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因同情退位的武则天被贬，先后出任亳州、宋州、常州、越州、徐州刺史（都督）。由于他为官清廉，执政有方，因此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据《越中杂识》记载：“姚崇，字元之，洛阳人。景龙中，出典越郡，治尚简肃，不树威而民化之。及去，百姓送至钱塘江干者，望崇远去，皆号泣而返。”
可以说，姚崇得以返回朝廷的权力中心，除了自己的才干与胆识外，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李隆基所发动的宫廷政变。
神龙元年（705年）春天，中宗恢复帝位时，相王因参与政变有功，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做了宰相，皇族子孙也“量叙官爵”。就在这时候，李隆基迁升为卫尉少卿。卫尉寺掌管器械文物，总管武库、兵器及守卫宫门三署。少卿是卫尉寺的副长官，官阶为从四品上。
李隆基在京城做了3年的卫尉少卿。至景龙二年（708年）四月。在他24岁的时候，出离了京城，兼任潞州别驾。潞州属于上等州府，治所在上党（今山西长治）。中宗在位时，上州设刺史一人，别驾一人，别驾都由诸王子担任，职任如同长史，主管一州的兵马事。由于职务关系，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军事，也增长了军事才干。同年十二月，加授银青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属于文散官，官阶为从三品。
当时政局跌宕，王室多次发生变乱，李隆基又一向喜武，好结交豪俊之士。早年他曾收留了机灵且有武功的奴隶王毛仲，作为自己的侍卫。他在潞州时，见苍头李宜德行动矫健，善于骑射，他不惜用5万钱的代价把他买下。这次回长安，二人常挟持弓矢扈从侍卫。
李隆基性格开朗，为人豪爽。《唐语林》曾记载了这样故事：临淄王朝觐回到了京师，“尤自卑损”。在暮春季节，豪门子弟数人携带酒馔，泛舟昆明湖游春。正当他们兴致勃勃，举杯欲饮之际，李隆基身着戎服，臂上携着鹰，疾驱而至。众豪门子弟对这素不相识的不速之客的到来，很不高兴。忽然有一个少年出了个主意，他举着酒杯对大家说：“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自言。”唐人崇尚门第，他以为来者出身寒贱，一提及门族官品，自然会不好意思地走开。不料当酒传到他的面前，李隆基不但没有走开，反而大声说：“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王李某。”他高门大嗓，声音洪亮。豪门子弟听后，不禁大惊失色，遂惊走四散，不敢复视。李隆基却不慌不忙，接连到三条船上饮了酒，然后乘马而去。
李隆基对韦武集团阴谋篡夺皇位的活动已有所察觉。他曾目睹了堂兄太子李重俊发动的兵变，这些往事还记忆犹新。这次郊祀，又亲自看到了韦后助祭的反常现象。特别是中宗的暴死，使他意识到时局的发展已十分严峻了，说不定哪一天再来个天翻地覆，李氏的江山就要变成韦氏的天下。他在思索着，怎样应付这风云突变的政局。
当时，左右羽林军都驻守在玄武门。玄武门是宫城的正北门，门外则是禁苑，它是由禁苑进入内宫的要冲之地。能否控制驻守在玄武门的禁军，往往是宫廷政变成败的关键所在。临淄王李隆基十分明白这一点。他利用卫尉少卿的身份常与左右羽林军将领来往，结识有勇有谋之士。
在玄武门还驻守着一支强悍的卫军，就是万骑。最初，唐太宗从官户及蕃人中选拔一些骁勇善战者，身穿虎纹战袍，骑豹纹马，常随从游猎，在太宗马前射杀百兽，称作百骑。武则天时增加为千骑，隶属左右羽林军。中宗时称为万骑，设置果毅，由葛福顺、陈玄礼等人担任，以统率这支军马。李隆基经常和万骑果毅葛福顺、陈玄礼等人相来往，设宴款待，并赠送一些金银缯帛，以博得他们的好感。机警的王毛仲深知临淄王的本意，亦推心置腹，与他们交往很深。韦后临朝摄政后，命其侄韦播、外甥高嵩为羽林将军，掌管万骑。韦、高二人为了树立权威，立法冷酷严峻，万骑兵士动辄得咎，横遭捶楚，兵士怨声载道。果毅葛福顺、陈玄礼常来向李隆基诉苦。李隆基遂因势利导，劝诱万骑举兵消灭韦氏，他俩欣然表示从命。另一果毅李仙凫也参与了谋划。临淄王李隆基得到了左右羽林军及万骑的全力支持，在他同韦氏斗争中投下了一个决胜的砝码。
