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场合我就已经指出，在那些品质中第一种是一开始就被称赞为公正、正确和准确，而且不仅有用或有利的那种较为高级的理性和悟性。正是在比较深奥的科学中，尤其是在数学的高级部分中表现出了人类理性的最巨大和最受钦佩的努力。但是那些科学的效用不论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都不十分明显，而要证实它，都需要进行经常并不是很容易理解的论述。因此，最初使它们受公众钦佩的并不是它们的效用。因而，直至需要对那些被其本人或对这类卓越的发现毫无兴趣的人的无端指责做出某些答复时，这种品质都不大曾受到重视。
同样，为了在另外一种场合更加充分地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用以遏制我们眼前欲望的自我控制在适度方面和效用方面都受到了同样的赞同。当我们用这种方式行事的时候，影响我们行为的情感似乎与旁观者的情感完全相吻合，旁观者并没有感觉到我们眼前欲望的诱惑。我们一周以后或一年以后将要享受的那种快乐对于他来说，如同我们此刻即将享受的快乐同样有趣。因此，当我们为了眼前的缘故而牺牲未来时，我们的行为对于他来说就显得极度荒谬和过分，因而他不能理解对其发生影响的那些天性。相反，为了保证将来能获得更大的快乐，当我们放弃眼前的快乐，当我们表现出仿佛遥远的目的与眼前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目的同样有吸引力时，仿佛我们的情感与他自己的情感完全吻合时，他就不得不赞同我们的行为：因为他根据经验知道极少有人能有这种自我控制力，他将对我们的行为表示相当程度的惊叹。因此产生了所有的人本能地对长期坚持履行节俭、勤劳和专心一致的高度敬仰，尽管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获得财富。一个以这种方式行动的人，他为了获得巨大的尽管是遥远的好处，不仅要放弃眼前的快乐，而且要在精神和肉体上忍受最大的劳累。他的坚毅必然能博得我们的赞同。调整着他的行为的他对利益和幸福所持的观点完全与我们自然形成的对他的看法相吻合。在他的情感和我们的情感之间于是存在着一种最完美的一致，同时根据我们对人性的共同弱点的体验，这又是一种我们不可能合理地期望的一致。因此，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钦佩他的行为，并且认为值得为他大大地喝彩。正是这种值得赞同和尊重的意识才有能力支撑行为人这种行为趋向。我们对十年后才能享受到的快乐的兴趣比我们对今天可以享受到的快乐的兴趣之所以要小如此之多，是因为前者所激起的激情与后者能够引起狂暴的情绪相比是如此软弱，以致前者从来也不可能与后者相提并论。除非是我们以前一种方式行动时我们的行为适度，我们能意识到我们会获得每个人的尊重和赞同，而以后一种方式行动时我们反会变成他们轻视和嘲笑的适当对象。
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事业都是对待别人最有用的品质。在上面那个场合所阐明的人道和公正的适度就存在于其中，正是在上面那个场合显示了我们对那些品质的尊重和赞同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的感情与旁观者的感情之间的和谐。
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的适度是建立在与公正的适度相同的原则之上的。慷慨大方不同于人道，这两个乍看起来联系十分紧密的品质并不总是为同一个人所具有。人道是女人的美德，慷慨大方则是男人的美德。通常比我们要温柔得多的女性很少有什么很大的慷慨大方。妇女极少做出重大的捐赠，这点已为民法对她们的一个评论。人道仅存于旁观者对当事人的情感所抱有的高雅的同情感之中，为当事人的痛苦而感到伤心，为他受到的伤害而愤恨以及为他们的幸运而高兴。最人道的行为不要求自我否定，也不要求自我控制为达到适度感而做出巨大努力。它仅存在于高雅的同情心主动地怂恿我们去做的事情之中，但是慷慨大方则就不同了。除了在某些方面我们宁愿对某个人做些让步，和为了一个朋友或某一上级的同等的利益而牺牲我们自己的某些重大利益外，我们从来就不是慷慨大方的。一个人放弃对一个曾经是他个人野心的伟大目标的职位的要求，因为他认为另一个人按贡献比他更有资格得到它，一个人冒自己生命的危险而去保卫他认为比自己更重要的朋友，他们的行为都不是出于人道，也不是因为他们对别人的事情比对他们自己的事情感觉更为敏感，而是因为他们两个考察那些对立的利益时不是用自己天然具有的眼光，而是用他人天然具有的眼光。对于每一个旁观者来说，另外那个人的成功或存在可能确实比他们自己的成功或存在更有意义。不过，它对他们自己却不可能是这样。因此，当为了另外这个人的利益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时，他们是让自己去适应旁观者的情感，同时通过一种高尚的努力根据他们感到必然会对任何第三者所产生的对那些事物的看法来行动。那个为了保卫其长官的生命而愿献出自己生命的战士也许会对那个长官的死亡无动于衷，如果那个长官的死亡不是由于他的过失所造成的话；而降临他自己身上的一点小小的灾难则可能激起更多的悲伤。但是当他竭力想去获得喝彩，并使公正的旁观者理解和接受他的行为的原则时，他会感到对于每个人来说除了他自己，他的生命与他的长官的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当他为了后者献出自己的生命时，那么他的行为是十分得体，而且将十分符合每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天然的理解。
