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大概有七百个学生，大部分是从山西河北两省各个大学来的，也有小部分是地方部队派来的。他们将在这里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学习。我们顺着这支都身穿着蓝色制服、手持步枪和全副武装行头的队伍前慢慢地走过，学生们强健的身躯、脸上显露出的机敏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要拿出两个小时用来爬山，使他们的身体像钉子一样强壮。
检阅完队伍后，我们目送学生们变成三列纵队回到营房，他们歌唱进行曲时嘹亮的声音响彻了山谷。像他们一样的青年正是中国的希望：热情、忠诚、自律，除此之外还受到了合作精神的影响，他们都甘愿通过自我牺牲带领人们走向光明。
到达山顶的寺庙之前我们又歇息了一次，参观了当地制造的手榴弹和步枪。手榴弹是杀伤型的，看样子是中国军队的标准配备，同德国或是捷克斯洛伐克产的手榴弹具有同样的杀伤力。自动步枪与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同属重量型。本地的金属质量不太好，比用优质钢还要费料。步枪的有效射程是一百五十米，这对在山区战斗的游击队来说已经足够了。
进了山谷的寺庙，感觉就像进入了童话中的仙境。带有东方韵味的建筑镶嵌在山峰两旁的山坡上，朱红色的墙面和屋顶上黄、绿色相间的瓦片使眼前的景象少了几分乏味。这里不光只有佛教寺庙，还有西藏的喇嘛庙。
我们走近这个像巢居一样的山谷时，一些民间团体开始整队。聂荣臻显然已经提前通知了寺院的主持和和尚我们要到访的消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接待我们。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体会到了浓重的异国情调。我们参观了一个又一个的寺庙，直到我的脑袋无法记住具体的数字。我们参观的每一座庙里都有穿着绿色、褐色和黄色长袍的乐师，在曲调哀伤的伴奏下迈着有节奏的步子，面对主持或和尚演奏奇形怪状的像风笛一样的乐器。他们为我们准备了茶和甜食，还有一顿正餐。一天中我们一共吃了六顿饭，真希望这些食物能够分摊到我五个月的旅程中。
我们攀上了有一百零八级台阶的菩萨顶庙，在山顶上受到了喇嘛阿旺亦喜的欢迎。喇嘛穿着一件鲜亮的橙色长袍，外面套着丝绸的刺绣橙色短上衣，戴着一顶圆形的喇嘛帽，手里握着一串光滑、圆润的木质念珠，迎接我们时还不停拨弄着。他是西藏人，个子不高，额头很平整，古铜色的皮肤是他最显著的特征。
他不说汉语，最近才刚从拉萨来到这。他挥手示意让我们跟着他去接待室。我们围坐在了一张圆桌周围，穿着褐色长袍和绿色上衣的仆人们送进来了一些食物。
我们的谈话建立在复杂的交替翻译上。欧阳把我说的话翻译成汉语，大喇嘛的一个会讲汉语和蒙语的近身侍卫中把我说的话翻译给另一个会说藏语的人，再由他把内容翻译成大喇嘛说的西藏土语。再接着，大喇嘛的回应按照相反的顺序最后由欧阳翻译给我听。观察翻译者的面目表情和各种语言的发音及语调很有意思。汉语是这四种语言中最优美动听的。
我们说了很多客套话，只有大喇嘛说了一些有意义的内容。“西藏和蒙古，”他说道，“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和蒙古人必须要同汉人团结一致，反抗日本人的侵略。”
事实上，在五台的喇嘛已经以各村自卫组织为模板组织了“蒙古和西藏自卫组织”，甚至佛教徒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救亡团体，虽然他们信仰的宗教不提倡他们参加杀戮。
我们起身告辞后下了山，在罗睺寺稍作停留时参观了那里一个巨大的露天人造荷花。在和尚的吩咐下，荷花中央立刻出现了一尊受人敬仰的观音。这个机关由地板下的一个装置运转，它的效果是戏剧化的，无疑，这深深触动了佛教徒。
我们到达活佛位于镇海寺的家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于是我们在活佛家过了夜。根据接待我们的主持说，当时活佛并不在那。
