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李鸿章的一生和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时，对他的下一代的性格和行为也应该加以注意，而且可以说他们和李鸿章的性格和行为一样重要——不对，是更加重要，因为李鸿章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他的下一代人。
但是也有人明确地反对像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对李经方、李经迈和李经述这些官员的官方记录和私生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能够说的和必须要说的是，尽管这位大总督的后辈们在文学声誉或政治功绩方面无人能赶超李鸿章，但如同他们敛财和聚财的能力得到证明一样，这个家族的智慧在中国确是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今天当古老的大清帝国的命运在悬而未决的形势中瑟瑟发颤时，每件事情似乎都肯定地表明，由于没有做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准备，它的家臣就应该接受惩罚。李鸿章的后人和所有中国高官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就像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之前的鸟鸣声。
当这个国家遭遇到新的令人可悲的威胁时，一个聪慧的爱国主义集体完全能够保护它，让它避免灾难，但是它的领导人（即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和旧的政治体系里的官僚们一样惹人注目）却在为了地盘、钱财和权力而进行卑鄙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李家没有继承其中最有名的那个成员的洞察力和远见。李鸿章肯定地预见了国家由于职业政客们自私自利的眼眸和复辟君主政治的愚蠢的失败而面临的危险，并且努力采取行动进行预防。
或许像当前的欧洲战争所造成的状况那样，中国的所有弱点都暴露了出来，中国在边境上得不到任何力量的防御，这是李鸿章外交资源和他消极的抵抗力所没法顾及的。事实上，无论是那些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人还是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人，都没有表现出建设性的政治才能，也没有任何制止党派斗争以便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对付外来侵略的努力。相反，外来侵略势力由于新旧中国政治家而受到鼓舞，他们利用此时的纷争和动乱以便摧毁这个国家民族独立的最后希望。政治家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已经非常明显，都是些图谋私利的野心家和唯利是图的贪欲者。
除一两个例外，李家自从革命以来，比起出谋划策保护国家，更加关心自身的前景。李家的成员似乎分成两类：一类对民国的共和纲领怀有正统保守派的仇视态度，另一类则因为对民族的忠心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企图。譬如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无论在哪里他都既是资本家又是军火商人，尤其是在维也纳的时候。1911年他反对反清运动；然而他和弟弟李经述都对袁世凯怀有敌意。和李经方一样，他们可以称为正统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未经战无不胜的武力而获取“天命”，建立任何本民族的王朝。但如同赫德爵士在1900年说的那样，在现状下着实是一件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是在内部纷争之后，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李经述是李鸿章的长子，他在父亲去世三个月后也过世了，那时正值1902年1月慈禧太后在外逃难后返京。他的去世通常被官方评论者描述为孝道的感人例子，因为他父亲李鸿章一去世他就跟着去世了，但实际上确是由于生活习惯上的放荡所致。李经述长子李国杰是爵位世袭人，最近出任驻比利时公使。他反对1912年建立的共和国，但同时也不支持由朋友和袁世凯支持者谋划的君主复辟制。他的弟弟李国筠最近仍在京城。他在清王朝的皇帝退位后担任广东的民政部长，但他与阻挠议事的暴发户、军事总督龙济光无法共事，便辞掉了这个有利可图却很危险的职务。
李鸿章的侄子、云贵的前任总督李经羲是李家后人中最着名最受尊敬的一位。他是坚定的保皇派，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前往青岛避难。在青岛许多满人和前清的高官们在德国的保护下感到安全；但在袁世凯全面解散国民党后，在他人的说服下他返回北京，很显然地认为满人会很快重获皇位，在那里他担任了短命的政务会总理，但当政务会被几乎都由袁世凯的追随者组成的国务会取代后，同时拥袁复辟有了明确指向时，他又离开了北京开始了隐退的生活。
李经羲忠诚地拥护旧政权，从他自己的观点看还是一个爱国者，在勇气、创造力和独立思想方面他和他着名的伯父十分相似。他的许多公文都体现了这些品质，其中最着名的一篇奏折里，他建议朝廷就边境问题向英国宣战，在1909年的一篇奏折里，他催促摄政王召开会议，这个时间点比慈禧于1907年承诺的日期要早。1902年，他曾被老佛爷免去官职，理由是“一贯使性子又爱抱怨”，但此后又恢复了原职。
