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了脚步等待夜色的降临。村民们立即拿来了一只装满了开水的大锅和几盘馒头。一群热心人围在了我的周围，好奇我的国籍。当我告诉他们时，所有人都一边惊呼一边按中国特有的流行方式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他们眉开眼笑地跟我说：“美国挺好。”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赞美别人最好的一句话了。诚然，他们把我当成一名志愿者。我们离去时，一个老汉大声地冲我们喊：“替我打死一个日本人，把他捆在你的马上给我带回来。”
我们快到铁路时，枪声四起，子弹从南向北不断飞来攻击着要镇。整条封锁线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四五百码开外的地平线上有个建筑隐约可见。我后面的一个战士从一旁迎头赶上。“那是个车站，”他说，“车站边上有个混凝土的炮台，那里面有四十个日本兵，但是他们晚上不会出来。”
突然间，我们扬鞭小跑了起来，策马跑过铁道后一头扎进了一条树林密布的小路上。车站那边也响起了枪声，我们没有理会。北边也传来了轰轰的炮声。于是我们放慢了速度，在这无与伦比的蓝色夜空下漫步。
午夜过后，我们到了一个临近滹沱河的村子。我曾在山西两度、河北西部一度横渡这条河。河水水面现在已经涨到了半英里宽了。我们没有理由仓促渡河，于是我们给马下了鞍，在柳树丛下休息，等待天亮再渡河更加稳妥。拂晓时分，我们骑上马，过了河之后到了定县县长所在的李清县，他原本的镇子已经被日军占领了。
在河北中部，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土壤肥沃了，庄稼增加了不少品种，长势也变好了。村子里出现了一些富有的村民，这一点从如雨后春笋般的大房子就能看出来，穿着长袍的商人、知识分子和地主的人数明显也增多了。第二天我们启程去安国时惊讶地发现，货物的运输也更加现代化。他们不再用牲畜驮运我们的行李，而是把行李装在一辆开得很慢、无弹簧阀的手推车上——这种车被称为北京大车。
县长亲自护送我们去了以出产中草药闻名的安国，这座城最近才从日军手中收复回来。冀中军事指战员吕正操派了戴维·黄译者注：即黄敏。在安国迎接我们。
戴维·黄是位老朋友了。他的个子不高，身强体壮，充满着活力，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戴维的行事作风非常得友好，他的热心肠更让人欲罢不能。他是民主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狂热的追随者，多年以来，他曾多次在天津和北平的大学里向学生们灌输他深信不疑的理论。在1月时，我曾经在阜平见过他，当时他担任军事学院的政治教育一职。现在他为冀中政府做着同样的工作。
“欢迎到冀中来，”他神采奕奕地说，“你觉得我们的新中国怎么样？”
我告诉他，新中国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尤其是富人阶层同农民之间的合作。
“我们这边进展不错，”他回答得很严肃，“但是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这儿的人民接受教育的情况比山西那边好很多。日本人的暴行让上层社会的人们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是很难生活的，他们也足够理智，能够看清只有各阶层团结合作才能抗敌成功。”
接着他又指出了我已经注意到的两点：这里的军队领导大多是来自于满洲军前任将军万福麟的部下，政治领导人则来自于八路军。
戴维·黄骑来一辆摩托车，把我送到了位于东北方向五十五英里外的任丘司令部。不过，我们在博野停留了一宿跟我的老朋友、来自北平的前任教授杨秀峰聊了聊。上次见他是在山东的聊城，在我第一次穿越日军防线之前。
他和他的妻子正打算为我在山西和陕西见过的领导人开设一所军事和政治培训学校。学校将在8月初开课，但是现在已经接到了上千张申请，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和平时期大学里的学生。
那天晚上我陪同他参加了一个该区政治军事领导的会议，主要内容是探讨近几周的工作，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
会上的批评没有给大家带去负面情绪，这是个健康的信号。他们认为铁路东部津浦铁路沿线的游击活动差强人意，需要改进。保存过剩食物的技术也是个薄弱环节。我们眼下储存了大量的食物，但是在平原地带保护粮食免遭侵略者的觊觎不是件容易的事。会议专门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此事。
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老百姓过于自信，虽然他们在最近与日本人的博弈中占了上风，但是却绝不能沉迷于这种流于表面的安全感，不能放松警惕，还要继续加强合作。
最后一个问题是农民协会中会员与非会员的差别问题。会议主席提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是否能让农民之间的合作完善起来，使农民协会的会员得到明显的好处。但是，他还补充到，我们还要确保会员和非会员之间不要起冲突和摩擦。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的兄弟。
