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武则天晚年以来，社会上的奢侈淫靡之风日渐盛行。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靡，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腐朽与堕落，它无端地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财，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玄宗即位后，在姚崇的建议下，接连颁发了几道敕令，力煞社会上日益盛行的奢靡之风。
开元二年（714年）七月，玄宗首先从后妃、百官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入手，从统治阶级上层刹住奢侈豪华的风气。玄宗颁下制书，命令将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交付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于殿前当众焚烧；规定后妃以下，皆不准服用珠玉锦绣。玄宗率先从后宫做起，禁止金银器玩，并在大庭广众面前焚烧了锦绣珠玉，向后妃、百官表示了禁止奢靡之风的决心。
事过两天之后，玄宗又颁下了第二道敕令。敕令规定，百官所用衣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官，允许装饰玉器，四品官用金器，五品官用银，其余官僚则禁止服用美玉金银；妇女的服饰随从其夫、子的品级而定。对于过去的锦绣成衣，可以染成黑色。令下以后，天下不得再采珠玉、织锦绣等物，对于违犯法令的人罚杖刑100，工人减轻一等。与此同时，还撤消了专供官用的两京织锦坊。当然，玄宗还不能十分彻底地禁止使用华贵之物，例如百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官品分别使用宝玉金银等，但是，对于极端奢侈成风的统治者无疑是个很大的限制，对社会上盛行一时的奢侈之风也是个有力的打击。
这年八月，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传说皇帝要在民间挑选美女，以充实掖庭。玄宗听到这一消息后，特意颁下一道制书，其中说：最近民间风言风语，说朕贪求声色，选美女充实掖庭，为什么有这种谣传呢？因过去太平公主把美女贡入宫中，事须顺从，未能拒绝。“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朕将改而更张，减少宫女，妃嫔以下，将选择部分宫女，放还其家。于是玄宗将部分宫女集中到大明宫紫宸殿的崇明门，用牛车载出宫外，放还其家。玄宗释放宫女的实际行动，使得那些流传玄宗将选美女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安葬死者方面，奢侈淫靡之风也十分严重。不少王公贵族，甚至庶民百姓，为了摆阔气、讲排场，不惜挥霍家财，厚葬死者，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这年九月，玄宗又颁下制书，禁止厚葬，提倡薄葬。制书说：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因为它无益于死者，又有损于生者。但近代以来，盛行奢靡之风，多行厚葬，并互相仿效，渐渐成为社会风俗，有的因此而倾家荡产，多至凋敝。这样做失礼违令，实在不应该。“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
与此同时，玄宗对于死者的棺椁及殉葬品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棺内不得有金宝珠玉。”
这些禁止厚葬的措施还是很得力的，敕令对安葬死者的各种规定明确而具体，对违令者给予严厉的惩处，同时还责令各地州县长官督促检查，对于失职的地方官吏给以适当的惩罚，以保证敕令顺利地贯彻施行。
为了在安葬死者方面提倡俭朴，禁止奢靡之风，玄宗还率先从皇陵做起。原来，诸皇陵都供俸鹰狗，耗费既大，又违背了礼仪。玄宗下令改革这一弊端。诏书指出：近来供奉山陵料度，极多废损，有关仪式，诸陵所供鹰狗并应马上停止。
这些狠刹奢侈淫靡之风、崇尚简朴的做法，有利于发展生产。在姚崇的建议下，玄宗又及时地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发展生产的措施，力图扭转积弱积贫的局面。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救灾赈贫，安定农民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连续发生了蝗灾，这是多年不遇的特大虫灾。只见大群大群的蝗虫漫天飞舞，遮天蔽日，所至之处，禾苗一扫而光。但在天命论思想的影响下，大都认为是天灾，再加上当时佛教盛行，人们都好生恶杀，因此老百姓都跪在庄稼地边祈求上帝显灵禳灾，对蝗虫则是眼睁睁地坐视食苗而不敢扑杀，满朝文武也多是长吁短叹，一筹莫展。
这时，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除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终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这年十一月，姚崇身患虐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府第过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便将姚崇迁居罔极寺，他对姚崇的病情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天都派数十使者前去探视。每有军国大事，便命宰相源乾曜前去征求姚崇的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凡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源乾曜上奏，为了咨询更为方便，请迁居姚崇至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宽大为由，予以推辞。不久，姚崇遇到一件事，他的亲信、中书省主书赵诲收受了蕃人的贿赂，被人揭发后，玄宗亲自审讯，并定为死罪下狱。姚崇知道后又设法进行营救，玄宗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姚崇恐惧不安，以为自己已经不宜再做宰相，数次请求辞职，玄宗最终答应，并根据他的推荐，由宋璟出任宰相职务。姚崇遂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开元五年（717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又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很犹豫，又同姚崇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若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姚崇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而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他立即给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依靠人力是无法抗拒的。”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立即给倪若水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你这个刺史是怎么做的？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请再不要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带着情绪执行命令，发动各地官民捕捉蝗虫、焚埋蝗虫。汴州所捕杀的蝗虫多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的还不计其数。倪若水终于在事实面前服输了。
