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理发店有着一百年历史了，门楣上“理发店”三个字描了又描，不知描过多少次了，陈师父说，距上次描它，也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像这条街上所有的店面一样，理发店前贴大街，后抵鹊江，涨水的季节，水爬到后门台阶，水壶要烧水，跨出后门口就是。
这条大街上有几百家店铺，一百年来，没有一家店铺不时常地发生着变化，头十年卖布的，后十年或者就改成卖百货了，再过十年，又开始做小吃了。做生意没有不迎合市场的，但一百年间，不论社会发生何种变化，人都得解决这顶上之事，因此，理发店的生意永远都不会改变。仅我这几十年来，进这家理发店理发的人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但理发的师父还是那几个，朱师父、陈师父、刘师父，杨师父。他们十几岁开始在这里学徒，满师后就留在店里，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摸过的头不说上万，也有几千吧。摸过爷爷的再摸儿子，摸过儿子再摸孙子。他们自己也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老起来。
那时候，门前的大街不会是如此冷清，理发店是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地方，从早到晚，店堂里都是熙熙攘攘。冬天，店堂中央生着一只火炉，火炉的白铁管子从头顶上穿过去，一直穿到门楣的玻璃孔上，玻璃孔上的白铁管子一天都丝丝地冒着白气，理发店一天也都是暖和和的。夏天，从江面上掠过来的穿堂风吹走了店堂里所有的暑气，头顶上再吊一只用马粪纸做的长方形的大扇子，一根绳子穿过滑轮，雇来的孩子扯着那根绳子，头顶上的扇子缓缓地摆动着，理发店里就有了一阵一阵的自来风。
一百年过去了，理发店早已呈现出苍老之色，但它仍顽强地存在着，存在在这条逐渐冷落的老街上。那两排从德国运来的理发椅笨重是笨重了些，但它看起来依然结实，无论是坐垫还是靠背，都很适合人的体型，顾客坐在上面，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贴在墙上的大镜子每一面都生满了水锈，但镜子里的人却一点都不变形，乃至台子上黑黑的剃头箱子，都是我小时候见过的。师父们还是习惯用推子给人推头，用老式剃刀给人刮脸，用一根细细的铜耳扒替人掏耳朵。朱师父说，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他们来理发，好的就是掏耳朵。我的邻居老飚是这店里的常客，他说，掏耳朵那一刻的舒服，给个县长也不做。
九岁那一年，我终于摆脱了魏驮子的剃头挑子，第一次坐在那张宽大的理发椅上；我当然也不会忘记最后一次在这里理发的日期。那天清晨，父亲这棵大树的最后一片叶子即将飘落，母亲悄悄附在我耳边说，趁着你老子还有一口气，你去把头剃掉。我知道，父亲过世后，是要留七头的，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孝子。那天帮我理发的仍是朱师父。
朱师父剃过的头像地上的头发一样多，他当然不记得这些，也不记得我了，但我一说起我父亲的名字，他立即就想起来了。他说，那时候，你父亲没事就捧只茶杯坐在那张椅子上，你父亲会谈三国，还会谈水浒，人是好人，就是脾气直了些。
九十一岁的朱师父退去有十多年了，他的家就在理发店隔壁，虽然不理发了，但他仍像过去一样，早上一出门，他就进了理发店。奇怪的是，他从不在理发椅上就坐，而是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长条凳上。他坐在那里，双手拢在袖子里，看着进进出出店堂里的人，看着门口那条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一天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现在，来这里理发的人越来越少了，山上新镇开了几家发廊，除了一些中老年人，年轻人是不肯进这家理发店的。虽然如此，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店堂里还是会热闹起来，大到米歇尔夫人的短裙长袜子，小到小菜的价格孙子的作业，理发店俨然就是一处新闻发布场。
每次我回大通，都要在理发店坐一坐。朱师父退休了，杨师父也退休了，现在，店里就剩下陈师父以及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师父了。陈师父说，我都七十好几了，明年，我也要退休了。他指着那开始坍塌的一处屋顶说，它也要退休了，一百年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