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德法两国领导人奋起反对。是年6月，德国外交部一位国务秘书（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在香港对我说：“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中国的立场与我们更为接近。”
一年后，我应法国外交部邀请，到法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调研。在法国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一位资深研究员与我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谈，话题涉及国际局势和中法关系等方方面面，也离不开当时中国十分关心的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这位资深研究员坦言：“欧洲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强军事合作，经济上可能有利，但从战略上则可能培养一个20年后的战略对手。”
一个法国学者在2004年时的这番思维，让人感到吃惊。必须承认，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这种思维在西方世界具有越来越大的代表性。
在中国方面，情况恐怕更为多元复杂。经济和整体国力的崛起，让国人在短短几年里自信倍增。但这种自信倍增的背后，有多少是符合实际的情况？有多少来自我们自己的臆想或臆断？这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疾风暴雨里的抉择与思考
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研判。过去35年，中国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成就无疑来自于中国巨大的潜力和工业化能力，但同时也与中国虽无技术革命，但却充当世界工厂，以量取胜并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有关。恰恰是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今天巨大的问题。
问题是，今天置身于世界的中国，已经不是35年前，甚至也不是15年前的中国。35年前的中国，经济实力完全不是西方对手，战略利益也基本与西方世界一致，亦即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力虽弱，但国际处境也相对今天要自如和舒适很多。用个不完全合适的类比，当时的中国有点类似今天的印度，可以游走于几个大国之间，推脱一个大国及其集团的力量，来与另一个大国及其集团相抗衡。
一个实力落后的中国，反而在国际社会游刃有余；而一旦进入强国行列，中国反而遇到了更多的挑战。这表面上看似乎是悖论，其实却正好折射了未来若干年中国需要注意的一系列问题。
今天中国置身其中的国际环境，究竟有什么变化？又具备哪些特点？
用我的话来说，这些变化和特点归纳起来就是：第一，冷战结束1/4世纪后，除中国崛起之外，俄罗斯与西方的整体对抗，以及恐怖势力的进一步蔓延，是国际格局中的结构性特征；第二，世界经济危机结束六年，国际经济秩序正在进行有利于中国的重组，但其间也充满风险。
首先，2015年是冷战结束25年。经过1/4世纪的国际势力的重组，2015年的国际格局出现了三个显著的板块，也由此牵引了美国的战略投入：第一，中国崛起和东亚战略冲突；第二，2013年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冲突，以及作为其背景的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质变；第三，虽然基地组织被严重削弱，但“伊斯兰国”却开始甚嚣尘上。
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开始爆发，然后迅速波及俄罗斯。冷战结束后的过去25年里，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西方步步挤压，其间酝酿着俄罗斯方面的逐渐反弹。
2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留德博士生时，每天从电视机里听到的两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就是“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向哪里东扩？无非就是向俄罗斯西部边境以外的那些战略缓冲地带扩展。于是，原波罗的海的几个国家逐渐加入了欧盟和北约，格鲁吉亚被西方拉过去了。俄罗斯最后只剩下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作为其西部边境的“卫星国”。
如今，乌克兰又被西方夺走了，俄罗斯只剩下了白俄罗斯一个“卫星国”，西方的战略边界一下子又向俄罗斯西部边境推进了一大步。这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无疑是如芒在背，感受到极大的战略威胁。
再加上过去25年，俄罗斯从来没有感受到西方世界对其的尊重。1999年6月，西方七大工业国在科索沃冲突后首次开会，俄罗斯被纳入其中，“七国集团”变成了“八国集团”。但那次在德国科隆，我是现场采访记者，实地见证了俄罗斯受到的种种屈辱。
忍无可忍的俄罗斯终于在2014年春天开始了反击行动。2014年3月，仅仅几天的时间，俄罗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促成了乌克兰属下的克里米亚的独立公投。公投结果显示，大部分克里米亚人希望回归俄罗斯。于是，在没有联合国认可和国际法授权的基础上，克里米亚被并入了俄罗斯的版图。这一变化，定格在2014年3月21日。
“俄罗斯情报机关在这件事情上没少出力。”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年就出身俄罗斯情报机关，这些策反、颠覆的事情，可是普京早年驾轻就熟的“把式”。
