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马克思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古为今用”，即指尊重历史，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洋为中用”，即指科学地对待外国文化，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的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学习外国的长处，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破坏，未能很好地贯彻。但是，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只有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追问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做出了一些预测，但是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告诫人们，不要教条地预测未来，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未来实施社会主义的具体措施将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列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初期，列宁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聚集力量，打败了内外敌人，扞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是，当他发现用直接过渡的办法搞经济建设困难重重时，没有机械地照搬本本，而是从实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充分运用商品、市场和经济手段，取得了成功，为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之后，斯大林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苏联模式”。其主要特征：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集体农庄）占绝对优势。第二，实行国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执行国家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采取行政手段管理生产。第四，实际执行“级别工资制”和相同级别条件下的平均分配。第五，实行高度集中的一党领导制度和党内领导体制。
第六，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第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模式。苏联模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但是这种模式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和祸害，苏联解体最终证明了它的严重的缺陷和错误。
由于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和影响，苏联模式及其相应的社会主义观念几乎成了社会主义的标准制度，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力图以苏联为戒，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还处于萌芽状态，不够成熟，不够完善，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实施和坚持，未能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基本未摆脱苏联模式，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尤其是出现了两个重大失误：一是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照抄苏联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和经验，企图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主观臆造、追求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发动了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造成失误的原因有很多，有中国自古以来的平均主义、空想思想的影响，革命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某些做法的影响，但是，机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预测，照搬苏联模式是更深层的原因，违背了自己一贯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探索、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的成与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初步成果与失误，为邓小平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邓小平正是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新情况、新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挫折背后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和“现实形态”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近代大工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特点，不再是占有个别劳动和个别人使用的生产资料，而是占有许多人的集体劳动和集中使用的生产资料。占有性质的变革同时也就是劳动方式的重大转折——孤立、分散的劳动转化为社会化的劳动。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当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的日益社会化和劳动的联合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解体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共同劳动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与对生产社会化的分析相一致，人类历史本身也是一个“人类社会化”发展的过程。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的社会关系都表现为或者说能够表现为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化，具有自然规定和狭隘地域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极为原始的人类社会化。资本主义社会打破狭隘、封闭的地域界限，大大促进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人们社会关系的全面化。但是与此同时，它又造成人们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裂和对抗。
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人类社会化的肯定形式，又是它的否定形式。从其内在对抗中发展出来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社会化新的肯定形式。在那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和异化现象已经消亡，人们抛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裂和对抗，重新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从而得以真正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由此看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化的真正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总的逻辑进程是：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不断扬弃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私人性，促进资本的社会化，并进而最终实现占有方式事实上的社会化，同时，生产的全面社会化也带动以“自由个性”为核心的人们社会关系的全面社会化，从而实现“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称之为社会主义“理想形态”，首先，社会主义“理想形态”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它撇开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对人类社会总体历史进程的一种高度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理想形态”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典型形态”和“理想类型”的一种阐述。其次，社会主义“理想形态”本质上作为一种逻辑建构，是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这种“理论形态”无疑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它正确地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其自身必然还包括着一些需要为日后实践所修正的论点。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正是在社会主义“理想形态”所表述的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现实社会主义才确立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样，社会主义“理想形态”的精神实质——生产社会化和人类社会化无疑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理想形态”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马克思阐明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明显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马克思曾多次强调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以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物质前提。同时，由于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必然是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化大生产而存在的。
他还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才可能成为经验上的事实。虽然马克思晚年也曾提出俄国社会在农村公社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的整体论断。而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远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同时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俄国和中国在革命胜利时，个体农民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都占有绝对优势，而体现生产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只占很小的比重。
在这里，社会主义不是作为本国社会经济形态自然演进的结果而出现的，相反，它们本身即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阶段的历史“跨越”。这样一种特殊性，实际上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在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生产社会化，并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难题。现实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一般规律、总体趋势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却是不同的、多样化的。可以认为，在造成不同发展道路的诸因素中，思想文化背景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东方社会的思想文化传统，与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思想文化背景的西欧近代思想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
相比较而言，东方社会更重视共同体（不管是真正的还是虚幻的）的普遍利益，而忽视对个人理性、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由东方社会传统思想文化塑造的现实社会主义，其特点在于更加强调公有制、公共性、统一意志、集中行动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理想形态”的某些特征相重合，从而强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另一方面它们又与社会主义“理想形态”的精神实质有着重大差异，甚至有些方面还是对它的严重扭曲。
例如，中国古代关于大同社会的思想，固然使中国人易于接受共产主义学说，但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有着严格的、本质上的区别的。建国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的产生，很明显，与中国人所受到的“大同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客观地说，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就要求必须用本民族的思维形式，并用合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点的方式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本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现实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长期简单套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结果却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将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直接等同于“理想形态”，不但损害了现实社会主义，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随着实践的发展，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被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对此问题做出了富有现实性和启示性的回答。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括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现实形态”的一个深刻的理论说明。它说明，正是在对现实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