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思想论著，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素有“论高文奇”之美誉。
现存《管子》是西汉人刘向编写的，编订时定为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但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生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该书绝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
作为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管子》一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社会及自然科学方面的思想内容，其中礼、法思想是《管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法”是《管子》一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之一。《管子》一书有关礼、法的思想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其中关于礼、法关系的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
作为教育著作而论，该书内容丰富多彩，而且独具特色。历代学者都很重视对《管子》进行考订、校正及诠释等工作，唐、明、清三代尤甚。近现代学者在《管子》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著述颇丰。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管子》及其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教化政治
《管子》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和思想教化的好与坏。《牧民》篇说：“四维（即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强调了“礼”、“义”、“廉”、“耻”对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极力劝导统治者予以高度重视。唯其如此，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同时，该书也承认政治对教育有着制约作用，国民教育的提高可以实现富国强兵。《牧民》篇认为经济是礼义教化的物质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发展了，物质需要满足了，社会文明程度才会在良性运转中提高。为国君者，必须注意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要确保四季的生产计划顺利开展。物质丰富，生活富裕，人民不论远近，必然都会纷纷聚集到一起来，也会因此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先进发达国家的人民就不可能逃亡。只要生活不匮乏，道德意识自然就会提高。
一国君主若将财政治理得当，就可使民生安定，人民就会遵守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这么一来，君主的威令，便可下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了。
一个领导者，必须最重视一国的经济，刑法等不过是次要的东西。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必定要先使人民生活安定，然后再提高人民的道德意识，这是建立国家的基础。基础稳固之后，再祭祀神祗、宗庙与祖先，培养人民的宗教信仰，藉以教化人民。（《牧民篇》）同时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了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教育思想。
（二）教化尚德
教育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有着重大作用。《版法》篇认为：“必先顺教，万民乡风。”只有先对百姓施以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教育，他们才会趋向好的风化。通过教育和训诲，社会上的“邪行”和“淫事”就会大大减少，社会风气也会好转。《管子》主张由“乡师”主管教育，由“民啬夫”向人民具体实施教育内容。这些反映了私学产生以前，政教合一、教师由国家的一些官员担任的社会特征，对人民群众实施教育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是由来已久的。
（三）教化净心
教育对人的个性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管子》很重视教育对人的感化作用，将教育比作“秋云”、“夏之静云”、“皓月”、“流水”，以其纯净、恬淡和光辉激励感化着人的心灵，催人向善，做一个品质和道德高尚的人。
（四）教化育人 礼法并用
《管子》对教育的树人育人方面有十分明确的观点。《权修》篇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古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即源于此，这不仅强调了“树人”的长期性和重要意义，还充分肯定了“树人”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这种对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至今仍为现代教育认可，依然发挥着权威的教育导向作用。
《管子》的思想还体现在主张“礼法并用的统治术”。管仲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度结合起来，在《互辅》篇中，谈论了礼对维护封建制度的重大意义。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把维护国家统治的“四维”看成是四条绳索，其中一根绳索断了，国家就要倾斜。与此同时，管仲也极力强调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任法》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主，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人民。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任法》），意思是君臣上下不分贵贱都要遵从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