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云轩
乐华荣，生于1934年农历正月，江苏宝应县人。高级讲师。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师范学院数学专业。1980年调入固原农业机械化学校任教务主任。1986年在固原行署文教处工作。1994年退休。2006年去世。
父亲于1934年农历正月初三出生于江苏省宝应县宝丰乡一个地主家庭。我的祖父、曾祖父均在家乡教书，父亲在6岁时其母亲就已经去世，小学毕业后与我大伯一起随本族一个堂兄到上海当学徒。
解放后参加工人夜校学习，后考入上海第二师范学院数学系学习。1959年大学毕业以后，为了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父亲告别了母校和家乡，只身一人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经过几日的旅途跋涉，车到了宁夏固原。在固原文教处报到后，父亲被分配到城阳中学任教。
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不知道城阳在什么地方。当时，正好碰见了在固原师范学校教书的彭阳人高峻，才知道城阳在固原东部偏远的山区。当时不通汽车，经高峻介绍，父亲才认识了一位在固原师范给孩子送馍馍的姓师的当地老乡，这位好心的老乡将父亲简单的行李驮在自己的毛驴身上，领着父亲步行来到了城阳中学。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一生的教学生涯。
当时，正值国家极为困难时期，城阳中学的环境也十分艰苦。父亲一边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一边还要投入教学工作，这对于一个从东南沿海来到西部偏僻山区的青年学生来说，其所承受的清苦是不言而喻的，但父亲还是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父亲调入王洼中学任教。“文化大革命”时因父亲有病，他和家人一起回上海看病，返回后一直休病假在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腰部围着一圈厚厚的石膏，外出时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到大门外的沟沿边与邻居们聊聊天、晒晒太阳。
1973年，父亲病情好转些就回王洼中学上班。每月能回来两三天，到回来那一天我和我弟弟一起就到南河滩大桥头接他。在我的印象中，王洼就在东岳山东边的山里，父亲回来时一定会带一些山里的核桃、桃子以及好吃的干粮饼子。1975年，在河北师范学院任教的大伯去世，大妈来信要我父亲去河北宣化，我还不知道我有哪些亲戚。我父亲说当他被划为“右派”时，我大伯作为党员与我父亲在政治上彻底划清了界线，以后再没有任何联系。
父亲从河北回来后工作就显得非常忙，可能由于学校里的教师较少，他负责过学校的基建，在固原采购大量的松木用于建设新校舍，还为学校订购了很多教学器材，有化学仪器玻璃器皿、小手摇发电机、生物标本等教学用具。在此期间父亲除了教授数学，还教过物理、生物等课程，并发表了有关中学数学教学的论文。
1976年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后，父亲接到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寄来的有关当时错划“右派”的平反文件。父亲到文教局办理处理手续，人们都似乎已经忘记了还有这么一些“右派”分子。但对于我父亲来说，这次平反无疑是一生中的大事。他非常激动，见了所有熟知的人就说：“我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现在平反了。”当他领到200元补偿费时，显得非常知足。
第二年，平反政策落实了，父亲被调回县文教局参与教师进修学校的选址、建设工作，并担任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务主任，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在任职期间编写了大量的教学材料。
1980年，父亲调入固原农业机械化学校任教务主任，在任职期间聘请教师给老教师补习俄语。当时父亲是学校职称评定小组组长，负责学校教工评定职称工作。在固原所有中专学校里，固原农业机械化学校是最先开展职称评定工作的学校。父亲处处为别人着想，总是先别人后自己，在完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并没有给自己评职称，直到后来在固原农校才被评为高级讲师。
1986年机械化学校与农校合并成立新的固原农校，父亲在固原行署文教处等待工作安排，在1987～1988年期间，搞了两年高考招生工作。1989年，父亲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组织上提出不再担任管理工作，想回农校担任数学教学工作，组织上满足了父亲的要求，从1989年一直担任教学工作直至退休。
父亲在教育战线工作近40年，在改革开放后父亲多次获得自治区、农林渔业部、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师证书及奖章。
父亲在1970年以前的事情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只是从我母亲那里听说的，在我和弟弟出生时的一段时间里他基本在政治学习班里学习，很少回家。“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部分学生的批斗，当时身体也有病，于是回上海治病，回到固原后全家人的生活变得比较困难。听母亲说全家人吃了一年的咸菜才将回老家借的钱还上。
父亲在生活上对我们要求比较严，不让我们抽烟、喝酒。他自己从来不喝酒，但烟却抽得很凶。当我问他怎么学会抽烟的，他说在“文化大革命”时经常开会，而且是整天地开会，别人吸烟消磨时间，于是自己也跟别人一起吸烟就上瘾了。也许是早年的经历，父亲在政治上变得特别谨慎，虽然自己一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之后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内心还是非常不平静的。记得在第一个教师节我姐姐成为中共党员时，父亲比我姐姐还激动。
198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因更换工作单位，把我发到彭阳县的个人档案没有及时转回，我父亲经常提醒我要把档案及时转回，不能把团关系给丢了，自行脱团。当时我觉得父亲的想法很可笑。
在中学老师中，有父亲的很多熟人，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在父亲去世两年后，我还时常看见师范学院的米老师，一个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在即将踏上出国留学的征程时，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划为“右派”，被分到固原的边远山区什字乡改造，40多岁时，才找了个当地女人成家。
2001年父亲提出要回老家一趟，我们儿女希望在学校放假后由我弟弟陪他一起回去，但父亲很固执，不让陪。在4月份，父亲独自一人回了一趟老家。他回来后与我谈起老家的亲人，居然又多出了两个妹妹（我后祖母的女儿）。我觉得很奇怪，问我父亲1968年回去时怎么没见，我父亲说1968年只是回我母亲家和上海，我祖父家没去过。这是他当年离开家50多年后第一次回去。今天我写我父亲的工作经历，简单地回顾父亲的人生经历以及我在不同时期对父亲的看法，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和内心的压抑。
我的工作单位有一位老研究员和我谈起父亲那个年代的那些人，他认为正是有了那些文化知识高的“右派”分子和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带来的高水平教育，才使他们这些当地学生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让他们进入了更好的大学。
当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时，面对今天的美好生活，对于人到中年的我们，已经无法对那个年月作出功过是非的评价。因为那个时代是个非常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