尽管在家庭生活中李鸿章天性是个“好孩子”，和蔼又可亲，但对儿子们他却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尤其是在有关学习方面。对于他们的学习科目，他的见解不能说是非正统，但至少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期望他的儿子、孙子和侄子们都能对孝道怀有虔诚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能怀有敬意，如同他平时一贯的表现那样。他的家庭生活和大多数中国有钱人中的“大爷”一样，是建立在家长制的秩序之上的，随着他的子孙数量的不断增多，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混乱，就像一个大客栈一样。
他按照家族式的方式管理这个大家庭，他的幸福观意味着有益的纪律加上快乐与和睦。他期望儿子们能以他为榜样，孜孜不倦，富有责任心，但同时他认识到且总是承认，他的儿子们缺乏一种贫困的刺激，这个刺激在他年轻时曾激发过他的野心，让他奋斗不止。在其他方面，他们也因为家里物质上的富裕而受到阻碍和影响。让一个富二代，有所作为简直比让一个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个结论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国家还要真实。李鸿章对自己是坦诚的，算是一个思辨的哲学家。他在世时就很清楚，他的家人和亲友因为贪污公款和腐败方面已经臭名昭着了，这使他们成为全国人民指责的对象。
李鸿章为儿子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本人和极其贪心的哥哥李瀚章的所作所为为儿子们做了坏榜样，他没法指望后人们养成朴素的廉洁品质。他明白，对金钱的贪婪在中国是万恶之源；和慈禧太后一样，李鸿章习惯打着官府的名号每隔一个时期就对这个万恶之源加以谴责，但事实上他找不到任何中庸方法来控制对金钱的贪婪，在这一点上，儿子们也和他一样。
19世纪的90年代天津的总督衙门成为贪婪的投机者和卑鄙的阴谋策划者的聚集地，这种堕落的影响力渐渐弥漫并破坏了他家庭生活的品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们也长大了，通过他的关系也谋求到了官位。毫无疑问，李夫人有益的影响本来是可以做些弥补工作的，但是在她1892年过世后，这种有益的影响力也消失了；这位年老的总督大人最后八年的生活是孤寂没落的，心中充满了失败和屈辱的痛苦。这样的生活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一方面是日益加剧的犬儒主义，一方面是积极的人生观正在消失，而这个人生观是迄今为止让他有别于其他人的一种优秀品质。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对他产生了很大且有益的影响力，在她生前他从妻子那里得到了聪慧的忠告，这使他能够承担起职务的重担。而李鸿章自己说他也曾经是一个爱意浓浓、体贴入微的丈夫。
李鸿章性格和蔼，喜欢饮酒作乐。和慈禧太后一样，他对吃喝这些事情有很明确的想法，而且他们俩同样行事节制，适可而止，尽管只是偶尔醉酒。他的身体状况从整体上来说，非常健康；的确，他一生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身体一直充满活力。1889年，他面部瘫痪，但不久就痊愈了。他那非凡的生命力在1895年再次展露出来，当时他正在马关和日本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他的脸部被一个日本人射中。那时他已经72岁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伤痛，渐渐康复起来并赢得了朋友以及敌人真诚的钦佩。
对李鸿章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从他的外交观点来看，这是个幸运的偶发事件。
李鸿章知道自己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位大人物，于是十分欣赏自己的成功之处。他拥有官僚阶级的傲慢，为自己的权力而感到自豪，但这种自豪又由于个人的天真和孩童般的满足而变得可爱了。
倘若李鸿章早出生50年，或让他的事业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李鸿章可能会因为文学成就而获得一般性的名声，到死也只能拿个大学士的头衔，获得政治家神圣的名望，赚取几百万两银子。但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力和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获得的有关外国人及其事物的特殊知识，让他一举成名，其伟大程度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官僚。同时，他还接触到了独立于一般性的衙门“压榨”机器之外的敛财手段和方法（此处指李鸿章通过创建北洋水师来敛财）。于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他的名字从中国的芸芸众生中凸显出来。他在外国人的脑海里几乎拥有超人的特质，比如外交上的聪慧和卓见。
事实上，李鸿章身上并没有什么超人的特质。他之所以能获得非凡的名声，原因在于一些前所未有的条件，即使在他落魄的时候，也能为他不断地创造发挥专业知识和无穷精力的机会。
下面的各个章节将要讲述李鸿章事业中的主要实践，根据他从事的职业的不同来考察他的事业生涯，这些职业包括官员、外交家、政治家以及海陆军事防御组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