为热心公益事业而做出的较大的努力也是这种情况。当一位年轻的军官为了使其君主的领地能够得到某些扩大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时，并不是因为获得新的领土对他来说是一个比保存自己的生命更加渴望的目的。对他来说他自己的生命要比为他所服务的国家征服整个一个王国还更加有价值得多，但是当他把这两个目的相互进行比较时，他不是用自己看待这两个目的时天然具有的那种眼光，而是用他为之战斗的那个国家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战争的胜利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个人的生命则不具有任何价值。当他把自己放到它们的位置上，他马上就感到他不能吝惜自己的鲜血，如果流血能有助于他达到如此有价值的一个目的的话，他的行为的英雄主义就存在于这种出于责任感和适度感而对所有天然的倾向中这种最强烈的倾向所进行的这种遏制之中。许多诚实的英国人，他们站在个人的位置，丢失一个基尼要比国家丢失米诺卡更为痛心，但是如果保卫那个要塞是他们职责中的事，那么他们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千次，也不愿由于他们的过失而让米诺卡陷入敌人之手。当布鲁图一世因为他的儿子们阴谋反对罗马新兴的自由而把自己的儿子判处死刑时，他当时（如果他同他的内心商量了的话）对于那个较软弱的感情来说是牺牲了那个较强烈的感情。布鲁图为了他的几个儿子的死亡所感受的痛苦必然要远远超过罗马由于缺少了如此伟大的一个范例所可能遭受的痛苦。但是他不是用一个父亲的眼光在看待他的儿子，而是用一个罗马公民的眼光在看待他们。他是如此全面地进入了罗马公民的情感，以致他完全忽视了他与他儿子们之间联系的那根纽带。对于一个罗马公民来说，当他们把布鲁图的儿子们与罗马的最小的利益放在同一天平上时，即使是布鲁图的儿子看来也是不足挂齿的。在这些以及类似的其他场合我们的钦佩就不是完全建立在效用上，而更主要的是建立在这类行为的料想不到的，因而也是伟大、高尚和崇高的适度和得体上。当我们开始审视这种效用时，毫无疑问这种效用将赋予那些行为以一种新的美，因而使它们也更进一步能得到我们的赞同。不过，这种美主要是通过人们的反思和沉思才能领会得到，而且它绝不是一开始就可使这类行为获得广大群众天然情感的那种品质。
必须指出，就赞同的情感来源对这种效用的美的知觉作用而言，它与其他人的情感无任何关联。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一个人可以直到成年而与社会没有任何交往，但他的行为可由于它们对其幸福或不利的倾向而使他感到愉快或者不愉快。他可以在谨慎、节制和良好行为中感知到这种美，也可以在相反的行为中感知到丑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可以用我们打量一个设计精巧的机械时所有的那种满足的心情来审视他自己的性情和品格；或者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对待一个十分笨拙而又粗陋的设计的那种厌恶和不满来审视他自己的性情和品格。不过，由于这些知觉都仅仅只是一种感受，它们具有那种知觉的全部脆弱性和微妙性，而建立在这些知觉的正确性上我们称作的感受可能不大会被一个处于这种孤独和可怜的条件下的人所注意。即或是他可能想到了它们，在他与社会有任何联系之前，它们也不可能对他有在他与社会建立了联系之后的那种影响。他不会在想到这种丑恶时因内心感到羞愧而沮丧，也不会因意识到相反的美心里偷偷地高兴而扬扬得意。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不会因意识到自己应得到奖励而欣喜若狂，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不会因怀疑应受惩罚而发抖。所有这类情感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想法，他是那个感受到那些情感的人的天生裁判，而且只有通过他的这个行为仲裁人给予的同情，他才能想象出自我喝彩的胜利，或者自我谴责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