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知道当一个人离去之后，会有那么多的身后事留给家人：死亡证明、吊销户口、遗体火化、墓地选择……这个过程繁琐而紧密，像是将一副巨大的多米诺骨牌逐一砌起，连一个简单的小环节都不能省去。每一个手续都是一次提醒，提醒他苏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消息。
沈弥已经整整三天没有回家，晚上就待在办公室里。我关了手机陪他一起待着。我不敢想在说出“苏茹也出车祸了”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可我一直期盼着他能哭出来、骂上几句、哪怕是迁怒于我都可以，这样至少他心里能觉得好受些，可是他偏偏什么都没有——
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坐在桌前，像个落魄的游魂。有时会拿出本子，写不了几行就收起来放在一边；几次我半夜醒来，总能看到他站在窗外的车棚边上抽烟，地上落满熄灭的烟头。
第三天的傍晚，他终于伏在办公桌前，睡了几天来的第一觉。我拿了西装披到他的肩上，沈弥猛然直起身子，直愣愣地看着我，说出的话却是：“回家陪爸妈去吧，老师现在顾念不了你了。”我蹲在他面前：“不用您顾念我，现在轮到我来顾念您，有什么要做的您都跟我说。”沈弥犹豫着从口袋里取出手机：“密码是零六零一。”那是苏茹的生日。他又拿出本子：“上面有名单，和通讯簿里的对应。”名单上大概列了二三十人。“本子上有段话，你群发给他们。”我翻了一页，上面果然用钢笔字写了一行字：
“吾妻苏茹于零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离世，告别定于十月二日。苏茹生前天真爱笑，恳请诸位以笑相送，勿言节哀。沈弥跪谢。”
雅畅的行楷，几处被晕染开来，纸张微微凸起。我极力控制着眼泪，坐到不远处的办公桌前，开始编辑短信。打开通讯簿，第一行赫然写着“啊老婆大人”。我像被砸懵了一样地定着，拐杖的笃笃声响起，又消失在我的身后。我回身搂住沈弥的腰：“我想师母，怎么办老师，我想师母……”沈弥被我撞得一晃，继而伸手环过我的肩：“我都没哭，你难过什么。”他的手按着我的肩头，“苏茹明天下葬，所有的事都得我撑，你不能再分我的心了。”我用力地抱着他：“我不……不分您的心，我不分您的心，我不分，我和您一起撑着。”
苏茹下葬那天，天气晴朗。来者大多是她和沈弥共同的朋友，每个人都如沈弥所期盼的那样带着平静的表情站在墓碑前，仿佛是在参加一场庄重的、与死亡无关的远行仪式。葬礼结束，人们散了，沈弥却停着不走。他久久地注视着这处新墓——汉白玉大理石的双穴墓，苏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写在左侧，是灰色的；沈弥的名字写在右侧，被漆为红色。墓碑两旁新栽了两株合欢幼芽，高度不及墓碑的一半。
我注视着照片上笑得阳光灿烂的苏茹，眼前不禁浮现出和她认识四年来的点点滴滴：我被任命为课代表的时候，她微笑着冲我善意地挥了挥手；她叫我宝宝，叫我乖乖，她说想要一个我这样的女儿；她让我读了大学之后留长发，她说等我回来的假期一起外出旅行；她在听到沈弥和我的清华之约时灼热的眼泪……默片一般的时光从我的眼前纷纷闪过，我的耳边又出现了她夸张的笑声，她温柔的语气，我的眼前出现了她帮沈弥从车里站起来把拐杖递给他时认真的样子，她为了维护沈弥被刘婉婉气得浑身发抖的样子……沈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苏茹，今天的太阳真是好……这九年你也算是……你好好睡吧……”一阵哽咽，他说：“咱们走。”
我拦了计程车，和沈弥一同坐去后排。上车不久沈弥就睡了，我目视前方，他的身子忽然压向了我的肩膀。我慢慢地直起腰，想让他靠得舒服些，不料却弄醒了他。
“到了？”他的声音带着初醒时的含混。我说：“还没有，您睡吧。”沈弥重新靠回后座，没多一会儿便又重新倒在了我的肩头。我一动不动任由他的骨头硌着，他的呼吸轻得像个少年。
我哀矜他胜过哀矜苏茹。夫妻之间，先走的那个是有福的，因为一切苦痛，都必然由余下的那一个承担。看着他在我肩头睡去，看着他四天来难得的安详，我真希望这种平静的时间能够长些，再长些。宁肯让他在虚幻的平静中多待片刻，也不愿让他面对醒来之后长久而残酷的真实；我也希望这段车程能够长些，再长些，最好不断地向前行驶，永远不要有尽头。
