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李鸿章在外交领域的事业，考察他在三十年里处理国家对外关系时参与的各种外交活动——也就是说，这三十年是从1870年他在天津担任总督开始算起，一直到他1901年去世为止的。他获得的国际声望（我已经说过，他在国际上的名气远大于国内的名气）毫无疑问是由于他在外交方面的卓越成就超过了他在行政管理和军队组织方面的成就。在这三十年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他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字斗士、通向北京外交大道的保卫者、中国的主要苦水倾倒者以及中国战败后，周期性地承受的苦痛和赔款的缓解者。
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了李鸿章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那份着名的奏折，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此后的生涯里对奏折中表明的基本原则都始终不变地坚守着。智慧让李鸿章明白必须采取小心谨慎的和解政策才能应对那些外来的物质力量，而这些力量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中还从未梦想过，勇气让李鸿章坦然面对着这种必要性，而这一切都归因于李鸿章对慈禧太后有着明显的影响力，后者不断地给予他支持和保护。
就国内政策来说，李鸿章和慈禧一样，仍然忠实于几千年来一贯有效的治国原则和传统，因为这些治国之道有效地维护了专制君主政府和该民族传统的权威性。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努力寻找一条中庸之道，既能保留那些原则和传统，又能让中国快速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这就是李鸿章外交的主旨和不断受到鼓舞的灵感。虽然他的这些主旨受到了野心和贪婪的污染，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毫无疑问是遵照自己的想法的，仍然是充满勇气和爱国之心的。
李鸿章不喜欢也不崇拜欧洲文明或西式文明。相反的是，所有有关生活和写作的记载都显现出，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1900年，义和团向慈禧太后建议“把洋人赶到海里”，尽管这个建议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慈禧还是冒险采纳了；李鸿章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做法，于是致力于另一个政策，即缓解西方的冲击力并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一种临时解决办法的政策，具体措施就是通过机会主义的拖延政策和长久以来的权宜之计——以夷制夷。如果这种政策能够成功，那么很显然就要按照西方的科学原则将中国的陆军和海军防御同时进行重组。
李鸿章以不屈不挠的精力面对着这个毫无希望的任务（之所以说它没有希望，是因为实际上他是单枪匹马地在行动）。多年以来，他一直寻求结束这样一种反常的局面，即中国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无比优越而实际上却是毫无防御之力。密吉先生公正地观察到，李鸿章是这样努力地结束这个局面的：
“一方面削弱中国政府自古以来的荒谬的自傲，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物质力量，让中国能够和平、自信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这个目的，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合适的轴承，中外之间的关系可以围绕着这个轴承安稳地旋转。但是在这个国际交往的真实想法中，还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的同胞中有什么人会同情他，他的孤胆奋斗自然不适合对这种思想产生效果。”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当李鸿章名声大噪且获得武昌总督这个高位时，外国人对他的看法（主要是来自于他与戈登及阿思本上校之间的交往的记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却又十分“狡猾”的官僚。对李鸿章性格的评价，可以参见阿思本上校在1867年做的记载（中国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而从英国购买了一支炮船舰队，后者是该舰队的指挥官）。毫无疑问，这个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在依照条约而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中的欧洲人对李鸿章的一般看法。尽管这种看法的某些方面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有所修改，但它坚定地代表了英国外交的观点（比如巴夏礼爵士在1883年所持的观点，麦克唐纳德爵士在1900年的观点）。所以阿思本上校的观点（见1864年国会文件，中国卷，第二号）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的关注：
“李抚台是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跟所有的中国官僚一样不讲道德原则。他打算剥夺我的权力，之后利用我，把我踢到一边，就像他对军中所有的欧洲指挥官一样。他是受过教育的文官，不是一个军人，但他却管着陆军和海军的事务，尽管他对此没有一点军事知识……他已经得到了优秀军官戈登少校提供的服务，戈登好像是为李抚台而不是为皇家军队提供服务的……李抚台开始剥夺他的权力，从两方面影响他的行动：一是剥夺他采取任何决定性措施的手段；二是给许多欧洲其他人提供相同的职位，以便让他们互相作对。戈登少校计划攻打苏州，要求给他配备100个欧洲士兵。李抚台同意了，却说这100个士兵只能供他使用1个月的时间。戈登拒绝和他达成这一的协议，觉得抚台这样的做法不公平也很愚蠢。抚台羞辱了他，质疑他和太平军交战的愿望，并提议突击的部队应该由他雇佣的所有欧洲军官组成，而这样一来，中国人便可以踏着他们的尸体向着胜利前进了。