活佛已经周游了世界，想必他是位有文化和艺术品味的人。他如宫殿般的家里摆放的艺术品不仅来自中国内地和绥远，还有欧洲画廊的油画作品。室内的装修颇具东西方的风格。花园的花铺满了门前的阶梯，庙后有一个荷花池，大朵粉色和淡紫色的荷花仿佛还有些羞涩，不愿见人。
活佛也是个立足于生活的人。房子里安装了暖气——在方圆几百英里的范围里，这可能是唯一拥有这种现代化设备的居所。
聂荣臻和宋劭文笑我们对这里的奢华表示出的惊讶。我们抵达这里之前，他们没有透露一点关于这里的信息，我们的反应让他们两个像小孩儿一样开心。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铺满了优质席子的炕上，盖着绒被和开司米的被单。外面轻柔的风轻轻拂过松树林。那一刻，我仿佛身处一个和平的世界中。
第二天我们启程返回，在一个关押着十三名日本俘虏的小村庄稍作停留。村民们微笑着告诉我们，这些日本“客人”正在学习。我们在一个朝阳的小院子看到这几个日本俘虏时，他们正坐在桌子后面的小板凳上。一个中国士兵站正在院子一头的黑板前用日语跟他们说话。村民们说，他们正在讲的是合作社会的基本理论。日军俘虏做着笔记，显得很感兴趣。大家看起来都很健康，吃得不错，精神状态也很好。俘虏中有两个军官，剩下的都是士兵，没有卫兵。显然他们没有处于严格的监视下。
我们回了驻地后，白求恩医生仍在司令部。医生人高马大，头发和胡子已经花白，看起来很疲劳。他因在战地首创了输血疗法名声大噪。我曾经听说他脾气暴躁，如果传言是真的，大概也是因为他十足的精力和做事的欲望。我印象中的他，是一位拥有着勇气和信念的人。
白求恩医生随身携带的大量药物已经见底，他非常担心是否还能得到补给。他给了我一个清单，随后我将它转交给了汉口的国际红十字会。
“我的使命生来如此，”他告诉我，“这个地区大概两万伤员分别被安置在七家医院中。我打算去每家医院看一看，给他们提供尽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然后组织一家随军的战地医院，在主要的军事行动中提供服务。”
诺尔曼·白求恩忠诚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十八个月之后，因为缺乏他曾经急需的抗生药品而葬身于此地。
聂荣臻同我讨论了小伙们和我即将进入河北的路线。只剩下欧阳、小刘和汪洋继续陪着我了，小金决定留在五台仅有的两家报社中的一家工作。
去东边的路有几条备选，最短的一条路线要经过阜平，我们最后决定就走这条路了。现在看起来我们当初从一个游击区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移动到另一个游击区的选择是明智的，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观察各个游击队的活动。
这次又有一个骑兵警卫队护送我们，七月的第一天我们驾马东驰。离开这样一个氛围友好的地方让人心生不快。这些人为了新中国——或是西方，正在开创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人群在河边向我们挥手告别，政府的官员培训学校外也有一大群人。地方政府的司令部里，聂荣臻和宋劭文也纷纷来同我们握手告别。当我写到这里时，当时的场面距现在已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们如今仍在五台山为中国守卫着那块战略要地，政治上探索着民主体制，而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则努力更上一层楼。
快到中午时，我们抵达了穿越长城之路的顶峰，我们小憩一会儿好欣赏脚下的群山和平原。山的东侧急转直下一两千英尺后是一片混乱的山丘，山丘的东侧又继续降低进入了河北平原。日本人没能成功入侵这天然屏障真是一点也不意外。这条通道如此狭窄，山间小路如此陡峭，一支小分队都能够把他们打得无路可退。
我们牵着牲口，顺着崎岖蜿蜒的小路下了山，向两千年前孔夫子和他的学生们去过的河北和山东方向走去。那时的他说过一句颇具哲理的话：“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