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结束在下午三点，肖磊和父母一直把我们送到小区门口。因为喝了酒，肖磊不能开车，他让我把车开去机场，等他空了去提。他用力抱住我：“我不知道我爸会突然说这些，他就是爱教育人，你别放在心上。”“不带这么说自己亲爸的。叔叔说得没什么不好，我爸都不会跟我说这些。”沈弥正和肖磊的父母握手告别。“沈老师怎么出了这么多汗？”肖磊母亲充满了关切。“酒喝多了就会这样，不要紧。”沈弥答得滴水不漏。
我慢慢地发动了车子，直到肖磊和父母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之后才说：“好了老师，看不到了。”沈弥笔直的腰板一瞬间塌了，重重地撞向了皮质沙发的后座。“快下雨了。”他抬起右手在座位上摸了几下，我立刻把车停在路旁，打开暖风坐去了后排。
“你干什么。”沈弥的声音有些发飘。我说：“车里没垫子，您先倚我身上。”沈弥靠着我，攥起掌心，手背和手掌轮番抵住腰眼，好像它现在变成了一个钻子，可以钻开皮肉与骨骼，将腰上的神经一条条取出来，然后斩断这场疼痛。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它将一直持续到沈弥垂垂老矣，等他不再有力气反抗的时候，就会变成单方面的承受。
我绕过沈弥的后背搂住他的肩，来自他身体最深处的颤抖像琴槌一样在我的掌心反复敲击。直到颤抖消失，他彻底坐直了身子。“把暖风关了吧。”“不行，一直开着。”“你不热？”沈弥的发问是幽幽的。我说：“怎么会不热，刚刚就水深火热的。”
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沈弥身上，沈弥低头笑道：“你看别的孩子二十四岁在干什么，你又在干什么。想要踏踏实实谈个恋爱都不行。”“谁说我谈得不踏实。”我的心中忽然起了一阵慌乱，它就像这个季节里北京常起的风，将我所有摆放整齐的笔记统统掀到了地上。“渺渺，总算走到这一步了，多好的事。”他话音刚落，我就靠向了他的胸口。沈弥的心跳还是那么平稳，几年过去了，它依旧能撞击到我的脸颊，从里面涌出的温热的血依旧能输送到我的身上和脸上。沈弥没有抗拒我，或许是终日与黑暗相伴，很多感觉也在逐渐混沌，又或许是他相信，我已经不再有任何不该的希望。
距离登机不到两个小时了，在这样一个时候，把车停在路边其实是一种可笑的奢侈，可我就是想好好听听他在说什么，毕竟从上午到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说着外人能懂的句子，“老师太耽误你时间了，”我不断地摇头，头发摩擦着他的大衣，“真的太耽误了，总这样可不行，”他又把这些话一连说了几遍，像个不会写议论文的初中小孩，只能把论点来来回回地说。
“你就看你刚才吧，”他终于找到了论据，“万一以后去了外地怎么办，总不能一下雨就往回跑吧。”“怎么不能，谁说不能。”“可我才跟你说了……”“我就是习惯不了。”“渺渺！”“不行是吗，我必须习惯是吗。每次下雨我都难过得要命，可您永远只会说‘我没事别回来’……您不想让我替你扛事也就罢了，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无动于衷地看着您受苦？”
我仰起头，所有的眼泪全部顺着喉咙流下去。因为语速太快而被呛得连连咳嗽。沈弥沉默了很久：“哪有大人让孩子跟着受苦的。”“可我不是孩子了。”“等我有一天真的老到扛不动事了，你再替我把所有的都扛下来。趁我现在还有能力顾念你，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当个孩子行吗。”
我的慌乱在沈弥的话语中获得了安慰。原来是我想多了，他没有想推开我。原来我还存在于他以后的规划里，存在于他的垂垂老去之后。“还有，不想考研就不要考。”“您怎么知道？”沈弥一笑：“因为我是你老师。”“您不会强迫我对吧。”“我就这么没水平？”他说得轻松，但想起饭桌上的“能力有限”、“隔行如隔山”，我的心里还是难受得发紧。“肖磊爸爸没让您不舒服吧。”“他也是为你着想，我有什么可不舒服的。小小的孩子，不要这么重的心事。”我说：“不是我心事重，是怕有些人心里头藏事不告诉我。”沈弥说：“我心里能藏什么，开车去吧。”发动车子的时候，他突然又问：“老师没给你丢人吧。”我注视着后视镜答道：“没有，您永远都不会给我丢人。”
十月末，学校举办了一次青年教师公开课比赛。三十岁以下的教师都可以参加，每人至少出一节公开课。我把自己准备用来出公开课的内容告诉了沈弥，他皱眉：“明明是一堂课就能讲透的知识点，何必用两堂？”我笑：“两堂课自然有两堂课的目的，到时候您来批评指正就是了。”
沈弥向教育局请了半天事假。我将他安排在教师席的正中，在讲台上一抬头就能看到的位置。课间十分钟，座位上换了一批新人。我站回讲台：“上堂课讲了政治，这堂课咱们换个思路，下面我要和大家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概念……”这个不到一秒的停顿是我特地留给沈弥的——就在我说到“物理”的时候，他低垂的眼睛猛然抬起来，夹在指尖的中性笔“啪”地掉到桌上，在安静的教室里发出一声响。
四十五分钟很快结束了。大概因为我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讲授两门课程的老师，这群高一的小孩居然自发地鼓起掌。沈弥也在鼓掌，手掌开合间，他的眼睛眯起来，遮住了所有的失神。
