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班固批判精神赶不上司马迁，但他以信实的态度著史，对汉武帝以前的人物，凡是《史记》有传的，《汉书》基本上照录，或加以剪裁取舍，使之更为简明，有时甚至还能补叙《史记》之不足。如李陵传，《史记》所载过于简略，而《汉书》记叙描写李陵苦战一段有声有色，十分曲折动人。《霍光传》、《苏武传》，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结构严密，足可与《史记》媲美。语言方面，《汉书》富丽工致，颇有严整之致，因此，人们常以《史》《汉》并称。《三国志》全书分纪、传两大体例，所以全部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章，但由于《三国志》叙事有时太略，也影响了人物性格的展开。《后汉书》在体例上创立了《列女列传》、《文苑传》、《逸民传》、《党锢传》、《宦者传》等，说明作者对东汉历史有较深刻的认识。《后汉书》体大而思精，尤其是序论，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进行深刻分析，议论纵横。作者自己也颇为自负地说：“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于‘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作者爱憎分明，抓住人物的主要事迹作为叙写的重点，风格朴实，颇受好评。“前四史”之后，从总的趋势说，史传文学逐步走下坡路，文采赶不上“前四史”。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有：一、文史分家。我国文化从先秦至西汉，一直处于文史不分的状态。魏晋以后，史学独尊，文学也进入自觉时代，文学与史学分道扬镳。作为史学著作来说，注重的是历史事实的叙述，人物形象描绘相对弱化。史传沿着纯历史的方面发展，文学色彩不像“前四史”那么浓厚了。二、官方控制。魏晋以后，随着史学的繁荣与独尊，统治者对编纂历史愈来愈重视，专门设置史馆，编纂前代历史，一般都由宰相亲自监修，而且对史馆人员待遇优厚。统治者要严格按照自己的意愿编纂历史，不允许有个人的思想与感情。入选人物、评论标准、是非界限，都要以官方意见来办。因此，史传中的思想倾向也不像“前四史”那么鲜明了。三、由于这些著作大多出于众人之手，参加编纂人员的文学水平参差不齐，风格也不一致，因此，从总体上看，文学成就赶不上“前四史”。
当史传文学逐步走下坡路的时候，杂传、散传作品却后来者居上，成为古典传记文学的重心。这类作品是在史传文学影响下产生的，在汉代时就已不少，如刘向的《列女传》，《四库全书总目》引王回序说：“传如《太史公记》。”杂传到魏晋南北朝时繁荣。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包括亡书计2种，另清人章宗源补该期杂传书目4种，姚振宗补35种，仅以上数字相加，杂传共438种，这类杂传范围十分广泛，如表现三国时代英烈人物的传记《赵云别传》、《陈登行状》等，有表现魏晋高士人物的《高士传》等，有集中写一地区先贤人物的地方性传记《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等，有以僧侣事迹为主的传记如《法显传》、《高僧传》，还有那些大量志怪之作《列异传》、《搜神记》等。这类杂传已不是历史著作的附庸，而是自立体系，在艺术上也有相当的成就。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要学习先秦两汉文章，这场运动给传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同时继承杂传和史传的新旧传统，在传记发展的历程中找到突破口，开创脱离史书、精练生动的单独的人物传记的创作传统。这条道路的开辟，使原来传记文学的两条线索在重心上发生了重大转折，杂传一跃而成为唐以后传记文学发展的重心，史传则降到次要的位置。韩愈、柳宗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给传记文学带来新的生机，他们把笔墨伸向广阔的社会，进一步扩大了传记的人物类型（尤其是下层人物），在传记中表现出了不随流俗的批判精神，并提高发展了传记的艺术手法，“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柳宗元“文笔酷似子长”，他们都对传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愈、柳宗元的传记给后代传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元明清的杂传文学，就是沿着韩柳所开创的道路不断发展的。宋代王禹的《唐河店妪传》、苏轼《方山子传》、陆游《姚平仲小传》，元代刘岳申《文丞相传》，明代宋濂《杜环小传》、高启《南宫生传》、袁宏道《徐文长传》，清代侯方域《李姬传》、邵长蘅《阎典史传》、戴名世《左光斗传》、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作。这类传记选取人物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平民百姓，写法上也较灵活，体制矮小，独立成文。以上对传记文学发展概貌的简单勾勒足以看出《史记》无论是对史传还是对杂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思想方面的，也有艺术手法方面的。明代的复古运动，清代的桐城派，都是以先秦两汉文章，尤其是《史记》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的，足见《史记》的魅力与影响了。
《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对中国古典传记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
首先，传记文学要始终面对现实，要以人为中心，展现历史进程中各个阶层人的活动，体现社会的整体性。这就要求作者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进行深入分析。“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倜傥非常之人”就是指生命有价值的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有些人官职高贵，但碌碌无为，无生命价值，就不能进入传记中来，有些人虽处在社会下层，像游侠、刺客，但他们的行为给人以生命的启迪。传记就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载体，要把人类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这里的“有价值”，一是指韧的追求，为实现崇高的目标，进行不懈努力，顽强的追求，即使处在逆境，也决不后退；二是指力的创造。即人的活力的释放。有政治家、改革家变革现实的创造，有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探险家等等的创造；三是指奉献，有智慧、才能的奉献，也有生命的奉献；四是指德的表率，那些具有崇高的理想、博大的胸怀、坚贞的节操，能够树立起高风亮节的人，永远是人们心中的太阳。