妈妈说，在医院见过那么多的生离死别之后，她总结出一个规律：最痛苦的时刻，不是病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不是前前后后办理各种繁琐手续、不是追悼会上亲朋好友哭作一团、甚至也不是捧着骨灰即将下葬。而是在这一切之后——当所有的哀荣集体散去，所有的喧闹尘埃落定，空气中就会有一只无形的手伸出来，去推一下垒砌好的多米诺骨牌，让一切都溃不成军。
卧室还是老样子，双人床上摆着两个枕头，一床凉被。桌前堆满了习题，化妆台上摆满了乳液和护肤品。沈弥不声不响地坐在床边，我站了好一会儿，见他没有说话的意思，才局促地走去隔壁。银色的星星依旧点缀在暗蓝色的被面上。高二那年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苏茹要把整片星空都取下来送给我。而如今，她自己已然变成了浩淼银河中的一颗星斗，无声无息地注视着人世间。“师母，”我在心里悄悄地说，“你告诉老师，让他不要太难过好不好，请不要带走他所有的快乐。留一点，哪怕不多，但至少能支撑他平安地活下去。”房间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应。
我也睡着了。这一觉很沉，像进入海的深处。几次想要醒来，大脑发出指令，眼睛却迟迟无法睁开。终于，梦里透进一束光，我睁开眼睛，天色漆黑一片。我起身往沈弥的卧室跑，他埋着脸躺在床上，眼泪顺着内眼角往下淌，枕头湿了一大片。他的呼吸很急，我试了试前额，一片滚烫。
“我难受，苏茹。”睡梦中，沈弥忽然开口。“哪难受？”我本能地回答，全然不顾及询问的对象并不是我。
我的回答一定进到了他的梦里，“后背痒。”沈弥的声音很含混。我把手放到他指过的位置。沈弥的语调是我从没听过的委屈。“哪难受，还有哪难受您都告诉我。”我几乎要崩溃了。沈弥的侧脸摩擦了几下枕头：“都难受，活受罪。”“咱们去医院吧，我陪您去医院，啊？”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沈弥用力地摇头，发出哽咽似的的低哼。
床头柜里分门别类地放着三个盒子，每个上面都贴了字条：“腿疼就来找我”、“感冒发烧时的东西在这里”、“沈老师快来降血糖”。第二个盒子最上面是一张长字条，圆圆的笔体详细写着药的用法，旁边还添了几幅小插画，字条下面才是摆列整齐的胶囊和冲剂。我赶忙叫醒沈弥，他的神情里带着困倦与茫然，好像已经不认得这个世界，却坚持要自己服药。待他重新睡去，我打开了余下两个盒子：
“腿疼的时候要热敷，不是冷敷哦”、“热敷不管用再吃卡马西平，每次不能超过五片”、“胰岛素在冰箱里（咦？你自己又不会打，我告诉你这个干嘛）”
我胡乱抹掉满脸的泪水，用药棉蘸着碘伏在小腹左侧擦了几下，拿起注射器直接刺入皮肤。因为手抖，腹部隐隐作痛。我又换了一个注射器，吸了半支胰岛素。我一连进针几次，确认把痛感降到了最低，才将它慢慢地推进了身体。我的头很快就开始晕眩。我知道是低血糖来了，可我心里涌起的不是恐惧，而是成就感。在头晕和成就感的夹击之中，我忽然笑出声来——原来我这么能豁得出去，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这么能豁得出去。笑着笑着我又哭了。我想念苏茹的大眼睛，我更想念那个和她在一起时的沈弥，快乐而松弛。我知道一切再也回不来了，可我更怕沈弥自此之后只会守着这些回忆，在平静惨淡之中一日一日地消磨。
后半夜的时候，沈弥再次发起高烧。他拒绝吃药，嘴里含含混混地念叨，可我唯一能听清的只有苏茹的名字。我跑去客厅给妈妈打电话，说到一半又哭起来：苏茹刚刚下葬，沈弥又高烧不退，可是我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为什么刚读大学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妈妈在医院值班脱不开身，我照她说的翻出药棉和酒精，在沈弥耳边俯身：“老师，您又发烧了，我帮您用酒精擦——”“不行。”沈弥打断了我的话。“可是您在发烧啊。”“绝对不行，不行，”我猜是那声称呼进入了他的潜意识，沈弥固执地、死死地按着被子，“去找苏茹，你让苏茹过来……”
我忽然就明白了他的担忧，我试探着：“我不碰您的腿，您不让我碰，我就不碰行吗。”沈弥终于安静下来。他的身上有很多疤，大多是浅色的，有的只留下了淡淡的痕迹。左后肩直着向下的地方的一处疤痕最深。每看见一处伤疤，我都觉得自己身体相同的部位也在隐隐作痛。我没有碰他的腿，甚至连被子都没掀开。我对沈弥禁止的一切都没有窥探的兴趣。不是忍着不去好奇，而是我压根就不想越他的界，踩他的雷区。我只盼望他高高兴兴，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