教室空了，走廊渐渐地吵嚷起来。我抱着教案跑向沈弥。“你呀渺渺，你今天风光死了。”说话的人是崔老师，政治课结束之后，她又特地留下来听了物理。我举着教案抵在下巴上：“风光什么，正常讲课就是了。”“瞧瞧，渺渺还谦虚起来了。别人一夸就装谦虚，跟你沈老师当年一个样子。不过说实话渺渺，我觉得呀，你讲物理真不如政治讲得好，太严肃了，不松弛，你大学的时候是不是不喜欢物理呀？”“喜欢，不过还是最喜欢我老师的政治课，改不掉了。”“快瞧瞧沈弥那个得瑟样子，又不是自己能讲两门课，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要是崔老师不说，我还真的没发现沈弥低着头，食指放在鼻尖下面，因为尽量克制着笑以至于整个肩膀都在微微地发抖。
送崔老师到了楼梯口，我又转身回了阶梯教室。教室很静，连我的脚步声都听得分明。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洋洋地照进来，在沈弥的头顶上画出了一个灰蒙蒙的圈。我抬头望着四面可以拉动的墨绿色玻璃板，“老师，您不知道这黑板多逗，上面两面写着政治概念，下面两面写着物理定律。”沈弥笑道：“你字现在怎么样了？”“比以前不知道到好看到哪去了，”我说，“我就是在这儿被您任命的，当时我就坐最后一排，本来想逃过去，结果您还是没放过我。”
我把黑板一面面拉下来，擦净了我的娃娃字。粉笔灰在空气里飞快地舞着。沈弥说：“这么大的事都不提前言语一声，害我听了一堂课的天书。”“说的就好像我提前打了招呼您就能听懂一样。”沈弥大笑起来，我拍了拍袖子上的粉笔灰，几步跑上台阶，在他对面蹲下：“您当年不是说，要是我敢回来教物理，就昭告天下说我自毁前程吗。您刚才怎么只顾着傻乐，什么都不说呢。”沈弥说：“还学会记仇了，标准的欠打。”我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掌心，他轻轻一拍：“行了，先这么着吧。”
我扶沈弥慢慢地走下三楼。不再受制于学校，他终于允许我这样做，不再为那些必要或者不必要的事情心存顾虑。公开课前后的很多事，沈弥从未提起，我也就没有拆穿——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帮他校对，从“打开”选项里找文档的时候，十多所高校物理系的研究生招生简章赫然在列。我试图打开，却发现它们已经被删除了。那时我才明白，“怕您心里头藏事不说”从来就没对他起过作用。他永远会把所有的事情放在心里，只要他不想让我知道，我就能一直地无知无觉下去。
所以我才向学校多申请了一节公开课——当他分别听过我讲物理和政治之后，就会清清楚楚地明白，我放弃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从来就不是因为屈就。肖磊父亲的建议没有错，可是旁观者出的主意，总是免不了太多的不明就里；而沈弥，对于沈弥，比起专业对口，我想他还是宁可看到我过得快乐。
教学楼走到食堂，短短的一段路上，我遇见了很多来听公开课的老师。有人夸我政治讲得好，还有人夸我物理讲得好。尽管我扶着沈弥，却没有人提起我是他的学生；尽管他就站在我的身旁，可大家却像是集体失忆了一样。看着他们热情而客气的神态，我忽然有种错觉，好像自己和这所学校的缘分是从回国之后才开始的。零五年九月到零八年六月的学生尹渺渺不过是一个和我重名的人——从刚刚踏入这个学校的那一刻起，我就是尹渺渺老师，也只是尹渺渺老师。那个最初把我带进学校，为我不惜付出一切乃至是最心爱事业的那个人，已经被这个地方彻底遗忘了。
公开课结束之后，我的生活出现了大片闲暇。除了在校上课、回家备课之外，就没了其他的事。很多老师利用周末与工作日的晚上在校外开课，也有老师让我介绍班里学生，甚至提出要把学生交给我，但我从没答应过。沈弥上课有三个原则：不占其他老师的课、不拖堂、不单独开班辅导自己班的学生。在他顽固的逻辑里，学校为每一门课程设置的课时数，必然有其原因，老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这些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而不是变相地延长或增加时间。他从未在我眼前提起过这些，但我始终会拿他的标准自我要求。
“只要不赚自己学生的钱，在外面教教课也无可厚非。”沈弥劝我。我不以为然：“那您当年干吗不教？”“我也教过，”沈弥说，“我刚毕业那会儿，也在外面教过课，后来是身体不行了，才没再揽这些。”“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您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什么同流合污，这都完全不搭界。”沈弥笑着摇头。我说：“不管您是什么原因不在外头教课，反正您不教，我也不教。”沈弥乐了：“本来打死也不教课，现在吃粉笔灰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放着外快不赚，非说要跟我一样。你说认识了我有什么好。”“俩宣传栏。”我说。沈弥大笑起来：“对对对，还站一块儿是吧。”
沈弥的心情始终很好。他会时不时地低声哼起一些好听的旋律；偶尔还会拿着送我的吉他拨弄几下，假装不明就里地随口问道“别说音质还真不错，还记得这是谁给买的？”；在我赞叹其他老师公开课的设计有多么大胆的时候，他会忽然说“胆子再大也不如你，亏你想得出来，还敢瞒我……”沈弥虽然固执，却不是钻到牛角尖里劝也劝不出来的人。他需要的无非是对方用恰当的方式，让他明白一切不过是自己的多虑。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事实却远不是这样。就像是有件事，我思考了很久也没有找出合适的办法。毕竟，像公开课这样占尽天时地利的情况并不多，顺势而为本身就是一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