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任丘，途中经过了几个一度被日军占领的工业城市。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日益壮大，威胁到了日方的交通运输线，导致了日军不得不撤军。到处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不过，很显然这儿的社会平等和个人自律的进展情况不如山西。这里的思想教育工作刚开展不久，缺少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尽管如此，在距离北平和天津的日军基地七十英里、铁路线以东二十英里的地区进行的这些活动还是难能可贵的。
司令部在离任丘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司令员吕正操和冀中地区的总督李振涛（音译）带着一个营仪仗队迎接了我们。
吕司令四十岁上下，低调不惹人注意，在战争初期，他曾当过万福麟的满洲军的团长。他身上有一种经过训练后的军官独有的威武做派和自信，考虑问题周到细致，尊重他人的感受，这些特质使他能得到人们的信任。
李振涛总督比他年轻很多，虽亲切友好，却没有个性，外貌平平。他现在的职务只是暂时的，再过几周就将由从汉口调任过来的曾经做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将军接替了。
这儿的情况跟八路军军队有些相似，也有小鬼和警卫员，人们之间不讲繁文缛节，大家相亲相爱，同志情谊深厚。司令部用无线电设备同五台地区政府联络，同冀中地区内的防御区则使用无限电和有线电设备双管齐下。
那天夜里，吕司令和戴维·黄来我这儿聊天，我获知了一些关于这里的抗日组织建立过程的信息。但是我首先想知道的是我们抵达的那天夜里发生在铁路沿线的战斗的结果。
“我们的部队与铁路西边的抗日力量合作，”吕说，“联合起来对日军的各个旅进行攻击。我们占领了一些城镇，但是敌军的增援部队到来后又失守了。我们占领了定县和保定府的车站，拆毁了一些地方上的铁路，保定府城北的一座桥被毁，铁路运输一共中断了三天。其间有三辆火车失事损毁。”
还有一些7、8月份日军刚开始侵入时发展抗日力量的故事。“那时我指挥五十三军的六九一团，”他说，“日军沿平汉铁路向南推进时，我们团负责拖延战。10月1日，我们到达了北平南部二百英里的赵县。在执行保护西面的左侧防线任务时突然发现我们被包围了。向东突围时我们只剩下了一个营的兵力。因为同军队其余部分的联系被切断，我们也没法请求增援。我通过无线电告诉万福麟将军，我们可能要留在在河北打游击战了。
“在博野，有一些学生自发组织了人民自卫队，继续向北，一部分八路军也穿越了铁路线。他们的领导在高阳、蠡县和任丘组织游击队，传授战斗的要领。这些组织的代表委托我做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合作，我答应了他们。
“12月份，尽管我们进行了奋力反击，可日军还是占领了高阳和其他城市。我认识到我们急需学习更多的游击战术，于是派遣一部分部队到了铁路西边学习八路军的战斗经验。1月份的时候，他们带着在八路军那儿学来的经验技巧回来了，计划组织老百姓建立一个游击队。
“八路军派给我们一些受过训练的政治干部，加上我从以前的团里挑选出的一些人组成了新的游击团。他们为了北部地区更好地合作作战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我们也加入他们成为了成员之一。理论上说，这里属于第一战区，应受郑州的程潜将军领导，但是程潜将军远在三百五十英里外，中间还隔着神出鬼没的日军，这给程潜将军的管理带来了重重困难。”
我问吕同志，他是如何在没有丘陵和山地的平原克服了游击战的种种阻力的。
“这比普通游击战难太多了，”他回道，“尤其是在敌人使用机械化的设备和飞机时。但幸运的是，河北有很多河流和数量众多的丛林。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我们几乎只在夜里行动，情报部门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关于日军行动的全部消息，我们完全能利用我们眼前的条件发动攻击。”
他也同在五台的聂荣臻一样强调了这一点：这里的政府是临时的，这片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都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所有的重大政治决策问题都要提交到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获得认可。
“你想去北平吗？”第二天清晨吕司令问我。
我受宠若惊。“你是说你的人能把我送进北平城里而不让日本人发现吗？”我问道。
“是的，如果你还有三天空余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用一天时间就把你送进城，在城里呆一天，第三天再把你接回来。日本人什么都不会发觉。”
作为一场冒险，访问北平将会很激动人心，但是我在思考了利弊之后还是放弃了，因为这种行为没什么意义。我相信这些人能够实现他们的承诺，但是考察北平城不在我的任务范围之内，况且万一我被逮捕，中国人送给我的地图和笔记对于日本人来说可是无价之宝。
我向吕解释了我的担忧，他表示赏识地笑了。取而代之的是我要前往距北平仅五十英里的设于霸县的北部前哨。我在这里见到了大量的从日军处缴获的战利品，包括对游击战来说用处很大的掷弹筒。掷弹筒长八点五英寸，装有来复线，筒内还有一个可以用拇指螺丝上下推动以便调整射程的撞针。筒身重约十二磅，炮弹直径两英寸，高四英寸，比枪榴弹要大，比迫击炮稍小。他们对这些武器进行了测试，精确射程约六百米。德国制式。
三个小伙子和我开会探讨了我们下一步的路线。12月时我在辽城，当时指挥一二九师的徐向前目前在冀南的南宫组织当地的生产生活。我们决定先去找他，该地距我们大概一百四十五英里，接着向东走进入山东。商量好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