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是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举行国葬盛典的第一人，其葬礼过程包括天津殡殓、北京追悼和武昌安葬“三部曲”，历时8年之久。1933年，黎氏夫妇灵柩自天津运回武昌，暂厝于洪山宝通寺法界宫的藏经石库。1935年11月24日，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湖北省主席张群主持国葬典礼，送葬队伍5万多人，武昌全城万人空巷，沿街多设路祭。黎元洪墓在桂子山东北卓刀泉村的土宫山，占地约百亩，耗资3万余元，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时还没完全竣工，可见规模宏大。
谁也没有料到，30年后文革爆发，北京大专院校南下造反大队来了一拨人，找到连武汉人都不太知道的土宫山，将黎元洪墓捣毁，黎氏夫妇的遗体被挂在树上，据说连狗都不吃。至80年代，某勘测设计院在原址上盖办公大楼，在原墓后十来米修新墓。1998年，黎元洪墓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大规模翻新复建，但章太炎撰、李根源书的《大总统黎公碑》等原物不知去向。现在，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有关方面呼声很高，要恢复黎总统整个墓园旧观。这牵涉到拆除山上大量民居，某勘测设计院正好可以由政府拨款划地重建大楼，以摆脱笼罩多年的“阴气”了。
武昌土宫山（亦名土公山），还能找到不少被弃置的陵墓原物，新墓的建造者全然不考虑利用。显然，废掉一个旧的兴建一个新的，20多年后再来一次，生生死死，牵涉到很多劳力和费用，有山大家占，也就可以更好地落实黎总统的“有饭大家吃”。黎元洪曾为湘西凤凰题写的摩崖石刻“兴废周知”，这四字摆在这里来倒是非常合适的。
附录
黎黄陂实为“黎大悟”
界于阅马场与龙神庙之间的武昌路，曾叫过元洪路。汉口有条黎黄陂路，本已说明黎元洪籍贯黄陂无疑。黄陂人裴高才撰写《首义都督黎元洪》一书，“比较诸说，广事求证，为揭开谜底，进行深入考察，认定黎氏祖籍江西，世居黄陂，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薛民见的《黎元洪年谱》也持此说。但萧致治等论证黎元洪祖籍黄陂北乡夏店黎家河，今属大悟县，也就是说他应该称作“黎大悟”。黎元洪曾回黄陂老家田家河姑父家放牛过了一年。因“故总统宋卿先生微时曾牧牛于此”，1933年建立礼山县时，还有人建议把新县城建在田家河。
其实，黎元洪曾自称“籍隶汉阳”，更应该叫他“黎汉阳”。据萧致治考证，黎元洪祖父黎国尧是汉阳城里的一名小商，父亲黎朝相厕身行伍多年在外，家中妻儿住在汉阳洲头嘴报国庵。黎元洪五六岁时曾与姐姐黎元平在街头流浪乞讨，饥饿时在地里拔萝卜充饥。因生活窘迫，姐姐后来送汉阳河泊所一户姓苏的渔户家作童养媳。1982年黎绍业曾对人介绍：“先君跟我说过，他生于汉阳。我的姑妈比先君大六岁，嫁给姓苏的，家里开苏元泰煤店，一直住在汉阳，现汉阳还有她的后人。”黎元洪的祖母萧氏葬于汉阳龟山；黎元洪的妻子吴敬君出身汉阳商家，8岁便在黎家做童养媳。黎元洪与汉阳的渊源更深，他从9岁起在汉阳读私塾，14岁时随任清廷陆军游击的父亲历时40天移居到张之洞的老家直隶北塘。
2009年清明前的一天，我们到东厂畈和黎家河去考察。东厂畈在木兰山下，原村舍在1958年搞“人民公社”时穷折腾被全部拆除，逼使农民住进集体宿舍，后来部分迁回。现在大都是新房，可能证明黎氏祖屋的遗存完全没有。且这里的人多姓雷，惟有一个据说是黎家“嫂子”的人是个哑巴，生亦不能言，何况已去世多年。
我们于夕阳西下时赶到大悟县黎家河，那里山高水长，地势非凡。烧田埂草的青烟蔓延，令人想到武昌起义的硝烟弥漫。黎元洪家的祖坟还在，一座是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曾孙绍基、绍业”为曾祖黎国尧和萧老太敬立；另一座在“村村修公路”时挖掉，墓碑被村上酒坊收藏，是同年“玄孙绍基、绍业”为高祖黎世义和郑老太敬立。
黎元洪是衣锦还乡过的，时间在1912年夏天，到过县衙，据说到过东厂畈，是否到过黎家河不得而知。在其身后，两个儿子来过黎家河，有老碑为证，他们恐怕不会把原籍搞错。这时大悟县刚成立两年，黎家河和徐海东的老家徐家窑这黄陂北乡一片归属大悟管辖。其实黎黄陂已被历史确认，即使黎家河划归大悟也不会影响黄陂人打造首义文化。殊不知参加辛亥革命的黄陂人很多，1905年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据出身在黄陂小官僚家庭的万迪庥回忆：1908年抱着“要革命到营里去”的信念，他跑到省城武昌，投入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一营当兵。恰好老同学蔡济民在附近的二十九标当兵，把他引荐给同营的刘九穗和黄元吉，不久就介绍他加入了群治学社，并告诉他如何做宣传和发展新社员的工作。黄陂大蓝湾的蓝天蔚、蔡家榨的蔡济民和吴醒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还有个黄陂人张蓬生在上海通过同乡田鑫山介绍认识刘福标、孙绍武、王老九等，发展会党3000余人，并孤胆说访淞沪巡防营统领梁敦绰，为光复上海立下汗马功劳。
时势造英雄。武昌首义为这一代人提供了政治舞台，也造就了一批黄陂籍英雄。就是这样的山，就是这样的水，居然像枣阳、钟祥一样出过“皇帝”级的人物。今天的黎元洪，已成为黄陂人乃至湖北人的骄傲，已成为帝王将相类的传说。历史或许不会再次垂青这块地方，机遇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并不是所有人能脱颖而出，绝大多数人都将默默无闻，终老故土。
今天的黎家河人会作如此思考、感叹吗？
这天的寻访，在大蓝湾和黎家河，我们都觉得大有所获，算是对百年前英雄的故里敬朝拜之礼了。
69.孙文：有个外号叫“理想家”
武昌首义是孙文颇感意外的事。爆发时，他正由南洋到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这是一般认可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似对他有所不敬。武昌起义爆发前，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一家卢姓唐餐馆当企台（粤语茶房）。一天他正手捧茶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一同事大叫，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把那份来电丢到他面前的茶盘。那份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要他立刻束装回国。这种说法是稗官还是野史？文见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科州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其长子卢琪新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孙氏在他们餐馆做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若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故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亦未多向外人道。其实——在美打工，何损国父日月之明？相反，正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孙先生一辈子未尝自称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生前所习用的以及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中山一名，有人说他一度用过化名之一“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梁启超向康有为作报告时亦偶用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并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缉令，亦用孙文。