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消费教育本身？
程为民离开学校已经4年了，他原来供职的中学是北京市东城区一所市重点中学，他不爱当中学教师的理由并非收入或者成就感的问题，而是觉得自己身在其中、经历着某种可怕的“渐进式扭曲”。
“要提高升学率，就需要让学生之间激烈竞争。”程为民说，“每次考试都是一次刺激，现在不让公布历次考试的比如年级300人大排行，但是很多学生还是很好奇，还是要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高考造就了相关人等的奴性，我们在中学不难看到整个校园围墙里，弥漫着一种对高考无条件崇拜的沉重气氛。”
“我的孩子快要上初中了，我一年前就开始托关系，现在初考采用电脑随机筛选，一切全靠运气，但是有关系的学生可以避免进入电脑筛选系统。”一位学生家长急切地说。
时代把我们推进了21世纪，人们对教育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过，家长们不惜重金把孩子送入重点学校；许多家长支付了大大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学费。
在中国很多大城市，人们公认“工作最辛苦的人是中小学生”，他们沉重的书包里装的不仅仅是学校的课本，还包括难以数计的各种补习班的学习材料。
在当今的制度下，“优秀”的教师是指你教的班级考分高，而如果你教的班级考分不高，那你就是一个差教师，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为自己辩解。而中小学教师则已完全蜕变成一种教学工具，除了传送教参知识这一价值以外，再无别的价值。
在国内，甚至在日本，都流行有这么一种观点，说是美国的教育，大学教育的质量是好的，至于中小学教育则缺乏基础训练，根本就是“呀呀乌”。
一位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的母亲这样写道：“开学后的第3天，学校发下的一大堆教材，其中就有一本600来页的数学教材，书倒是挺厚的，内容又是如何？母亲心急火燎打开一看，人几乎要厥倒。中学一年级的数学，第一章内容是：26十79=？84大于还是小于81？而第二章的内容是2的7次方=？3534÷62=？最后一章的内容也不过是：1/4300=？3/52/4=？这才明白校长所说的概念教学是怎么回事。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数学内容，那些人高马大的美国孩子还是大伤脑筋。有一天，孩子放学回来说，一道4除以24的题目，全班35个人，连他在内只有两个人做对，气得老师在课堂上连连摇头。
而美国的英语分有3部教材，一部《英语》，主要讲语法，有534页之多。一部是《拼写》，着重单词的拼写训练，有312页。还有一部《文献》，讲授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厚达812页。不说《英语》，《拼写》，单是《文献》，其内容编排就绝非国内的语文教材所能比拟。不仅文章的内容涵盖有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口头传说等各类题材，而且，每一题材也都由若干篇不同时代、不同类型风格，写作特色、语言表达也各不相同的文章组成。”
就这点而言，是国内的教育远远无法比的。
我们的一些教师只把自己当做一个传接棒，继续原本地传给孩子，不允许孩子们有否定的、怀疑的观念。他们已经把学生们的创造力、修正力的萌想在学校中就给扼杀了。
达琳·叶格是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市郊一所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达琳曾作为访问交换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学术交流。她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一样的事物——圣诞树！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西方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
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原来当时已近圣诞节，那是学校为了给达琳营造一个友好和谐的气氛而画的。
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就是无从下笔。
著名作家王蒙、曹文轩等在编辑全国中学生征文时，惊讶地发现，相当学生所表现的主题都是厌世和颓废；一群近来被青少年追捧的“美少年”作家，则同样在作品中表现出令父母错愕的精神状态：他们一方面毫不掩饰对物质和感官享受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则常常陷入迷茫和虚无。
由上海的《吸引力》杂志和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联合主办的中法青少年梦想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2%的法国孩子把建立美满家庭看做生活成功的第一步，而倾向于从事有趣职业的中国孩子占到53％。同时，41%的中国孩子把成为富翁看做事业成功的标志。
孩子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由于社会越来越把物质的成功当做个人成功的单一标准。
是在央视的一次“新闻调查”中，农民揭露当地干部给他们解释“义务教育”，就是“家长有义务交钱送孩子上学受教育”。
