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费奇在他的团队里非常受欢迎。他本人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而他的这些信念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奇的正式工作是指导监督这里的青年基督徒协会的日常事务，同时还兼任着新生活运动的非正式顾问。在日军侵占南京时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亲眼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大规模屠杀，****了无数的妇女，他计划有朝一日要站到世人前告诉整个世界日军的侵略有多残暴无情。不过目前，他与其他外国人商定要合作建立一个希望可以得到日本侵略者认可的安全地带，希望在城市最终沦陷时可以为妇女和儿童提供保护。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这些在西方接受了教育的中国人，对于他们的民族充满了信心。他们明白中国人的心理，同样也理解西方人的。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充满着坚定的信念，渴望着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能够在世界之林昂首屹立的强大民族。这样一组人马潜在的创造力是无法估量的，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提高老百姓们的福利待遇。
第二天，J·L·黄带着我去见了被指名担任这座城防守战负责人的唐生智将军。
唐将军在一所将教学重点放在军事训练的老牌军事学校的办公室办公，在他周围的人都是些穿着考究的工作人员。他曾被评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做了近三十年的部队领导人。不过因为他在1930年和冯玉祥将军结成盟友、与蒋委员长进行对抗的行为给他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污点。事发后的第二年，他获准被****并重新担任了军队的指挥。当他在阐述他的防御计划时，我发现他很和蔼可亲，对人也很热情。
“我誓与南京共存亡，”他向我保证到，“哪怕日本最终还是会占领这座城市，我也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接着他继续谈论着街道战的技术问题。唐将军的整个谈话都围绕着反击战术展开，他只计划充分利用城内的资源，一点没有提到要在城外设置防御措施。
当我从唐将军处离开时，我感到南京城签订投降协议的那一天不远了，因为一旦日军的坦克或者其他武器攻入城墙内，整个城市都会沦陷。
感恩节那天，唐纳德送来了我的通行证，十四英寸长十六英寸宽的通行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底部的位置还用红色的火漆盖着军事委员会的公章。
我事先已经打听了一番消息，得知去汉口的船只并没有固定的开船时间。船只在南京将货物装船之后会尽快开往汉口，然后在汉口卸货，接着再次飞速驶回南京进行下一次的运输。马西森公司的一艘船按照日程将会在第二天到达南京。下午我便去了大使馆跟乔治·艾奇逊共进感恩节晚餐。
掌管着美国航空队的克莱尔·陈纳德上校当时也在大使馆。几年前，陈纳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休。在这场冲突发生不久前，他刚刚接手了1932年由杰克·杰伊特建立的中国航空训练学校。他在杭州的学校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被炸成一片废墟，于是只好将学校转移到南京，而现在他又要把学校搬往汉口。陈纳德本人拥有瘦高的身材，是美国空军中难得一见的飞行员，他所擅长的空中策略和空中行动计划已经向中国人证实了他的价值。
乔治的厨师成功地在处于混沌状态中的南京找到了一只用来代替火鸡的鹅。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和詹姆斯·麦克休上尉，分别是助理军官和海军武官，还有斯顿，以及大使馆的第二干事黑尔·帕克信步走进屋来，落了坐后开始享受这一顿在特殊情况下令人难以忘怀的感恩节饕餮大餐。正当我们还在享受这一餐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我们立马放下刀叉赶到使馆屋顶的防空洞以便观察这场突袭。
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纽约时报》的迪尔曼·德丁、合众社的威尔顿·詹姆斯、《泰晤士报》的马康·麦克唐纳德（也是唯一一位与我同在上海的）也加入了我们。
这场突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空投下来的炸弹型号。先前的炸弹都是重型弹，爆炸之后会带来数量突增的碎片和四处蹦散的残骸；而这些看起来像是轻型炸弹，碎片都是横向爆炸的。这场空袭旨在全面摧毁目标的丑恶心理昭然若揭。日军妄图尽早占领南京城，减少不必要的武器消耗。
第二天晚上，黄将军打电话告知我有一艘甲丁蒸汽船太古号快要靠岸了，不过几个小时后就要启程回上游。我赶忙背上我的背包赶往码头。
眼前的这一幕令我感到十分困惑。河岸边看似有一道古怪的堤坝，上面堆放着大量等待装运的物品。各式各样的军囊和上千的难民交叠穿插在一起。难民们围在团团的篝火前，等待着离开这座城市的机会。他们并不在乎将要去哪里：到上游地区的汉口，或者到河对岸的火车站搭车去北方。临时担架上的伤员躺得歪七扭八，腿、胳膊、头还有腹部都包裹着绷带，身体的疼痛从他们的脸上便可略知一二。
两个航空专家安德鲁斯还有兰卡斯特也跟我一起到了码头。吉姆·诺利斯决定留在这里。我将会非常想念与他在一起时无忧无虑的时光。
船在距码头五英里处抛锚靠岸，我们乘了一艘摆渡船渡过这段距离。小船一路划过了美国的炮舰班奈号以及众多当地渔民的小船，我们的西边就是自由的中国。随着小船向南划去，我们身后的城墙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这些城墙能讲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在这面墙里，明朝首次在这里建都；一个世纪前，又在这里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中国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还是在这面墙里，狂热的反政府分子太平天国也同样把首都建在这里，虽然不久就被西方军队剿灭。我预感中国的下一个过渡阶段马上就要到来了。她的人民流走西方，但是他们的回归将使中国更加的富强。这些城墙终将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首都的围墙。
我对拥挤的船已经不感到稀奇了。这船上的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人。不过，在向河流上游行进时一些乘客依次在各个口岸下了船。第三天一清早我们在北岸看到了汉口。码头湾沿岸有很多西方殖民者建造的欧式建筑。河的对岸是汉口的兄弟城市武昌，在交通网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广东—武昌铁路线就从这里通过。蒸汽船经过了长江上的巡逻舰吕宋号，然后停靠在了海关的埠头。
兰卡斯特和安德鲁斯下船之后都去寻找各自先于他们到达此地的妻子，我则去了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大楼，美国总领事馆就在那里。
约翰森大使在这里继续进行短暂的指挥工作。彬彬有礼的总领事保罗·乔塞林也在这里。
“你要去什么地方？”大使问我。
“去找八路军，希望如此吧。”我回到道。
“那好吧，那你可要小心了，”他小心地劝说着，“别冒不必要的险。”他送我出去时，像个父亲似的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
在吕宋号上，长江巡逻队的指挥官——海军少将马夸特也对我同样的热情和关怀。
“如果你需要任何的医疗补给，”他告诉我说，“就到下面的医务室，那的医生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的。”
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后挑了点儿小份的药品和消毒剂，比如碘、水银红药水、硫磺软膏、奎宁、阿司匹林、铋和一些硼酸粉末。除了这些，还有少量的绷带和医用胶布。长久以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些物品的用处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