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开始注视万石君父子的言行举止的时候，我们还把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由此展示出来的他们的思想品貌当做他们个人的东西。我们认为他们是可以不必如此的，我们感到他们是可笑的，我们认为司马迁也是把他们当喜剧人物来描写的。在这时，我们是把他们放在与自己的关系中来感受的，他们那种令人厌恶的机械式的虚伪礼节，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原谅他们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万石君父子的言行举止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我们开始感到，万石君父子在自己的命运面前，实际上没有多少主动权。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在完全主动的情况下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万石君父子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也开始感到，司马迁不是把他们放到自己的对立面，用冷漠的神情观照他们的表演，而是在一种博爱的帷幕之下带点揶揄而又有沉痛口吻对他们进行描述的。当我们的思想感情在此点上同司马迁吻合之后，由于我们的同情，就不自觉地把衡量他们的基准放得更低一些，我们甚至转到他们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
这是一个可怖的时代，主上多疑忌，臣下多谗妒。太初二年，当公孙贺被拜为丞相的时候，竟不敢受印，跪着不肯起来，勉强接受之后，便说：“我从是殆矣。”汉武帝时大臣，多中道受诛，自石庆以后的武帝朝丞相，相继诛夷，无有以功名终者。至于当时的酷吏，巧佞舞法，更是残酷异常。张汤创立“腹诽”的罪名，多少正直之士成为刀下冤鬼。王温舒杀戮成性，他曾叹息道：“嗟呼，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指出，汉代以来，“一切法律上事业，悉委诸刀笔之吏。”先秦的法家，亦至此消亡，郭嵩焘更明确地指出汉代酷吏同战国法家的不同，他在《史记札记》卷五下《酷吏列传》中说：
至于战国，穷兵黩武，严刑以劫其民，而能尽职难矣。然其淫刑以逞，一依于国法行之，即商鞅之录囚，犹国法也，无有极法峻刑播恶以逞其私者。此皆起于汉之盛时，于此可以观世变矣！
酷吏如此枉法横行，而武帝的态度呢？《酷吏列传》于赵禹说“上以为能”；于张汤说“于是上以为能”；于义纵说“天子以为能”；于王温舒说“天子闻之，以为能”；于杜周说“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人人自危，全身远祸，本是人之常情，我们怎么能对毁灭了他们的人性和尊严的时代制度、最高统治者不置一词、不责一声，而只是一味地嘲笑戏弄万石君父子呢？然而，我们毕竟不能责怪于当时的环境制度。同样是那个时代，同样是那个朝廷，就有东方朔于上林苑极言其害民，于董偃极言其当斩。汲黯则近乎指着武帝的鼻子斥责：“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而武帝于皆莫之罪也。相比之下，万石君父子诚不足道哉！让人痛心的是，他们对自己患得患失、阿谀求容竟浑然不觉，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丧失人格、丧失人的尊严的“悲惨世界”里。这样，司马迁就把万石君父子的悲剧，在他们人格的不自觉选择之中展现出来。然而万石君父子对自己主体性失落的毫无自觉之中，也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他们没有丧失内心的忠诚。在他们心灵中，仍然保持着某种抽象的坚贞不渝的形式；就他们本身而言，他们仍然是一种献身于高尚事业的忠贞不贰的行为。但是，就在这里，司马迁把自己人物的悲剧性又深化了一步——自身尊严的被剥夺、被毁灭，是可悲的；自己对这种毁灭又不自觉，是深一层的可悲；而不自觉地炫耀自己尊严的丧失，是更深意义上的可悲。万石君父子身上滚动的是作为“类”的人的悲剧暗流。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等就是这类悲剧人物。
第二节《史记》的悲剧精神
悲剧是矛盾的尖锐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身内心都可能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悲剧主人公表现出了强烈的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是悲剧的生命，它是人在追求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的生生不已的内在意志激情的体现。它是艺术家通过悲剧艺术所体现出来的面对命运、邪恶或某种社会必然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即一种虽败犹荣、虽死犹生的意识存在。悲剧精神是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它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它是历史的、具体的，是诸种现实关系构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它以个体性方式客观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它能显示出现实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等等。悲剧精神的主体性内涵是：第一，悲剧精神存在于人这个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实践主体之中，悲剧精神只有在实践主体人的活动中才能显现，作为实践主体的内在生命激情处于悲剧性冲突的主导地位。第二，悲剧实践主体具有自觉自为的主体忧患意识，对人生的苦痛有自觉自为的体验与超越意识，敢于直面痛苦，乐于选择痛苦，善于超越痛苦，以获得主体的肉体与精神的自由。正由于悲剧主人公能在毁灭中将“有价值的东西”展现在人们面前，才使悲剧突破了一般的生活悲剧。
《史记》的悲剧精神主要表现为悲剧人物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顽强抗争，目的性、坚韧性、超越性和彻底性是《史记》悲剧精神的基本特征。
一、抗争的目的性