2009年，重庆有上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严峻的就业形式让他们选择放弃高考，提前步入社会，赚钱养家。随着大学生的持续“贬值”，加之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读书无用”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所接受。
大学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对于农村以及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几乎要搭上全家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要靠贷款完成大学学业。而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让一些大学生感觉“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更多的学生要在上一个普通大学，或者弃学谋生中作出选，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选择了后者。
中国人崇尚读书，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过去，无论谁家能够走出一两个大学生，都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时至今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也就添了一份沉重的负担。如今，新“读书无用”的思潮已经蔓延开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大学生头上的光环已经逐渐褪去。
敢问师德路在何方
中国应试教育模式是为少数能够在激烈和残酷的升学竞争中成功的学生设计的；失败者占学生中的绝大多数，离开学校中断学业后，其所学的课程知识很大一部分没有用处或者很少用到。应试教育过分功利化的导向，则使学校无暇顾及学生人格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这些年中学生、大学生违法犯罪问题、道德品质问题严峻，家长最担心的是读书的子女在道德品质上变坏或者受不法分子侵害的问题，安全感危机已悄悄侵蚀了教育的肌体。
2004年2月18日傍晚，北京朝阳区一15岁少女因男友疏远了自己，便迁怒于密友横刀夺爱。为了“夺回”男友，15岁少女邀来好友将“情敌”砍了17刀。之后，又将“情敌”放到铁轨上企图灭迹。
2008年1月2日，乌鲁木齐一名初三学生刚出校门就被八名未成年人抢劫殴打，办案民警介绍说，这个团伙涉案人数至少有12人，甚至更多。他们从2007年8、9月份开始实施抢劫，采用恐吓、殴打等手段对学生下手，半年抢了近7000元。抓获的8人中，年纪最大的18岁，最小的才15岁。8人都曾因抢劫学生被抓过，因为年龄太小，大多免于刑事处罚。这些孩子都已辍学，常年泡在网吧里，抢来的钱都花在玩游戏上。游戏中的杀人、抢劫画面是他们犯罪的诱因之一。
1972年以后出生的第四代罪犯正在成为犯罪的主体。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和情感，由于父母的溺爱和娇纵，他们不仅意志柔弱，而且情感也十分脆弱，同时，由于某些学校教育过于强调对个性的培养，致使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也变得扭曲和无疆界化了。
中国心理学会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3．4亿17岁以下未成年人中，有约3000万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其中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6%至32%。
杀死4名同学后，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成了各大报纸和杂志上的热点。《中国青年报》刊登名叫高艳的女大学生的内心独白，这名农村女生写道：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痛恨他的极端行为，但作为同是从农村出来的学生，我理解他曾经有过的一些境遇和心情。
我考上大学那年，是全县的文科第三名。我们村已经十多年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了，连邻居婶婶大娘都为我高兴。乡亲们特意送来红包表示祝贺，村头的奶奶给了我20元钱，直夸我有出息。
因为觉得新鲜，所以也很愿意表现自己，主动认识同学，争取给老师多帮忙，但就在表现的过程中，我陷入了尴尬境地。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即便再使劲儿表现也无济于事。上课时，老师带来投影仪，我坐在前排，老师随便点了我过来帮忙，可我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学校开了电脑课，这是我头一次瞧见电脑长啥样儿。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旁边的同学熟练地开机、打字、做图。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被人取笑的“土”——我真的很土！
学生会要招新人，我满怀信心地报了两次名，要知道，从中学起，我一直都是班干部。可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被拒收。原因是我无任何特长，书法、唱歌、跳舞、排球、网球，哪样都不灵。我想，要是我长得漂亮一点，或者衣服再光鲜一点，也许他们会让我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吧！可我是个处于贫困边缘的农村孩子。我头一次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对自己产生了全面怀疑。我忽然发现，除了考试，我居然什么都不行。
