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普通人苦涩的命运和无出路的悲哀。巴舒达的一辈子是在食堂里度过的。她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收养过一个女儿，养女长大后远嫁他乡。除了青年时代在建设工地上干活的日子，巴舒达一直过着没有欢乐的孤独的生活。她在这座城市里已经住了近40年，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如今“人们像一帮狗熊，在严冬的威逼下各自钻进熊穴，除非十分必要，很少探出头来。人人都纵容邪恶，对之视而不见”。外孙女因进城读中专来到了她的身边，这给不善表达感情的巴舒达带来了些许慰藉，但是孩子上学和生活的费用又让她犯难。小说描写她因替人加班，得到别人吃剩的两块冰糕，而后兴冲冲带回给外孙女的情节，读来让人心酸。巴舒达曾经气愤地对斯塔思说：“如今到了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年代，过去赖以生存的东西都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你遇见熟人，他们把目光避开，装作不认识你。本应首先把从前的人们统统毒死，然后再开始这种不知羞耻、不讲良心的秩序。”斯塔思原是一名工程师，有修养，有思想，可他的一生同样颇多坎坷，妻子死得早，儿儿子去了远方的父母处，他非常孤独。毕生建设的铝厂又在“改革”时期被“摘桃者”轻易夺去。生活的艰难终于将他性格中的刚毅和锐气磨尽，“从前在他的眼睛里曾经有过一种像闪电一样犀利的目光，可如今已经熄灭了；现在两只眼睛流露出伤感的、逆来顺受的神情”。他的朋友、小伙子谢廖加被黑社会杀害后，他更加消沉，酗酒度曰。不过，他的意识有时还是清醒的。当巴舒达问他：强有力的人被杀害了，强有力的人变成了酒鬼……剩下来的还有什么人呢？”斯塔思相信“总有人剩下来”，虽然他不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巴舒达也相信：“征服所有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在冲动时，斯塔思也曾一改往日的“平静和沉着”，愤怒地谴责那些以有文化人士面目，“这些人一一是教授！院士！人道主义者！哈佛大学毕业生！”）出现的毁坏俄罗斯的人，因为没有“任何比文化畸形更可怕、更恶劣的东西”。小说结尾处，斯塔思的那个“不自然的悲哀笑容”“又奇怪又可怕”，它像梦魇一样深深地烙上了读者的心头；而巴舒达“第一次独自站在圣像下，吃力地举起一只手画十字”的情景，也不让读者感到轻松。
90年代文学中，这种从普通人的生存环境，特别是家庭婚姻、生老病死、寻职谋生等角度出发，去开掘主题和表现作家情感的作品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如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幸福的晚年》、罗波娃的《廖尼亚的梦》、瓦尔拉莫夫的《生》、加尼切夫的《包裹》、巴甫洛夫的《世纪之末》、叶基莫夫的《棚顶的小猫》、普里图拉的《爱情故事》、托尔斯泰娅的《爱与不爱》和托卡列娃的《幸福的结局》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或从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中抒发人们对真诚的爱的渴望，或从主人公苦涩的婚姻阿克肖诺夫选择中展示某种严肃的人生哲理，或从主人公家庭生活的矛盾中捕捉社会价值观念的异变，或从主人公的多舛命运中表达作家对祖国前途的深沉忧虑……由于在这些凡人琐事中包含着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最真挚的情感，在这些普通人及其生活碎片中可以发现发人深省的生活底蕴和时代变迁。因此，90年代这样的作品仍以它的贴近生活、贴近百姓，以及对当下现实的强烈忧患而独具魅力。
（三）摹写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别样人生
苏联帝国的分崩离析和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大潮，不仅使俄罗斯社会呈现出与先前迥然相异的风景，而且也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别样的心态与追求。这样的风景、心态和追求在活跃于90年代俄罗斯文坛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如佩列文的《“百事”一代》、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拉斯普京的《新职业》、加尼切夫的《日珥坠落》、布托夫的《自由》、伊斯坎德尔的《俄罗斯思想者与美国人的对话》、萨洛马托夫的《涅乌斯特罗耶夫的气味》、瓦尔拉莫夫的《乡间的房子》、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和《豁口》等冲以不同形式得到了生动表现。
在长篇小说《百事”一代》书前，作家佩列文放上了当今加拿大歌手莱昂纳多·科恩的一段歌词《‘我是伤感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所指；/我爱这个国家，却难以忍受我的目睹。/我非左翼，也不是右翼。/我今夜就这样坐在家里，/迷失于那个没有希望的小屏幕。”这段文字颇为形象地折射出了90年代相当一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无所适从的迷惘心态。