布朗将军是我国在华的军事指挥官，也是抚台的下级，他告诉我，抚台不听从他的忠告和意见，还有意地避开和其商讨。当布朗将军想要和他见面时，他以公事繁忙为借口故意不见。既然这样，我作为一个下属，怎么会指望所有的中国官员听从我的建议呢？”
密吉先生一直是李总督忠实而又满怀同情的辩护者，在李鸿章去世后，他在文章里对李鸿章的政策做了一个介绍，让人留下了很不一般的印象。虽说密吉先生和李鸿章之间有私交，也有职务上的往来，但他对这位总督的目的和方法的认识，从整体上来说似乎比阿思本上校在生气的情况下写出的看法更为公允些。密吉先生这样写道：
“李鸿章已经成为拐弯抹角、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之徒的代表，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大方向去考察他的职业，那么他的核心目标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他是一个领航员，职责就是避免让轮船触礁。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照顾船长、安抚船员，避免和其他船只碰撞。他扮演的角色确实是个卑微的角色，而且还要时常被羞辱。
机会的把握，对潮流、风向和水流的研究，注意那些不遵守规则的船只的活动，都是维持安全的必要条件。为了安全，经常要做出牺牲，货物要舍弃，航向要调整。有时这些局面可以用金钱来改善，但从本质来说，安全是通过体面或不体面的让步买来的。于是日本在1874年获得赔款后被打发好了。又有一次，即1885年，为了避免一场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国允许日本共同控制朝鲜，这对实力薄弱的一方来说是关键性的安排。大约在同一时期，通过割让东京，中国买到了与法国的和平。在1894年，他可能会舍弃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但是这些让步尽管买来了和平，却让中国一步步走向衰弱，从逻辑上说导致了按照俄国的要求，割让了满洲。”
从以上这个角度看，作为一个外交官，李鸿章政策的基本动机不论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尽可能地维护和平，如果外国人的既定目标或本国人的愚蠢行为就是把战争强加到他的头上时，他的基本动机就是尽量快速地和敌人达成和谈。对于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吉先生的评价是较为公允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密吉先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李鸿章在履行作为领航员的责任时常常表现出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出自于船上货物的个人利益。此外，对于密吉先生的观点和李鸿章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的理念，一些现场的观察家强烈地表达了反驳意见。
这些意见就是在1894年促使日本对中国开战的朝鲜事件中说李鸿章不仅是决策人，也是个赞同者。在我们考察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时，这个问题还会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讨论。在此要说的是，英国学者争辩的双方都各执一词，但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毁掉了。
李鸿章的国际外交生涯，可以说是在他1870年6月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时候开始的。那年他从湖广总督的位子上调过来，调离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担心法国会因在天津发生的严重动乱而对华宣战。法国领事馆和教堂在这次动乱中被焚毁，法国领事和16名法国修女也被杀害。
李鸿章得到了赫德先生（时任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绝妙指点，从崇厚和曾国藩那里接手了与法国当局的地方谈判，三个月后，成功处理了法国政府的要求。李鸿章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便利，那是因为他知道法国当时没有用武力向中国所要赔款的可能性。他灵活而又巧妙地借着他对法国的了解，成功地摆脱了困境。谈判顺利完成了，这挽回了中国政府将要丢失的面子，也挽救了对那场动乱负有主要责任的中国官员的性命。
在官员的人格尊严遇到危机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对此立场坚定，毫不动摇。由于他的这种态度以及这次残杀的极度野蛮，在香港、上海和其他根据条约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里的欧洲人社区中，大众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但是他在这次问题中的成功解决赢得了京城各派人士的欢迎，他与法国公使罗什乔特进行谈判的方式给外交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有关各方都明白，如果法国代表没有明智地把谈判从京城转移到李鸿章的衙门的话，问题就不可能达到圆满的解决，因为那个时候的总理衙门是十分无知、无能而又高傲自大的做派。