《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是指悲剧人物的顽强抗争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为道义、为权力、为名节、为知己而不是纯粹为自己的生存。司马迁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以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为主体，也受到儒家神秘文化的某些影响。这种认识决定了《史记》的悲剧性作品必以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为主体，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又出于司马迁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以儒家的“三不朽”精神为主体，受到道家愤世嫉俗、顺应自然诸多思想的影响，拓展了“三不朽”的内涵，这就决定了《史记》的悲剧性作品必以那些为立德、立功、立言而顽强抗争的人物为主要描述对象，赞美他们的奋斗精神，指出他们的缺陷过失。
《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也是由描述的对象和内容本身所决定的。《史记》不是戏剧，也不是小说，而是历史人物传记，必须以历史的真实作为前提。中华民族自古灾难深重，历史本来就充满悲剧色彩。《史记》的上下三千年几经改朝换代，社会形态几经巨变，金戈铁马逐鹿中原，狼烟烽火遍及神州。志士仁人为拯救社会而抗争，英雄豪杰为夺取江山而抗争，刺客游侠为快意恩仇而抗争，贩夫走卒为改变命运而抗争。于是悲剧人物大量涌现，层出不穷。《史记》中有悲剧人物一百多位，以悲剧人物名字命名的传记居半数以上，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悲剧性。
《史记》悲剧人物的抗争目的十分明确。孔子抗争的对象几乎是整个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抗争的目的是用仁义礼智来改变这种社会现实，虽然当时未能建功，但却牢固树立了儒家道德。屈原以九死不悔的精神顽强抗争，最终身殉理想，其抗争目的就是求索真理，实现美政，虽未成功，但却树立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光辉的人格。陈涉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极端困境中揭竿而起，抗争目的是推翻强暴的秦王朝，在历史的夜空中留下了耀眼的轨迹。项羽的抗争目的是雄霸天下，制御诸侯，虽然缺乏远见卓识，其悲壮气概却举世无双。为秦国变法而死的商鞅、为楚国革新而死的吴起、为汉朝削藩而死的晁错、为刺杀秦王而死的荆轲、为触武帝法网而死的郭解，等等。凡《史记》悲剧人物，无一例抗争目的不明者。其抗争目的既有“为他”，也有“为我”。
二、生存的坚韧性
《史记》悲剧精神的坚韧性，是指悲剧人物具有坚忍不拔的生存毅力，遭受困辱时绝不轻死，司马迁对那些忍辱求生而卒成功业的悲剧人物情有独钟，引为楷模，高度赞扬了忍辱负重、发愤为作的精神，这是由司马迁的人生遭遇及价值观所决定的。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八章指出：“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史记》所倾力和尽情讴歌的正是这种反抗，尤其是生存的毅力。《伍子胥列传》最为典型。当伍氏父子面临楚平王的索然无辜杀害时，伍尚与父俱死，逆来顺受，虽然悲惨，却不能构成悲剧。伍子胥拒不就范，他历经千辛万苦逃往吴国，借兵报仇，鞭楚平王之尸。作为吴国功臣，他与昏君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被逼自杀。司马迁在传末评论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里推崇的正是对灾难的反抗和超越自我的顽强毅力。
类似评论又见于《魏豹彭越列传》：“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这里揭示的是隐忍耻辱以求实现自我的抗争。《淮阴侯列传》将抗争的坚韧性贯穿在描述中。韩信贫贱时曾受屠中少年胯下之辱，已为楚王之“受械于陈”，直到最终被吕后诱杀，始终没有想过殉节，是“勇者不必死节”的典范。《季布栾布列传》论赞云：“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军骞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季布被刑戮，为人奴，是隐身求生之计。他不为项羽尽忠自杀，更不想被刘邦逼迫而死，因为他的才能尚未充分施展，故自刑隐身，以待时机。坚韧性在《刺客列传》中也有突出表现，豫让就是典型。就其为智伯报仇而谋刺赵襄子的事件本身而言，不过报答知遇之恩，但他残身苦形以求一逞，其坚韧顽强，真是可歌可泣。
三、死亡的超越性
《史记》悲剧精神的超越性，是指悲剧人物具有自我牺牲的勇气，死得其所时绝不贪生。人固有一死，死亡本身便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为什么死和怎样死，所以死的意义则有泰山鸿毛之分。重于泰山，名垂后世，死得其所，虽死犹生。其中洋溢着道德的满足，悲观之中蕴藏着乐观，体现的正是超越生死的价值观。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智勇双全，司马迁认为他对待生死处理得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蔺相如引璧睨柱，叱秦王左右，绝非作势唬人，倘若秦王及左右坚持强硬，则蔺相如非死不可。然而蔺相如为维护国家尊严而死，英勇悲壮，义薄云天，名留青史，正是死得其所，何乐而不为？
从生死角度看，《季布栾布列传》两人相为映衬：季布求生以展才，栾布趋死以明义。刘邦诛戮功臣，梁王彭越最无反形，已而枭首示众，严禁收尸。唯有栾布“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慷慨陈词，义责皇上，自请就烹，显示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司马迁论赞：“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又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栾布并没有因为哭祠彭越而被烹杀，如同蔺相如并没有死于秦廷，是他们大义凛然、勇于牺牲的壮烈行为震慑了强大的对手，他们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对生死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