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的夏天，我十六岁，刚念初三，属于上学比较晚的一类人，念复读班那年就是十七岁了，青青小我一岁十六，如果不是念书晚和复读，我怎么也遇不着她。
十六岁，十七岁，通常被人描绘成花季、雨季，梦一般的年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样朝阳鲜活的生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然而，在我的记忆里，这梦幻一般的年龄，却是相当煎熬的。
初中那会儿好像对异性有强烈好奇感和追求感，都被一律判为早熟，诸如不学好、大逆不道等一些列帽子都会被扣在脑袋上。正式对女生产生好感和亲近感，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有的，这么算的话，我是早早就熟了，也不知道从科学和生理的角度来解释，到底算不算早熟，生理课没怎么教，也没怎么学，当年靠有关前列腺的广播节目和课外读本偷着学的点儿皮毛，也忘得差不多了。当时的生理智商基本为零蛋，并还处在原始的混沌阶段，对探索这个世界，脑子里充满了好奇感，浑身是劲儿，反正我是，当年和我一道念书的几个开窍较早的同学也是如此，表面上大家都是乖孩子、好学生，对性问题嗤之以鼻，私底下交流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兴奋；好奇归好奇，但对于开天辟地的这种大事，谁都恐惧的不得了，没人和我们敞开心扉，家长羞于启齿，老师避之不及，都在对我们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我们要不苦闷，或是在苦闷中自个儿摸索着前进，然后一帮志同道者、貌离神合者开小会交流经验，跟地下工作者似的，如果家长知道我们谈论如此秽之事，还不亦乐乎，不被罚跪打个半死才怪。
那个年纪，我们在拼命的探索这未知好奇的世界，所谓一帮成熟的人可能私底下也是语不断，不仅把这条路封死，还步步重兵把守，对我们这些冒死前进闹革命的，围追堵截，实行了绝不放过一个漏网之鱼的彻底歼灭战。
我们的十七岁，被设置一个又一个禁区，而这个年龄恰恰又是最想踩地雷和闹革命的，谁只要一踩和一闹，你就是极端的青春反动分子，即被专政的对象。
因此，青春在我眼里变成了一种罪恶，我渴求对生理的了解，我渴求对女生的认知和追求，但我不敢，至少没敢太正大光明的干，我怕被专政，我怕被大众舆论、人言可畏的专政。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的罪恶竟然是一生中错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以后的以后再也无法遇到和企及。
在我和青青的真实事件中，不只是拒绝和被拒绝、接受和再拒绝的一场情感闹剧，更多的是十七岁的封锁无知压抑，生命先天性的疲软无力，以及那些在十七岁许许多多的无奈和不敢的欲望。
当我在朱青青的年岁里，遇见了青青，但那时的青春遭遇大刑伺候，生命毫无力量；当我在被人喊作大叔的时候，我遇见了和青青初中一般年岁的朱青青，我干了当年所有没敢干的事情，那些被称为罪恶的东西，今天看来原来都是最本真、无杂质的爱情，都是幸福，请大家不要误会，这里所说的一切与秽无关，与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也没半点关系，和成长、生命的反思倒是有染，我可以捧着毛主席的红宝书对天发誓。
某天深夜，在睡梦中被魇住，万分痛苦，十几个回合的挣扎，才摆脱梦魇，醒来后对着一屋子的漆黑，满头虚汗。我照例看下身旁的朱青青，发现被子是空的，枕头什物都整的好好的，我急忙打开灯，客厅、洗手间、厨房，都不见她的踪影，心想这么晚了能有什么事儿会去哪，我慌了。
最让人郁闷不解的是，我拨了她的手机号码，回应竟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怎么可能，我反复的拨打，还是一样，我越想越不对，她的号码我怎么会弄错，翻箱倒柜找到电话本，迫不及待的进行核对，号码并没错，我不死心，继续拨打，完了我再换固定电话，我越来越慌，这到底是怎么了，朱青青怎么就消失了，我跌入焦灼和郁惑的万丈黑洞。
一周后，朱青青仍无音讯，能想到的地方我全去过了。奇怪的是，在想到通过她同学打听时，我才发现，她的要好同学我几乎都不认识，唯一认识的一个也已经离开了那所学校。在和朱青青相处的四五个月内，她从来也没带过她的好朋友给我认识，还有一事儿，尤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艺校表演班的老师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叫朱青青的学生，问及班里学生时，大家都说没有这个人，表演班的档案显示，倒是在十年前的一届学生里有个叫朱青青的，他们都问我是不是搞错了。
我彻底困惑了，这些人怎么了都是，手机广告才拍了多长时间，跟变了群人似的，在他们面前，我完全成了陌生人，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或是朱青青特意交代的，总之朱青青的消失，发生的事有蹊跷，疑云重重。
朱青青的蒸发，让卢米爱公社再次变成冷宫。没有朱青青，不会有人朝我撒娇嚷着一起演《玩偶之家》的经典台词；没有朱青青，不会有人猫缩在我的怀里看《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一边捶我一边泪流不止；没有朱青青，不会有人骂我是天底下长的最丑的老牛后疯狂用小嘴吸住我的嘴巴；没有朱青青，有人再也不会去1895MovieBox买20元的爆米花；没有朱青青，我！“一个大活人，她怎么就没了，怎么就没了，这，这不可能啊！”几杯酒下肚，我不停地自语。
“说什么呢？夏哥，谁没了？你都重复了几十遍了。”酱爆边给我斟满边问。
邹晓芳也问：“是啊，夏小田，出什么事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