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将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慎重考虑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任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姚崇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
还有一个迂腐的人韩思复也极力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蔓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朝野佥载》中也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2.检田括户，抑制兼并
自武则天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势力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侵占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之“籍外占田”。由于土地兼并，又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徭役，再加上其他天灾人祸迫使许多自耕农民倾家荡产，纷纷背井离乡、飘寄他处。玄宗于开元十二年（724年）五月发布的《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说：当天册（695年）、神功（697年）之时，北狄、西夷作梗，“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且违亲越乡，盖非获已，暂因规避，旋被兼并”。这些农民被迫放弃了农业生产，回乡又无所依托，遂流亡转徙。这些流散各地的农民，即史书中所说的佃户、浮户、流民，总称为客户，逐渐成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私属”。
到了开元九年（721年），仍是“天下户版刮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间，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监察御史宇文融上疏玄宗，请检查伪滥，搜括逃户。玄宗同意了宇文融的奏请，并任命他做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括。不久，就搜括了大量的伪滥及各种免役、亡丁，受到玄宗的赞赏，提拔他为兵部员外郎，还兼任侍御史。在得到玄宗的赞许后，宇文融的腰板更硬起来了。为了全面展开检括工作，他又奏请玄宗，以慕容琦、裴宽等29人做劝农判官，并假以御史的身份，分赴天下符州县检查土地、搜括客户，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检田括户的工作。
朝廷检括田地和户口的做法触犯了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他们的代表人物阳翟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户部侍郎杨瑒出面表示反对。有的上疏说检括人聚集在人家土地上，耽误了农时，使人受到损害；有的认为括客不利于定居人，征收籍外田税，使老百姓困敝，是得不偿失。玄宗命百官集中于尚书省讨论，绝大多数官员认为利多弊少，赞成检田括户工作。于是玄宗把反对者皇甫憬贬为盈川尉，杨瑒也被贬出京师，继续进行检括工作。
在检括中，凡检括的籍外占田，一律收归国有，招徕无地农民分种；对于账外户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并免除六年赋调，只向官府交缴户税。宇文融所到之处，先召集老幼宣传检括政策，“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为了安定农民，更好地进行检括田地和户口，玄宗特意颁布了《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其中说：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授宇文融田户纪纲，兼委之郡县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使丁壮就田，耕耘以时，天无虚施，人无遗力。
宇文融主持的检田括户工作，从开元九年（721年）开始，至开元十二年（724年）结束，前后进行了4年，共括得客户80多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它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一时制止了土地兼并。同时增加了国家的编户，增加了政府赋税徭役收入，对于安定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缓和阶级矛盾，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历代的政治家都很重视兴修水利。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战国时楚相叔孙敖修建芍陂，都被传为佳话。姚崇也很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在他的建议下，玄宗在位时期，曾修复与创建了许多陂塘，扩大了灌溉面积；也修筑了不少堤堰，以泄洪抗灾，成效卓著。
开元、天宝年间，修造的陂塘星罗棋布，渠道也纵横各地。关内道的华州郑县西南，于开元四年（716年）诏命陕州刺史姜师度引乔谷水，修造了利俗渠；又引小敷谷水，修造了罗渠，支分溉田；在同州冯翊，由调任同州刺史的姜师度引洛水注入通灵渠，可以溉田400余顷。在河南道，开元年间，县令薛务修复并扩大了蔡州新息西北的隋代玉梁渠，可以溉田3000余顷。在河东道，开元二年（714年），县令戴谦于太原文水县东北分别修造了甘泉渠、荡沙渠、曼长渠、千渠，引谷水注入其中，可溉田数千顷；在河北道，瀛州河间县，刺史卢晖经束城、平舒两县引来滹沱河水修造了长丰渠，可溉田500余顷；在山南道，朗州武陵，刺史李琎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扩建了北塔堰，接通了古专陂，再由黄土堰流入白马湖，分流入城隍及旧永泰渠，这一灌溉水系可溉田1000余顷；在淮南道，开元中，和州乌江丞韦尹于县城东南修建了韦游沟，引来江水，可溉田500余顷。
除了修建这些陂塘水渠用于灌溉农田外，还修筑了不少堤堰，以抗水害。开元四年（716年），玄宗诏令陕州刺史姜师度疏通华州郑县故渠，又筑造堤防以抗水害；又于华阴开凿敷水渠，以利排洪防涝。此后樊忱又继续开凿，使之与渭水相通。开元六年（718年），冀州境内漳水常泛滥成灾，遂在堂阳内的漳水两岸修筑了漳水堤，制服了水患。开元七年（719年），黄河上游的会州凉川县时常发生水灾，刺史安敬忠组织民工修筑了黄河堰，以控制水流。
玄宗还大力表彰兴修水利有功的官员。姜师度一生爱好沟洫，当时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故人们都说他们“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一时成为人们的佳谈。在姜师度任职期间，经常发动与组织民工开凿沟渠。开元初年，他任同州刺史，组织民工进一步修复位于朝邑、河西二县界的古通灵陂，引洛水及黄河水流入其中，种植水稻2000余顷，又置屯田十余所，收获数以万计。玄宗对姜师度兴修水利，变废为宝的做法十分欣赏，特地颁发了《褒姜师度诏》，加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赐帛300匹。