景云元年（710年）六月十二日（即中宗遇毒死后的第十天），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崔日用向临淄王李隆基透露了韦后与宗楚客等人欲谋杀少帝并加害相王、太平公主的消息。崔日用原先曾趋附于韦武集团，中宗暴死后，他知道李隆基密举大事，感到依附韦武，犹如背靠冰山，最终是靠不住的。于是他回心转意，把自己窃取的韦武集团阴谋活动的情报通过宝昌寺的和尚普润、道士王晔悄悄地进到临淄王府邸，告诉了李隆基，并规劝他说：“望速发，出其不意，若步迟延，或恐生变。”
临淄王这时26岁，政治上也趋于成熟了，他决计发动宫廷政变，诛灭韦武集团。当有人建议把这一举动告诉相王时，他认为这是“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的大事，事情成功了，是社稷之福；事败则杀身以尽忠孝。如事前请求得允，是父王参与了此危险之事，若请求而不从，也就难以行动了。
李隆基对父王暂且隐瞒了此事，但为了慎重起见，却将此事告诉了姑母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个老谋深算的女性，听到李隆基这一行动计划十分高兴，并让他的儿子薛崇简助战。
参与这次谋划的没有朝中大臣，大都是中下层人物。其中刘幽求是个重要的参与者，他以前曾任朝邑尉，制举出身，看问题往往能入木三分，很有见识。早在五王政变时，对只杀张易之兄弟而不杀武三思，认为这是养虎遗患，并及时提醒桓彦范说：公将无葬身之地，不早除武三思，恐怕会噬脐莫及，后来果然不出他所料。李隆基很欣赏他的才干，遂让他参谋决定。
此外，尚衣奉御王崇晔、雍州利仁府折冲麻嗣宗、苑总监钟绍京也参与了此事，其中钟绍京也是一个较重要的人物。钟绍京时任西京苑总监，官阶为从五品下，具体掌管宫苑内馆、园池、禽鱼果木之事，他管下的禁苑是进入玄武门的必经之地。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临淄王李隆基决定破釜沉舟，大干一场了。
六月二十日（即中宗死后的第十八天）黄昏的时候，临淄王李隆基隐瞒着自己的身份，身穿便服，与刘幽求、薛祟简、麻嗣宗等人进入苑中，秘密会合于钟绍京住所。这时钟绍京有点反复，后悔参与此事，欲拒绝不从。他的妻子许氏倒深明大体，她认为忘身殉国，必有神灵相助；而且既已参与此谋，今虽不去，又岂能免祸？在她的说服下，钟绍京才把李隆基等人迎入舍内。
到了夜间，万籁俱静。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悄悄来会临淄王，请求号令。将近二更时分，天空流星划破夜空，纷纷坠落，刘幽求说：“天意如此，时不可失！”于是，葛福顺等受命之后，挺身直入羽林营，挥剑杀死韦璿、韦播、高嵩，然后高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号令部下说：“韦后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指身长及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韦氏一向作恶多端，早已天怨人怒。羽林将士听到号令，个个都踊跃从命。葛福顺稳定了羽林将士后，火速将韦璿等三首级送往临淄王处。李隆基在火光下一看，果然是韦璿等人首级，知葛福顺已经成功，遂与刘幽求等人由苑南门向玄武门进发。钟绍京也率苑中丁匠200余人，手执斧锯，尾随而行。
李隆基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葛福顺率左万骑攻玄德门，从东路杀入宫内；另一路由李仙凫率右万骑攻白兽门，从西路杀入宫内。然后在凌烟阁会师，以鼓噪为号。葛福顺与李仙凫率领左右万骑将士如猛虎下山，杀死守门兵士，夺关而入，一路势如破竹。
三更鼓敲过，夜风习习，旌旗猎猎。临淄王李隆基在玄武门外号令队伍，整装待发。忽然宫内噪声大起，知道二路兵马已胜利会师，随即指挥苑总监及羽林兵杀奔太极殿。太极殿是宫内正殿，此时正放着中宗的梓宫，由南衙卫兵守护。李隆基率兵鼓噪而入，南衙兵听到噪声，皆披盔戴甲，一起响应。韦皇后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知道大事不妙，吓得六神无主，慌慌张张地逃入太极殿前的飞骑营避难。当她刚进入飞骑营，即被飞骑兵士杀死，并提着她的首级来献给临淄王。安乐公主正对着镜子画眉抹粉，被军士杀死。朝夕向往做皇太女的安乐公主，遂变做南柯一梦。她的丈夫武延秀的美梦还没做完，即被兵士杀死于肃章门外。
临淄王李隆基率兵进入宫中时，上官昭容高举着红烛，亲自率宫人前来迎接。上官氏原是韦武集团的女杰，干了不少坏事，但自太子李重俊杀死武三思后，她才有些后怕，并转而归心于皇室。中宗中毒身亡，上官昭容拟草制立温王李重茂为帝，以相王辅弼朝政，但被韦皇后、宗楚客所篡改。这时她举着遗制草稿出示给刘幽求看，以表明自己忠诚于皇室，希望免除一死，刘幽求也给她说了几句好话。李隆基斩草除根务尽，不留隐患，仍将她斩于旗下。这位“称量天下”的人物就这样命归西天了。
