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少数民族青铜装饰品。由于游牧生活有经常流动的特点，草原民族青铜器以带扣、铜环、仪仗头或轴头、动物纹铜牌等小型青铜饰件最具特色，其中尤以动物纹铜牌更为典型。
铜牌，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大都装饰在服装或马具上。浮雕，模铸，一般在10厘米左右，材料以青铜为主，也有使用黄金或其他金属的。因为过去大都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也称鄂尔多斯铜器。
铜牌艺术分布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广阔区域。在中国，流布于长城以北，以内蒙古最集中，河北北部、辽宁、山西、陕西、宁夏、新疆等地亦有发现。年代可以上推到西周，在春秋早期至西晋时期的墓葬中都有出土；从民族方面看，大致始于东胡，盛于匈奴，结束于鲜卑。
东胡族铜牌中国北方草原早期铜牌艺术的代表，出土地点有内蒙古宁城的南山根，辽宁省沈阳市的郑家洼子、锦西市的乌金塘、朝阳市的十二台营子等，年代约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时期。铜牌图案有动物形、几何形、人面形、兽面形等多种。
南山根的三兽铜牌和兽形铜戈，都是阴线刻兽形纹样，造型比较简单。十二台营子的人面铜牌，中间为一人面，凸额、长鼻、突嘴、眼作圆形，外绕蛇形，构成圈状。兽面铜牌正中是狼的正面像，两侧为两只狼，低首垂尾，尾与足都和中间的兽面相连，尾卷成圆圈连接于兽面的耳部，构思颇为奇特。此外，这时期出土的青铜兵器、容器和装饰品上亦铸有圆雕动物，如马、虎、兔、鼠及人骑马等，在动物造型上已达到一定水平。
郑家洼子的盾形铜牌，上方下圆成盾形，背面有桥形长钮，本作斧囊上的饰品，铜牌采用单独的云纹图案，简练粗放，与盾形外轮廓的曲线相协调，给人以明快之感。还有乌金塘出土的长方扁平形饰牌，纹样是几何纹的四方连续，基本结构为两个单独几何纹，反复交错，整齐和谐，反映出当时在几何纹铜牌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匈奴族铜牌匈奴族铜牌代表着中国北方草原铜牌艺术的高水平。时代约当战国至西汉。大量作品采用写实基础上的装饰图案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早期作品有内蒙古杭锦旗的桃红巴拉、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呼鲁斯太以及和林格尔的范家窑子等地出土的遗物。桃红巴拉的三马铜牌是三马镂空图案；呼鲁斯太的鹿形铜牌纹样是四肢直立的鹿形，昂头前视，两耳上竖，突出地夸大了头上枝状的长角，一直连接到尾部，下面有一圆形铜牌；范家窑子的伏卧形虎纹铜牌，描写正在捕食的猛虎形象，双脚趴地蹲伏，神态生动，雕刻是采用浅浮雕的手法。
内蒙古准格尔旗的西沟畔、玉龙太和杭锦旗的阿鲁柴登等地发现的遗物，代表着匈奴族铜牌鼎盛期的作品。这时期的动物纹铜牌，题材增多，制作精美，刻画生动，特别是塑造出大量猛兽相斗和撕咬的场面。如阿鲁柴登的四虎食牛金牌，长方形的饰牌中间铸出一只卧牛，4只老虎在周围咬住牛的颈部和臀部，作品在构图上是鸟瞰式的，以牛的全身为图案的底纹，又以对称的4只老虎为主要形象，刻画出猛虎食牛的场面；西沟畔的虎豕咬斗金牌，描写猛虎的前肢卧伏于地下，张口咬住野猪的后腿，野猪则又回首，咬住老虎不放，动态非常强烈，情节极其紧张，表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人物铜牌的出现，在小小的方寸之内，反映了当时北方草原的社会生活，代表作品有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出土的摔跤铜牌，角斗的二人皆高鼻，披长发辫，穿绑腿裤，互搂着作摔跤状，两侧各有一树，枝叶茂密，树下各系一匹备有辔鞍的骡子。整个画面充满草原生活情趣，是研究匈奴民族的社会习俗和服饰发式等的重要历史资料。
匈奴族的文化遗存中还有丰富的圆雕动物形象，通常用以装饰仪仗头或轴头，也有单独的动物造像，在玉龙太、速机沟、吐尔瓦沟等地共发现数十件。阿鲁柴登出土的金冠，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匈奴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金冠饰以浮雕狼食盘羊的图案，冠顶立着一只圆雕的雄鹰展翅，鹰嘴和眼睛都用绿松石镶嵌，头颈可以左右摆动，做翱翔状，鸟瞰着群狼食羊，意在显示奴隶主贵族至高的权威。
鲜卑族铜牌现在发现的鲜卑族铜牌大都是东汉至西晋时期的作品。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扎赉诺尔的飞马纹鎏金铜牌，飞马两翅上展，奋力奔腾，造型简练粗放，很有生气。乌兰察布盟二兰虎沟墓群出土的铜牌，图案有三鹿纹、双鹿纹、双龙纹和网格纹等，仅保留了一些装饰风格。后期如乌兰察布盟小贝子滩出土的金饰牌，构图上的图案化和动物形象的抽象化是其特点，但造型繁琐，形象重复、呆板。这时北方草原民族的铜牌艺术已走向末落，可以说是在鲜卑人手里基本上结束了这种艺术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