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在玄宗君临天下的45年中，在各地共修建了56项农田水利工程，约占唐朝水利工程总数的20%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4.组织垦荒，扩充屯田
早在唐朝初年，曾建置了一些屯田区，不过规模较小，到了玄宗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元年间的屯田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在边疆地区建置的军屯，二是在内地建置的民屯。
军屯主要建置在民族矛盾比较激化、军粮运输比较困难的地区。史书记载：
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军州边防镇守，转延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咸取决焉。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
军屯的劳动者是戍边兵士，一边戍守，一边生产。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从武周末年起双方关系紧张，战事接二连三。玄宗也长年对吐蕃用兵，在与吐蕃经常发生战事的陇右、安西、河两、北庭等地设立节度使，并每年从山东征调大批青壮为戍卒，也征集一些缯帛为军资，并“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
民屯设在内地，其生产劳动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如逃户、客户等浮寄人口。开元初年，宇文融主持检括田地与户口时，曾建议将浮户组织起来经营生产。就是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给5亩作为宅院，造一二间房屋，建立间里组织，并种植桑枣树，建园圃。每一壮丁则另给50亩作为私田，由他耕种。另外，在靠近坊处每十丁给田一顷，作为公田。对于这样的营田户，免除徭役，使之安心于生产，不致流散。宇文融的这一建议，将流亡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既安定了农民，又增加了生产，是一项积极可取的建议。
5.裁汰僧尼，禁造佛寺
唐朝时，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无不崇尚迷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度重生。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权臣宦官从中谋利，造成赋税逃避，危害国计民生。可是在姚崇眼里，那些高居社会上束缚百姓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他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都降居次要地位。
中宗统治时期，公主、外戚都上奏请求度人出家为僧人、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财产建造寺庙的人，富有之家以及强壮人丁都想办法逃避赋役，远近大小寺庙中都占满了人。至此，姚崇上奏说：“佛不在于外，在于从内心寻找。佛图澄最为贤明，却无益于保全政权；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何充、荷融信佛，可都遭到败亡；齐襄、梁武二帝也信佛，但也没能免除灾祸。只要慈悲发自内心，得事有益，使百姓安乐，就是佛身。哪里还有乱度奸人，败坏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搜查僧徒，因不实滥度还俗的有12000多人，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
姚崇在实践中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抑制佛道发展：
一是禁止创建佛寺、道观
姚崇历经三朝，目睹度僧造寺的危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崇在拜相时向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说》中提出：“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钜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玄宗也认识到造寺观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就动情地说：“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见《资治通鉴》（附考异），吴兢《升平源》）开元二年（714年）二月十九日，朝廷下制令：“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以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任经所繇，陈牒简验，然后听许。”
二是禁止民间铸佛写经
姚崇认为，“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于是就说服玄宗在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制书《禁坊市铸佛写经诏》说“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像，……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
三是禁止士女施钱佛寺
佛教的三阶教竭力提倡布施。欺骗人说：“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他们创立无尽藏教派，骗取财物，积居钱帛。对此，玄宗下《禁止士女施钱佛寺诏》：“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兆、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文簿，待后处分。”
四是对僧侣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姚崇秉政，以僧惠范附太平乱政，谋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后不出院，其法颇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见《孝经》）把孝敬父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佛教却认为“识体（灵魂）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辩怨亲？”甚至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孝敬父母是无意义的事。（见范文澜《唐代佛教》）所以，历朝历代的朝廷抑佛都令僧尼致敬父母。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诏书：“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至于丧祀轻重，及尊属礼教，一准常仪。庶能正此颓弊，用明典则。”
这些措施的实施，无疑地对安定国家局势，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税收入，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