常常就是真理的趋向，辩论的正义情感的着意渲染，不仅能争得观众的同情和支持，也能使对方为之折服。
美国总统林肯在当律师时曾为一位独立战争的烈士遗孀作过这样一次辩护：烈士的遗孀靠抚恤金维持风烛残年，一次她领取抚恤金时，出纳员竟要她交相当于抚恤金多一半的手续费，这分明是故意勒索。老人向林肯哭诉，但出纳员没有留下任何凭据。律师的正义感使林肯深为愤怒，他决意帮助老人打这个没有凭据的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