为叙述方便，并尊重孙先生意愿，我们在本书中尽量采用了孙文这一称谓。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听过他多次演讲，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刚好成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辛亥革命就像我们经历的“文化革命”一样，影响着全国的青年，包括毛泽东。据说他曾投笔从戎参加新军，要到武汉与清兵作战。所用的“汉阳造”步枪编号为“8341”。现在能够确知的一封信说明他跟辛亥革命伟人的一次联系。那是1917年4月，黄兴遗体归葬长沙，他的挚友宫崎寅藏前往参加安葬仪式，并应邀在湖南一师讲演。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蕃前往拜访，留下一张纸条：“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很多文章由此而把辛亥革命与毛泽东后来的革命联系起来，这当然是可以的。40年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1日所作的上述评价，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孙文的一个入口。
从13岁到45岁之间，孙文只有4年时间呆在中国大陆。1894年元月，28岁的孙文在澳门撰写“上李鸿章书”，同年6月，郑观应写信推荐孙文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这是孙文第一次表达他的政治抱负，时在甲午之年国难当头。他写道：“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细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与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这总共8000多言的上书中免不了自谦、恭维和表决心，如“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不知北洋大臣是否读到此书，但没有回复这位“生逢盛世”的“草野小民”是肯定的，这多少伤害了孙文的自尊心，那就你不仁我不义，不再跟官方合作。
对于此次上书，张难先道：“总理革命之初，国人中于康、梁之言，诬总理目不识丁，故录此文以刺其狂吠。据冯自由先生《革命遗史》谓，总理国学，乃师区凤、陈仲尧两先生而大进者也。此书草成后，过上海，就正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仅易数语而已；嗣由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员徐秋畦介上。李不能纳，仅予以农学会筹款护照，总理始绝望于清廷，而致力国民革命。”唐德刚说，如果李鸿章看中了孙文，他不就成了清政府的能臣了吗，还搞什么革命？那么，孙文之矢志反清，乃“勿谓言之不预也”。
孙文革了一辈子命，所忙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宣传，二是筹款，这都是很累的。1904年初，孙文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3月底抵美。一文钱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只找到邝华泰一人。因此，是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他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贫民窟一间单人房，真是四壁萧然。可就是命运最低潮的时候，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的巨款，据说有8000法郎之多。并汇法郎把孙文请到欧洲去的正是一群湖北籍的留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柯、魏宸组等，通过与孙文有旧的鄂籍留美学生刘成禺邀请。这些官费生手头比较充裕，每月学杂费为400法郎。由于他们争相捐助，孙文在巴黎、伦敦活动一阵，尚余“万余法郎”，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
有人称孙文为“洪秀全第二”，他自言在驱除鞑虏、恢复汉土上是相同的，但不是建立天国而是要建立民国。唐德刚认为，孙文之幸运和伟大之处，便是他居然能两度掌握主题，并从而领导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两个极重要阶段——那个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苏联的“联俄容共”。民族主义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说笑。他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早已望风披靡了。从实力上说，孙文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几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文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驱除鞑虏”，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的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既可服人之口，也可服人之心。
梁启超流亡海外，与孙文多有接触和了解。他曾说：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他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相当的原谅。
早在1996年，苏全有、郭剑林就不为尊者讳发表文章，揭示孙中山的一贯亲日，不惜辱国。如1910年，孙中山为惠州起义事求助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要求供应武器，儿玉表示：“若孙以己之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造割让的借口，使日本得以占领厦门，以后当可援助武器。”孙中山曲己顺人，极尽能事。1912年1月26日，孙中山促成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合同：“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武器与军火之需。”2月3日，孙中山向日本财界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日本答应另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但最后日款未到，只有与袁世凯言和。1913年他访问日本时多次讲演，认为“只有日本拥有维持东亚和平之力量。”二次革命时，他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向外国借款57项，日本占绝大多数。1918年11月28日，孙中山会见吉明，言明因南北妥协造成的中国统一对中日不利，要求日本“以断然干涉之决心”阻止中国南北和平。“五四”运动中，孙中山联合投靠日本出卖山东主权的安福系、交通系和皖系，向“有条件和暂时的同盟者借助力量——即使这种同盟者本质上也是自己的敌人”，跟段祺瑞“化敌为友”，以“开创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此种政治举动不免有亲日同伙之嫌，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章太炎为此写一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我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