《“百事”一代》中的主人公瓦维连·塔塔尔斯基在社会发生巨变时，也一度感到迷惘。对于一个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并梦想当一名诗人的塔塔尔斯基来说，如今的世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可怕的不确定”，他早年的全部追求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诗歌似乎已失去了价值。不过，荅塔尔斯基并非是那种只会抱怨、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他意识到目前最应关注的“并非是对社会变迁的评价，而是生活问题”，于是决定弃文经商。一开始，他只是在一个车臣老板手下掌管小小的售货亭，但第一年的经商使他得以铸就商业头脑。不久，老同学莫尔科文为他提供了新的人生契机，他开始进入日益红火的广告业。塔塔尔斯基依靠自己的文学底子和适应能力，为许多著名商标写出了广告词。在屡获成功之后，他从一个普通的广告策划人逐渐升格为业界大腕。
佩列文的这部小说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不仅杂糅的语言风格、不规则的心理展示和互文手法的广泛运用等造成了阅读上的某些困难，而且作者随意的不加评判的叙述态度、对政治的神圣性和新俄罗斯的价值体系的解构，也使人们对作品的解读具有了多义性。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它那里见到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因素，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道德问题的重视。作者说此书所描写的不是社会的转型，而是智慧的转型，这智慧在忙于解决现实生活急剧变化条件下的生存问题。”确实，书中描写了“智慧的转型”，但在这种转型中可以看到主人公在解决生存问题时所付出的人性代价；书中“描写的不是社会转型”，但同样可以见到与社会转型时期才有的无数的“别样的风景”和别样的心态。作者表面上的消解一切的态度并不能掩盖其内心的忧虑和对当下现实的褒贬态度。
佩列文在《致中国读者》一文中写道：
“毫无疑问，近十年间俄罗斯各种改革的一个积极后果就是，它们在今后数十年里都将不断地为幽默作家们提供灵感。然而，关于这些改革若想写出什么严肃的东西来，则需要那样的作家，他得具备描写经济诈骗的天赋，就像列夫·托尔斯泰所具备那种描写伟大战争的天赋一样。”“请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国度，其所有国民没有走出家门，就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侨民。他们并未挪动一步，却落入了一个完全别样的世界，这世界施行另一法则一一更常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则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俄罗斯版的《西游记》故事。”“俄罗斯的‘西方’打一开头就是一个虚拟之物，这是某种抽象的物质天堂，通向它的道路就是犯罪性的富裕方式。《这旅行只在电视观众的大脑中进行。”“如果这本书具有道德，那它是这样的——不能去操纵别人的智慧，也不能让自己成为此类操纵的牺牲品。这是一条也许会被唐僧称之为因果报应的法则。”在看似调侃的口吻中，无疑蕴涵着相当深刻的见解，这也许真是作者想在《百事”一代》这部作品中传达给读者的最主要的东西。
如果说佩列文笔下的塔塔尔斯基属于所谓“成功人士”的话，那么我们在更多的作家笔下看到的是那些在新的俄罗斯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知识分子形象。许多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90年代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迷惘心态、激愤抗争和对精神家园的执著寻觅。譬如，拉斯普京的《新职业》和贝可夫的《玛丽娅，你不要哭》就是以主人公寻找职业的辛酸故事来表现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新职业》中的主人公阿辽沙·科列涅夫是一个才华出众、前程似锦的青年科学家。苏联解体了，“一切都崩溃了，一切都散了架子”。他的家庭随之解体，他工作的实验室也随之关闭。为了生存，他必须寻找新的职业。他分别叩响了当年曾以优厚待遇试图吸引他去那里工作的两家研究所的门，但此时他们自身难保，对他也爱莫能助了。第三家研究所出于怜悯接纳了他，可他的专业在那里派不上用场，不久他再次失业。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糊口的职业，那就是在有钱人的婚礼上说祝酒词，为富人们的酒宴助兴。凭着他的才华和灵气，他博得了众多富人的欢心，于是他的这个新职业暂时变得稳定了。一开始，他目睹婚礼上暴发户的穷奢极欲，甚至狂暴淫乱的丑恶现象时，内心会发生颤抖，这一切与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的禀性格格不入，他感到自己置身于“脱胎换骨的痛苦煎熬之中”。虽然他的身上也渐渐开始“发生某种陌生的转换”，但是一旦安静下来，内心就无法平静难道这是生活吗？这当然不是生活。”如今，无家可归的他在一个“肮脏破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地方栖身，“生命过去了一半，阿辽沙却变得一无所有了”。“有时早晨睡醒后，他很难找到自我，总觉得自己应当处身别的什么地方。”可是，“时光日复一日地流逝，什么也没有改变”。阿辽沙的遭遇正是当下众多俄罗斯科学家命运的写照。
