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蒙的小学校从前是一座教堂——圣公会。入门处一座礼拜堂，主建筑是一座二层楼房。窗户上镶着彩色玻璃，墙体是一种薄薄的青砖，现在很难再看到这样的砖了。现在流行一种用煤灰和着沙浆再加少许水泥混合而成的免烧砖，据说省工又省料，却不知道质量如何。现在是快餐时代，这个话题，不说也罢。
圣公会建于1914年，距今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但直到不久前我去那里时，虽然屋顶已部分坍塌，但那些薄薄的袖珍型青砖砌就的墙体不见一块分化，不见一处朽损。
从我的家去那座小学校，有两条路可走，如果走大道，需绕过大粮库，绕过中山路，路就远了，但如果走捷径，从后门直接插入一片菜地，就近得多了。五六月天，我们走过那片菜地时，会随手摘一颗菜地里熟透了的蕃茄或是一根水嫩的黄瓜。即使种菜人就在一旁，也是不会介意的。对于那些每年收获上千斤蔬菜的菜农来说，谁又会在意一个过路人采摘的一两颗瓜菜呢？等上三年级时，我们又被转到另一处地方，那同样是一座教会的楼房，我们需要穿过一片更大的菜地。站在那教学楼的二楼阳台上，满目青绿，不见尽头，我这才知道，这片被和悦洲人称之为“小菜园”的菜园子该有多大！
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的，小菜园其实并不小。直到现在，小菜园仍是江南一片重要的蔬菜基地，其面积足有五千余亩，所生产的无公害蔬菜除保证着整个铜陵市区几百万人口的蔬菜供应，周边如池州、青阳、南陵等市县的蔬菜市场，也从和悦洲小菜园源源不断地批发蔬菜。小菜园小矣，大矣？由此可见，小菜园之小，并非是对面积的界定，而是对菜的称谓。就像上海人说的：烧两个小菜吃吃。虽然有些菜看起来个头并不算小，像冬瓜或是南瓜之类。在“民以食为天”的社会，人们的观念中，唯有粮食才是大物。这食是谷，是稻，是麦，是粟。从饥饿年代里走过来的人都有体会，一只糠皮窝窝头，一颗玉米饼子，乃至一小块山芋干，就能让人度过生命的难关，菜的有无是无所谓的。北方人嚼窝窝头时，一根大葱便是极好的佐料。只有到了仓禀足而知荣辱的时代，当人们有条件追求更高的饮食体系与营养结构时，品种的丰富，生态的而无公害的蔬菜才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新的追求。
和悦洲松软的沙土地似乎格外适宜蔬菜的生长，所以大通旧颜《十不舍得》中有：“舍不得，关门口的鲜鱼小菜。”几十年过去了，和悦洲几经变迁，如今，三条大街的石板路上长满了荒草和苔藓，那曾经繁华了一百多年的街道渐渐地变成一片废墟，唯独小菜园依然生机一片。这是上苍对和悦洲特别的恩惠，是和悦洲小菜园对这个世界的特别惠顾。
我去和悦洲，往往选择下午三四点钟，这是菜农们往外运菜的时候。我喜欢站在渡口，看一队队，一列列的运菜大军从清字巷渡口逶迤而出，看那些肩挑车拉，将一捆捆蔬菜运到那条机动船上的菜农们黧黑的脸上满足的笑容，看那些青凌凌的蔬菜在阳光下透着诱人的绿意。江风吹拂着，那些香芹、芫荽每一茎都散发着阵阵香意——我似乎从来都没有闻到过这样的菜香。有时候，我会同他们套着近乎，但他们对我的问话爱理不理，他们似乎觉得，我与他们并不是一路的人。往往这时候，我就真的有了一丝莫名的惭愧，赶紧把我的相机掖进怀里。
和悦洲小菜园有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姓张，我们叫他张伯伯。直到今天，我一直不知道他与我们究竟是什么亲戚。大约六七岁时，我曾跟着母亲去过一次张家，而现在，留在我记忆里的就只有一间简陋的草屋，四周一畦畦青青的菜地以及空气中淡淡的粪水气，再也记不起其他了。平常的时候，两家并无太多的交往，只是每年到了腊月三十的清晨，厨房里会有满满一篮青菜：乌心白、香芹、芫荽以及菠菜等，那些水凌凌的青菜透着一种宝石般的绿意，让整个厨房漫溢着一股春节的气氛。每年张伯伯来时，除了早起的母亲，我们都还在睡着，等到我们起床，张伯伯已经走了。
直到很多年后，腊月三十清晨前来送菜的是张伯伯的妻子，这才知道，张伯伯过世了。母亲怪罪着婶，怪她不该把这样大的事不报告我们。婶说，老头子去得很急，也就来不及通知所有的亲戚。
1982年，父亲离开人世，眼看着我们在大通的家将不复存在，但我们还是决定在大通过最后一个春节。腊月三十的清晨，来给我们送菜的不再是婶，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张伯伯的儿子。于是我们知道，那个小脚的老女人追随她的丈夫去了很远的地方，不再回来了。
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与小菜园张家早就失去了联系。前年我带着母亲回和悦洲时，刚踏上清字巷的沙滩，母亲就说，不晓得小菜园张家还有没有人在。我知道，母亲想去小菜园看看，想去看看张伯伯家的后人。但毕竟失去联系太久，想找，也问不到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