此时，少帝李重茂也在太极殿。刘幽求建议说：“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大概李隆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韦氏及其死党还未斩尽杀绝，当即制止，而是全力捕杀在宫中的韦氏宗族的人及韦后的亲信人物。
黑夜已经过去，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这时，宫城内的韦氏宗族及其亲信已捕杀殆尽，动荡了一夜的宫城渐渐平静下来。临淄王李隆基见大事已定，这才出见相王，叩头以谢不先启请之罪。相王李旦见了李隆基，立时跑过来抱着他，激动地老泪纵横，说：“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祇万姓，赖汝之力也！”大家簇拥着相王入辅少帝。
六月二十一日，天已大亮，长安城四门仍然紧紧关闭着，城内戒备森严，一队队兵马手执刀枪，来来往往。临淄王李隆基仍在指挥收捕韦氏及其亲党。
韦后之兄韦温时为宰相，并总知中外兵马事，被万骑兵士杀死于东市的北边。中书令宗楚客为了躲过灭顶之灾，乔装打扮一番，头戴布帽，遮住脸，穿着丧服，骑着青驴仓皇出逃。当逃到城东北的通化门时，仍被守门兵士识破，扯下了布帽，当即与其弟宗晋卿一同被杀。宰相韦巨源听说事变，家人都劝说他躲避一下，而他却顽固不化，摆出一副杀身成仁的架势，说：“吾位大臣，岂可闻难不赴！”刚走到街上，即被乱兵杀死。
为了稳定城内社会秩序，相王挟少帝登上了安福门楼，慰谕百姓。司农卿赵履温曾劝韦后效法武则天，又不惜破费巨大的民力和财力为安乐公主营造第台与修造定昆池。现在公主已死，他却到安福门楼下舞蹈欢庆，呼喊万岁。相王见他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立即命万骑兵士把他杀死。百姓一向怨恨他徭役繁重，都争着割他身上的肉吃。
韦氏及其亲党受到了严厉的惩治。韦后、安乐公主及杨均、叶静能等都枭首于长安的东市。崔日用还率兵到韦氏族居地——城南杜曲诛杀韦氏宗族，连襁褓内的幼儿也无一幸免。
当天，下诏赦天下：“逆贼魁首已诛，其余支党一无所问。”临淄王李隆基以平定内乱、安定社稷之功封为平王，兼管内外闲厩，统领左右万骑。以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职任同宰相；麻嗣宗行右金吾卫中郎将。武氏亲属，或被诛杀而死，或被流放到外地。
事毕，平王李隆基率领着这批新功臣，有的穿着紫袍（三品以上官服），有的穿着绯袍（五品以上官服），手持枪刀剑戟，乘着铁骑，威武雄壮地走出宫城，市民聚观欢呼。
临淄王李隆基初出茅庐，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成功地发动了这次政变，粉碎了韦武集团的篡权活动。韦武集团是一个倒行逆施、极端腐朽的政治集团。李隆基粉碎了韦武集团的篡权夺位，不仅安定了皇室，而且防止历史再走回头路，表现了这位年轻王子的卓越才干和巨大魄力。
平王李隆基诛灭了韦武集团，暂时保留了少帝李重茂的皇位，但很快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六月二十二日，任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的刘幽求正在太极殿埋头处理政事，忽然悄悄走来了宫人和宦官，命他起草制书，要立皇太后。刘幽求当即拒绝，并义正辞严地说：“国有大难，人情不安，山陵未毕，遽立太后，不可。”来的宫人和宦官被他顶了回去。事后。刘幽求将此事告诉了平王李隆基，李隆基也感到突如其来，事情微妙，遂告诫他说：“此勿轻言，以免打草惊蛇。”
宫人是谁？宦官又是谁？史书记载不明，我们都无从得知。据推测，宫人大概就是生少帝重茂的那位宫人。她见自己年少的儿子做了皇帝，韦武党羽也已除掉，天下似已太平，现在应该由她来做皇太后，像韦后那样临朝摄政，号令天下了。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讯号。事实证明，后宫在皇位问题上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宫人和宦官要刘幽求作制书立皇太后之事的出现，使得这一场斗争表面化了。相王李旦以前曾做过6年多的傀儡皇帝，又做了8年多的皇嗣，参加过五王政变，恢复了李唐的天下，声望很高，这次政变又是以“共立相王”为口号的。平王李隆基冒死发动了这次宫廷政变，粉碎了韦武集团的篡位阴谋，安定了社稷，他也决不会再容忍类似韦后擅政事件的重演。在这种情况下，年幼无知的少帝重茂既无声望，又没有任何政治势力的支持，他的大宝之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王公百僚的表奏如雪片般飞来，都认为“国家多难，宜立长君”，相王是众望所归，“请即尊位”，这种呼声越来越高。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向百官传达了少帝的诏命，请让位于相王，并颁下了一道制书，其中说：