在这次危机中，李鸿章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才干，这也形成了一个奇妙格局，这个格局让欧洲的外交官在多年里都无法摆脱。根据条约的常规，合理的程序一般都在京城的外事部门进行谈判，但最终要由天津的李鸿章总督做出决定，而且还要不断地被迫寻求这位天津总督的非官方介入，以期尽早结束在京城的耻辱僵局。这样产生的反常局面非常适合总理衙门，因为这样一来，衙门里面贪图安逸的官员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令人厌恶的公使交给李鸿章处理，如果处理结果不合他们的意思，他们又可以否决他的非官方谈判。这种做法也非常适合李鸿章，因为这会不断地增加这位李总督的威严和新利益，会带给他两样他所钟爱的东西——权力和能够抓住得到朝廷任命的机会。
在困境中，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用迂回啰嗦的陈述来避免明确表态的做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马嘎尔尼与埃尔金使节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在被迫签订《天津条约》之后，他们在与欧洲外交官处理事务时，需要更微妙的方法，才能胜过东印度公司时代已经用过的方法。
作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被授予了可以在洋人就任何问题提交给总理衙门受理之前就进行初级审理和行使地方性的权威，所以总理衙门在对任何事情做出最后决定时都会和李鸿章商议。同时，由于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才成为总理衙门的官员，所以即使他的建议十分真诚，也不一定会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所采纳。
京城将李鸿章的地位用作无限期的拖延。能干的公使（比如巴夏礼）认为李鸿章这样的职位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很多外交官因为遇到了这种东方特有的逃避手段，而把拳头“砸到羽毛做成的床上”，最后弄得筋疲力尽，甚至名声败坏。还有一些外交官寻求最小的抵抗力，则与天津总督衙门进行非官方和间接的来往。所以日积月累，外交事务越来越多地落到了李鸿章手中，他会将谈判进行到一个火候，在此总理衙门能与相关的公使团达成有利的协议。
在维护中国政府的面子时，在挽救同僚的性命时（比如在天津暴乱中），李总督值得赞扬的地方是自他天津上任开始，就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决心，要在管辖之内维持法律和秩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要压制所有排外的骚乱。当他抵达北方时，向百姓贴了一份告示，提醒他们说他手上有个精良的部队，在镇压叛乱方面有过经验，任何不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镇压。不止一次地他证明了自己的言行一致，在他这么多年的任期里，外国人的财产生命安全都没有受到伤害。
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态度正好和他在1867年那份奏折里表明的主张一致，即承认洋人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承认中国长久以来的排外政策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所以应该采取一种顺应时势的妥协态度。总理衙门和其他的大多数总督官员都认为《天津条约》是外国偶然袭击中国的结果，所以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的宽大视角只是洪流中的第一波而已。因此不管国人们对这个条约进行了什么样的谴责，他还是继续让这个条约得以生效，一方面维护中国的权利，一方面又不给洋人发动战争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要明智，他的勇气也是令人敬佩的。
国人们没有领悟到其手段和事实的微妙性，所以总是指责他是“外国人的朋友”，事实上，李鸿章比他们都了解欧洲人，尽管如此，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是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
随着李鸿章对世界知识的了解，他之前对欧洲伦理道德的高度评价也发生了改变，戈登对他的影响力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他对急切的特许权所有者和地盘抢夺者的质疑。同样地，对于传教事业的看法在他心里也产生了质疑，这是他在70年代的时候从没出现过的。尽管如此，他到去世的时候都对欧洲（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的道德法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不管这种道德有什么缺点，它所培养的官员说出的话都是可以相信的。在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他常常表现出对这种西方式的美德的欣赏之情，他的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真诚的，即使在利用这种欣赏去达成自己目的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处理完残杀法国天主教徒的天津动乱后，李鸿章负责的另一个重要谈判就是关于英国领事馆官员马嘉理被杀一事。这位军官受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之命，为印度政府于1875年组织的一支探险队提供服务，探险队的任务是探索从缅甸进入中国西南部的商业路线。马嘉理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正式护照，却遭到了杀害。他的死亡被证明是一场阴谋，是缅甸国王和中国的云南巡抚岑毓英合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