《玛丽娅，你不要哭》中的主人公玛丽娅同样面临生存困境。她是一个在莫斯科长大并具有多种专长的年轻姑娘，大学毕业后来到一所中学任教。社会转型对学校产生强烈冲击，学生不爱学习，甚至侮辱教师。玛丽娅被迫离开她喜爱的教育岗位，去寻找新的职业。期间，她或逐家登门拜访求职，或在报上刊登有关启事，或通过老同学介绍，或沿街张贴广告，可是有的地方本身已经有够多的准失业者，有的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像她那样朴实正派的求职者，有的地方让她干了一阵子却分文不付。无奈中，她还倒卖过服装，结果上当受骗。在艰难的寻找新职业的过程中，玛丽娅遇到的怪人怪事一大堆，可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一份适合她的工作。她没有商业头脑和手腕，也不可能走进酒吧单间，“像她这样一个接受的是完美理想的教育，而在新时期盼来的却根本是另一码事的人该怎样活下去呢”？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层”：从苏联时代走来的“会读书、会唱歌，压根儿就是不会让自己从属于别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陌生的国家”成了新的“多佘的人”。
比起上述作品来，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百慕大三角》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具悲剧色彩。这部作品完成于1999年底，它虽以发生在90年代中期的事件为背景，但无疑可以看做是作家对整个90年代俄罗斯现实所作的否定性的艺术总结。小说的主人公是艺术家杰米多夫和他的当记者的外孙安德烈。老杰米多夫是个享有盛誉的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他无法接受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激烈抨击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并在极度忧愤中离开了人世。年轻的安德烈自从经历了1993年10月发生在议会大厦前的事件以后，对当局持尖锐的否定态度，面对接踵而来的变故和生活的无出路状态，他采取了极端的报复手段，最终的结局也是不幸的。作家将当今的俄罗斯比作一艘已陷入死亡区域的大船，因此这些正直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特别是精神悲剧）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有的作家不一定同意邦达列夫将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困境完全归之于90年代的现实的观点，但是他们在描写当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方面则与邦达列夫有相通之处。如瓦尔拉莫夫的小说《傻瓜》中的主人公杰兹金、《乡间的房子》中的“我”和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地下人”彼得罗维奇等。不过，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许多俄罗斯作家仍在孜孜不倦地寻觅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乡间的房子》中“我”对远离莫斯科的乡间的房子的兴趣，说到底是因为“我”想在这房子（更确切地说是在保留着传统文化根基的农村生活）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尽管仍以失望而告终。沙拉波娃的《恐怖的太空梦》中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在梦里追寻的“我的星球”和科兹洛夫的《夜猎》中安东对南极9彳、1（男卩里有经上帝意志点化了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尽管这里的带上了作家思想倾向的“星球”和“南极洲”都显得过于虚无缥缈，但它们仍真切地表达了处于世纪末的困惑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终极理想的不懈追求。
附：代表性作品介绍
《俄罗斯美女》（1990）
作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1947年生于莫斯科一外交官家庭，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975年以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法国存在主义》而获副博士学位，1979年因参与地下文学刊物的编辑活动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1989年，发表《追悼苏联文学》，从理论上宣布苏维埃时代文学的终结。1990年，长篇小说《俄罗斯美女》轰动文坛。稍后，还发表了《末日审判》（1996）、《好的斯大林》和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
《俄罗斯美女》以主人公伊林娜·塔拉卡诺娃自述的形式回顾了这位20多岁的俄罗斯美女一生的遭遇。伊林娜出生于外省小城，祖父是个老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先进工作者），居住在莫斯科养老，父亲是个独眼龙兼酒鬼，甚至狼亵自己的亲生女儿，母亲整日想入非非，一心想冒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糟糕的家庭环境塑造了伊林娜的叛逆性格。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美貌的伊林娜只身来到莫斯科闯荡。她加入了一个演出团体，但小说中没有谈论她的演出活动，而是介绍她与演艺圈和新闻界人物的交往。她的情人有报社编辑、作家、流行歌手、工科研究生，也有中亚地区的高官、拉美国家的大使。不仅有数十个男性情人，也有女性挚友。这些女性朋友都与她有类似的职业，但追求并不完全相同。最好的女友克休莎嫁给了法国牙医，常住枫丹白露，只是偶尔回国咒骂祖国的落后野蛮，并给女主人公以指导。还有一个女友丽杜拉则染上了脏病，并把它传染给了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