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只是影响了日本国内人民的态度，还影响到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都有反物质主义的倾向，都忠诚崇拜天皇。日军的作战风格就深受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的影响，例如只要获得胜利，就不会去计算牺牲的人数。当美国将海军勋章授予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基调和美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们是这样报道的：官方授予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勋章并不是因为他让日军开始考虑是否要卷入冲突。尽管大伙都明白这就是在尼米兹公报上所确认的。美国认为：“授予麦肯因将军是因为他成功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还将它们安全护送到了基地。”因为它是一件真事而不是虚构的，所以这篇报道很重要。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真的挽救了两艘军舰，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挽救了两艘军舰在美国就可以授予勋章。
美国人深深地被一次次的救援、一批批对落难者的救援物资所感动。“雪中送炭”对美国人来说不只是一种英雄主义行为。但日本人不认可这类救援行动是英勇的行为，他们甚至认为美国人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是“懦夫行为”，只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才是最高尚的，小心谨慎与未雨绸缪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话题不断出现在日本的报纸、广播上。这种指导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身上。在医药用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量都有困难，而要治疗这些伤员根本就是一种浪费。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导致原本就匮乏的医疗服务成为空谈。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时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士兵早就植入了这样的思想：精神的胜利就是死亡，我们对病者的治疗，事实上是对英雄主义的干预，就像是要在轰炸机上配备安全设备一样。即便是在日常生活，日本人也不会和美国人一样常常去看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关注与怜悯要大大多过对其它福利设施的关心，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到这点。日本人对于这种对弱者的关心是不熟悉的。日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在战争中搬运伤员并及时进行抢救；也没有类似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系统的医疗设施，更别说医疗用品的补给了。为了减少麻烦，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他们会杀掉伤病员。尤其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因为考虑不周全，日军常常在还没有转移伤病员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日军在敌人快要占领这个阵地时，医院负责人就开始执行所谓的“撤退计划”。事实上他们要做的就是在临走前杀掉伤员或者是让他们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日本人能用处理废品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伤病员，可想而知他们对待美军战俘的态度不会好到哪里去。用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仅虐待美国战俘，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W.格拉特里在讲述他的战俘经历时说，他被监禁在台湾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在俘虏营中，盟军的军医常常照顾盟军的战俘，但日军基本上没有军医。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个非专业的下士给日军战俘看病，后来还变成了一个巡官。那巡官说他自己一年也就能见到一两次军医。
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是比他们不计较伤亡人数思想更为极端。任何西方军队在做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发现自己压根就没有获取胜利的希望就会选择投降。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光荣的，并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会通报给他们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亲人知道他们还活着。不管是作为军人还是平民，他都不会感到有什么愧对家族的地方。但是日本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战斗至死才是荣耀的。在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下，日本士兵该做的是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是徒手冲进敌营进行自杀性的冲锋，投降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要是日本士兵因为受伤或失去知觉成为了战俘，那么他就“再也没脸面回日本”。他没有了荣誉，那个以前的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军军规中有以上规定，因此前线自认没有必要再对此进行专门的教育。日军忠诚地实践着这条军规，因此在北缅会战中，俘虏与死亡者比例为142∶17166，即1∶120。并且这142名俘虏中，大部分都已负伤或昏迷。单独来或者三三两两结伴来“投降”的少之更少。在西方国家中，要是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时，就不会继续战斗了，这是公认的一个准则。投降者与阵亡者比例大概是4∶1。日军在霍兰迪亚首次大规模投降中，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5，这与北缅的1：120相比已然是很大的进步了。
因此，日本人觉得那些美国战士投降是很可耻的。即便没有受伤、或是患疟疾、痢疾等病，也已经是个“废物”，再没有资格称为“完人”了。很多美国战俘坦言，在战俘营中大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这会极大地刺激看守。在日本人眼中，做战俘是最让人感到可耻的事，但美国人不会懂得这个。此外，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一些命令，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看守们必须严格执行。日本看守们对夜间集合或乘坐拥挤的运输船转移都是司空见惯了。虽然日本哨兵只是要求美国战俘不要公开违抗规定，要求他们慢慢学会怎样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但是美国战俘还是认为哨兵管制得太严。按照规定，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到工厂做工时，是不允许从外面带食物回来的。不过这个规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包起来不被发现就可以了。可是一旦被发现，那就是滔天大罪，就意味着是在向日本哨兵的权威挑战。公然向权威挑战，甚至只是顶嘴，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讨厌顶嘴的，在军队中惩罚就更严格了。因为文化的差异，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有差异。不过在战俘营中，对于“恶迹”与“叛逆”那更是严惩没商量。
尤其是战争初期，许多日本兵深信：一旦被捕，敌军一定会虐待战俘，甚至会被杀死。因此大家越发认为当战俘是很可耻的。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广为流传，说美军的坦克都是从在瓜岛战役中投降的战俘的尸体上碾过的。有一些日本兵打算投降，不过美军对此非常怀疑，为安全起见将他们全都杀了，上级对此很是肯定。一个视死如归的日军最大的骄傲就是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哪怕是在被俘后他们还会这样做。就像有个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将自己奉献给胜利，那么不在临死前做出一些壮举那才是奇耻大辱。”就是这样的思想让美军加倍警惕，也让日军不愿意投降。
在日本人的心中投降是可耻的这一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这和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战争惯例有所差异，但日本人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的一些行为在他们的眼中也是不可理解的。令他们吃惊的是，美军战俘要求将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其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这简直不可思议。日本甚至没有想到在巴丹半岛战役中美军会向他们投降，还以为美军会和日军一样奋战到底！令他们费解的是美国人为何对被俘没有丝毫羞耻感。
西方兵和日本兵在行为上存在的戏剧性的差异，这就是日军被俘后竟然会和盟军合作。日军不知道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应该怎么办。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已经毫无名誉可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一直到战争快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很少一部分人说：不管战争结果怎样，他们都希望可以回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处死自己。他们说：“要是你们规定不允许这样做，那我就要做一个模范战俘。”他们实则比模范战俘表现得还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详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还给美军写宣传品，甚至还会与美国飞行员同乘一架轰炸机去攻打军事目标，似乎他们的生命又开始了崭新的一章。尽管现在的生活内容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此刻的信念还和过去一样坚定。
不过不是所有的战俘都会这样。也存在不少“英勇不屈”的人，而且，对于这些冥顽不化的人来说，不管结果怎么样，开始就要给他们一点甜头。因此，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从不接受日本人主动提出的帮助。甚至在一些战俘营，美军压根不打算利用任何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帮助。在那些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首先通过调查消除原来的顾虑，随后渐渐在对日本战俘有好感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他们的信任。
美国人并不会期待所有战俘都能做出如此180度的大转弯，因为这与美军对日本战俘的认识是不吻合的。不过似乎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是：只要选定了一条路就会全力以赴，要是失败了，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另一条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能从他们这样的行为方式中获得一些以后管理战后日本人的启发呢？还是这仅仅是个别战俘身上出现的个别情况？如同日本人在战时的其他特殊行为一样，战后它们引发了我们对日本人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它们不仅仅只牵扯到日本国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各种机制运行的方式，还牵扯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