1991年2月我前往德国途中，首次途经俄罗斯，在莫斯科街头到处见到荷枪实弹的士兵，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焦虑、紧张的氛围。“这个政权快完了。”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
2002年3月我第二次抵达莫斯科，见到的街头巷尾少了紧张、焦虑，多了西方式的享乐氛围，但却依然能感受到俄罗斯受到的冲击和挤压。
问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俄罗斯在2014年上半年的反击速度令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感到迅雷不及掩耳，同时又感到不可思议。
2014年4月的一天晚上，香港，某欧洲大国驻港总领事的官邸。欧洲情调的客厅，窗外是香港的无敌海景和远方的翠山。
“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完全走到了西方的对立面上了。欧洲的‘准冷战’已经开始。”欧洲大国的总领事端着红酒，这样对我说。
“你预判，这场‘准冷战’将持续多久？”我问。
“我也不知道，一切都取决于普京。”总领事的回答里含着些许无奈。
对中国来说，目前急需研究的战略课题是：第一，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其性质和走向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意味着冷战重返欧洲？抑或只是美俄之间的一段冲突小插曲？第二，美俄冲突和新的反恐战争，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牵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注意力？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大陆上的对抗，未来不一定会演变为一场全面冷战，但会维持若干年中低烈度的对抗。而这种中低烈度的对抗，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的战略注意力和资源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换言之，如果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将像“9·11”牵引美国战略注意力那样，再次把美国从亚太地区吸引走，那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换言之，对美国来说，与俄罗斯的对抗只是第二位的，其第一位的对手依然是崛起的中国，这是由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和中国的潜在实力所决定的。
既然这样，下面的问题就来了：中国是否将就此进入一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抗或“准对抗”状态？乍一听这个问题，大家一定以为我疯了，因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全面对抗，绝非中国的首要战略选项。但且慢，你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演变，以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双方人士的心理演变，你恐怕就会认同我的研判：中国与西方的“准冷战”似乎已经开始，或至少已经在双方人士的心中开始了。
这种所谓的“准冷战”绝非过去美苏冷战的翻版，也不会必然导致双方的全面大战或剧烈冲突。相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还会以合作和对抗兼而有之的方式得以呈现。但是，这种“准冷战”植根于人们的心底，开始于人们的心间和脑海里。
对西方来说，一个依然坚持共产党制度的中国，其崛起必然会带来对世界现有秩序的挑战。而对中国来说，与制度至少同等重要的是中国的强国之梦。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发展既不挡别人的路，但也不允许别人挡中国的路”。
当然，在现实外交层面，双方将依然探索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在内的大国互动机制。但在上述的深层心理背景之下，所有的大国互动机制恐怕很难敌得过双方的集体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复杂的心理背景之下，在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内部又产生了更深刻、更长远的化学反应：虚心学习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是否将成为一句空话？当“西方势力”与“敌对势力”画等号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面对国际世界的那份坦诚、虚心，以及面对自身问题的急迫感，是否都被丢到了九霄云外？
这就是我说的“准冷战”。
从上面简单的论述，您也许可以理解，这样的“准冷战”确实不一定体现在战略对峙上，但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同样重要的是，从本章前面引用的故事来看，当这一“准冷战”开始的时候，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不一定，甚至一定不会站在中国这一边。这就是涉及软实力的问题了。
“让中国请我们吃饭，让美国用枪保护我们，最后和日本上床。”听上去多么刺耳的话，但却又是一幅多么真实的图景！
这不是我们向世界提供多少贷款，帮多少国家建造高铁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该警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