王室多难，义择长君，思与群公，推崇明君。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让于先帝，孝友宽简，彰信兆人。神龙之初，已有明旨，将立太弟，以为副君。……择今日，请叔父相王即皇帝位。
从表面上看，少帝传位是姑母太平公主传达的诏命，颁下制书的内容也都符合事实，要说少帝是出于甘心情愿，似也合情合理。其实这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是在平王李隆基、太平公主与王公大臣的逼迫下，少帝才不得不这样做的，而制书当然是出自他人的手笔了。
少帝要把皇位让给叔父，相王却坚决推辞。尽管这并非真心实意，但过去历朝禅让帝位时，继任者大都如此，不过只表示自己谦虚，没有篡位的野心而已。
也就在这同一天，朝廷发生了大的人事变动：平王李隆基被任命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其兄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其弟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黄门侍郎李日知、中书侍郎钟绍京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为右千牛卫将军。同时，中书令萧至忠贬为许州刺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贬为宋州刺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为绛州刺史，吏部待郎、同平章事崔湜贬为华州刺史。这一人事变动，使得李隆基兄弟、参与政变的功臣位居将相之职，进而控制了军国大政。
刘幽求极力促使相王复位，他规劝平王李隆基、宋王李成器说：“相王畴昔已居宸极，群望所属。今人心未安，家国事重，相王岂得尚守小节，不早即位以镇天下乎！”平王与宋王听后，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这才答应。
六月二十三日，少帝在太极殿东隅，面向西而坐，相王伫立于梓宫旁。太平公主再次抛头露面，对大臣们说：“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刘幽求首先响应，他跪下说：“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太平公主随即发布了少帝传位于相王的制书。这时，少帝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仍傻呵呵地坐在御座上。太平公主走近他，说：“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很不客气地一把将他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
就这样，在平王李隆基、太平公主及朝臣的拥戴下，睿宗终于复位了。即日，他登上了太极宫的正门承天门楼，举行了即位仪式，然后大赦天下。少帝再次被降封为温王，几天之后，被幽闭于内宅。
睿宗复位后，姚崇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春。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任命宋璟任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明于吏治，富有远见卓识；宋璟则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二人都是才德声望俱全的政治家。他们悉心辅政，革除了中宗朝的许多弊政，坚持任人唯贤，进用忠良，黜退不肖，赏罚严明，杜绝了私人请托的歪风邪气，整肃了纲纪，一度恢复了贞观、永徽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