就连我上医院看病，都被医生数落一番。在校医院，我紧张得不知道该怎样向医生讲自己的病情！还是一个同学帮我向医生讲述症状。我至今记得那个医生的轻蔑眼光：“看看你，再看看人家，差得多远！还是大学生呢，连话都不会说。”
所有的遭遇仿佛在时刻提醒我，我是个来自农村的孩子，身上打着农村的烙印！这个烙印带给我太多的不平、委屈，甚至是怨恨。
因为我口音浓重，连食堂的师傅都会责怪我说不清“四”和“十”。宿舍的同学也经常拿我开玩笑，尽管没有恶意，但次数多了，我心里很别扭。
我找来词典，把可能会发音错误的字和拼音抄在本子上，一个个地纠正。直到有一天，我去做家教的那家家长说：“真奇怪啊，你是从农村来的，却没有口音。”听到这话，我真想大哭一场。
……
在高考指挥棒下，分数成为了“好孩子”和“坏孩子”唯一的分水岭，而学校、家长、社会又何时真正打开过学生们的心扉呢？
2003年，一名母亲将儿子以前的班主任老师告上法庭，她认为该老师应该对儿子患上精神分裂症负责。
时年17岁的洪亮2001年12月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被告兰老师，1992年—1993年任原告的小学一、二年级的班主任。
诉讼理由：兰老师的某些行为对洪亮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是他得病的主要原因。
从兰老师做洪亮的班主任到洪亮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中间相隔7年之久，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很难将原告的病情和被告联系在一起。但洪亮的妈妈章女士对此却坚信不移，她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在洪亮的妈妈章女士写的诉状中，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历数兰老师的条条“罪状”。
1992年，7岁的洪亮成为兰老师班上的一名新生。但是，新生入学后第一次考试，兰老师把89分以下的十几名学生都列入“差生”，洪亮也是其中之一。老师让这些同学站在讲台上，让班里其他同学齐声喊“笨蛋”。
某一天，兰老师在没有讲明原因的情况下，撕毁了洪亮的语文课本，并把他赶回家。章女士找到校长理论，在校长的督促下，兰老师赔了一本新书给洪亮。然而，兰老师对自己的行为并不以为然，反而迁怒于章女士找校长“告状”。
一年级下学期，在一次考试前，班长撕毁了洪亮和另一位同学的试卷，不让他们参加考试。在章女士的一再追问下，班长告诉她，是兰老师让他这么做的。
兰老师告诉所有的学生：“洪亮学习不好，大家都不要和他玩。”有两个同学在星期天到家里来找洪亮玩，被老师知道了，兰老师让这两个学生站在讲台上，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批评，还把这个孩子的家长找去。这以后，星期天再也没有小朋友敢去找洪亮玩了，他在学校里成了一个被彻底孤立的人。
在班里的学习园地中，兰老师设立了表扬栏和批评栏，受表扬学生的名字后面贴上了一朵朵小红花。而受批评的只有洪亮一个人，在他的名字后面贴了一大排黑花，足足有19朵。
到了小学三年级，章女士坚决让学校给洪亮换了一个班。
但是，兰老师的影响远远没有消除。
“两年的时间已经让他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对学校失去了兴趣和感情。兰ＸＸ对我儿子打了两年的心理战、精神战，把我儿子的精神彻底摧垮了。”章女士认为，洪亮后来一直学习不好，与兰老师对他的伤害密切相关，“老师从来没有给过一次表扬，班里的同学也因此而嘲笑他甚至欺负他。他太缺乏自信了。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是笨蛋。”
从小学到初中，他都没有摆脱掉这种阴影。在中考前，他终于支撑不住了。
2001年10月份，章女士向学校的上级部门河南油田教育中心反映此事，要求经济赔偿。
2002年5月份，教育中心经过调查作出了答复。对于贴黑花事件，当时的小学校长及教育中心均认为“此方式欠妥……但不存在伤害问题……把孩子得病和小学老师的教育管理相联系，难免有些牵强，更何况学校和教师并没有较大的过错，于理于法，均属追究不当。”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兰老师在这7年时间当中，先后被评为局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等，而这一期间，她依然还在用那些方式对待学生。
虽然事隔久远，章女士面临取证的困难，胜诉可能性不大。但这一事件表明，在“师道尊严”传统思想之下，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教师的种种问题。
近年，教师强奸学生、打骂学生致伤致死的事件层出不穷。教师队伍正出现道德素质的滑坡和形成严重的“师德缺失症”。
当前，许多学校片面重视升学率，追求“分数效应”，忽视了教师的师德建设。许多学校在师德建设中缺乏合理的考评机制。
2007年9月11日下午，淮南市凤台县顾桥镇仁德学校一名“优秀的普法老师”将8名学生关在办公室进行棍击体罚，其中7名学生住院治疗。
学生徐某说，被打的7个人分别是顾桥中学、仁德学校的学生。他当时被刘老师叫到办公室，看到另一班的郑某正在哭，紧接着，刘老师就问他们可知道有同学被打，他们回答知道后，刘老师就怪他们当时没有拉架和没有向老师汇报，然后用拳头和木棍打他们，还让他们蹲着马步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