其次，要把真实作为传记文学的生命。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去展现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对最高统治者，敢于剔去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敢于撕下他们的假面具，揭露其丑行，这是难能可贵的。“真实”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所写人物必须是真实的人物，不仅是现实存在，更重要的是要写出他的丰富性格和生命指向，揭示生命的真谛；二是所写的重要事件必须是真实的；三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必须是真实的。不真实的，夸大事实的传记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要做到真实也很不容易，这就要求传记作者具有非凡的胆识，善于观察、分析社会，分析人物，把真实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三，在求真基础上求深。传记首先要做到生活真实，但它又不能是生活的流水账。因此，要在真的基础上求深。要能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描绘，要对材料进行筛选，对生活进行升华。作为人来说，不可能是单一的性格，往往是集各种性格于一身，有时伟大，有时渺小；有时进步，有时消极；有时仁慈，有时残忍，等等。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总对他有这样那样的影响，或积极的，或消极的；或明显的，或隐蔽的；加之，每个人的活动总要与其他人物发生一定的联系，其中盘根错节之处需要仔细辨认。就人来说，还要对社会发生一定的反作用，或大或小，或正面，或反面。如此等等。因此，传记作者一定要把握时代的脉搏，把握人的主导性格，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这样，才能使传记具有一定的深度，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在求真、求深的基础上求美。传记文学是历史，同时又是文学。它不仅要求有真实的内容，深刻的思想，还要求美的形式，给读者以美的感受。明代茅坤评《史记》时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也。”可见司马迁传记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力。作为以心传心，以心感心的文学作品，要达到感染作用，就必须注意美的因素，要化腐朽为神奇，“生死而肉骨”，使历史人物变成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从语言技巧到结构安排，从材料选择到形象描绘，都要在真、深基础上求完美。有时可以在真、深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做到形神兼备，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达到完美的统一。
第二节《史记》对中国古典散文的影响
散文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之一。《史记》集先秦散文之大成，代表了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对中国古典散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对后代散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先秦散文的特点及成就
中国最早的散文当数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后来有了一些铜器铭文，这些都记事十分简短，往往几个字或几十个字，可以说是散文的萌芽。保存在《尚书》中的几篇商代文章，较之前的卜辞和铭文就有了一些发展，它的内容比较完整，并且注意到了语言的技巧。殷末周初《易经》中的卦辞、爻辞内容比《尚书》中的文章还要丰富，而且语言也颇为生动形象。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先秦散文向着成熟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私人著书成为一种风气，于是就有了“诸子散文”和各家学派的议论之文，他们面对社会割据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同时，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于是就有了“历史散文”，即所谓的“百国春秋”。之前的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也发展成了有理论系统的《易传》，于是，哲理文随之产生，等等。清人章学诚认为：“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此话虽有夸大之处，但确实说明此时文章比起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就散文本身来看，此时的散文有多方面的成就。一是记事比较完整。如《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等等。二是记人比较鲜明。这时的散文虽然没有专门的记人作品，但有些篇章已经刻画了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详见本章第一节。）三是每部作品都有自己较明确的思想。《左传》通过对春秋时代历史的记载，要表达自己的民本思想、爱国思想、尊王攘夷思想；《战国策》通过记载纵横家、策士们的活动，表达了自己对明主贤君的敬慕，对昏君佞臣的批判，也表达了重视人才的思想；《国语》同样表达了作者的民本思想，等等。诸子百家的著作更不用说，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见解，有的讲仁义，有的讲自然，有的讲法治，思想明确，毫无拘束。四是作品中的主题较为突出。比如，《召公谏厉王弭谤》通过一次对话，表达了广开言路的思想。诸子百家著作中，每篇都有主题，尤其是到后期的《荀子》、《韩非子》更是如此。五是散文有一定的情感。此时的散文已经明显地带上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他们把自己的爱憎褒贬之情，寄寓在历史人物身上，或寄寓在对话，议论之中。像《左传》写晋文公重耳走亡，以及回国后的城濮大战，明显带有褒扬色彩，而对于郑庄公那样阴险狡诈的性格则表示了批判。诸子散文虽以议论为主，但议论中也感情充沛，像《孟子》中孟子宣扬仁政，滔滔不绝，如江河奔腾，富有气势。六是战国散文有了自己的风格。历史散文中，《左传》以叙事见长，《国语》以记言见长，《战国策》纵横驰骋。它们或委婉，或奔放，颇有特色。而诸子散文中，《论语》语言简约精警，《墨子》逻辑性强，《孟子》犀利，《庄子》恣肆，《荀子》浑厚，《韩非子》峻峭，真是百花齐放，各显其艳。七是艺术上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它们运用了许多艺术手法，想象、夸张、寓言、比喻等艺术手法比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语言丰富多彩，向着通俗的方向发展。
经过春秋战国的大动荡，社会终于出现了统一局面，但由于秦王朝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措施，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文化事业一片荒凉，散文方面也无多大成就，只有李斯一人的作品点缀着散文的世界。到了西汉初年，散文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面对“秦所以失，汉所以得”，涌现出许多政论文章，陆贾、贾山、贾谊、晁错以及邹阳、枚乘，都表现出共同的思想特点：“就是满腔热诚，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反对地方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报国之诚，简直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散文，在阐述历史发展、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也对司马迁《史记》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