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同志并不这样认为。“德王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他说道，“他同意跟日军合作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公正对待蒙古人，他只是想替他的人民争取点好处。却没成想日军非但没有信守承诺，反而还将德王置于严密的监管下。他告诉我只有三个中国人才能救他：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囚禁了******），何应钦（现任军政部长）和马占山。”
我听说张学良很受他的满洲旧部下的爱戴，蒙古人和中国人也很敬重他。毋庸置疑，他的名字在北方威震一方。******没有扣押他反而让他驻留此地，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他的价值。
我此前得知，傅作义将军的部队驻扎在黄河东岸的清水河准备对日发动反击。我非常迫切地想在反击任务开始之前与他见一面。马将军说他会派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前往傅将军的司令部。
从南部出发时，我怀疑******有可能利用八路军反攻的右侧战线以达到阻断日军突破徐州的目的。我在心里暗暗地希望能够在绥远的战场上亲历一次这样的军事行动。这个行动在战略上是明智的，日军部队为保证不会在徐州战场重蹈台儿庄的覆辙已经被吸干耗尽了。因此，在绥远铁路沿线进攻日军部队是个取胜的绝好机会，无论如何，这将使日军受到严重威胁以至于可能会调兵撤离东线战场。这个局面就是傅将军预想中的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第一次对日反攻。
我们决定明天早上跟莫亚星谈过之后再启程离开。于是大家开始为下一次启程做准备，缝扣子以及洗衣服。
五个男孩的一次私人会议中，他们决定为这里的伤员做点什么。他们询问了我的意见，我说这个主意不错。我们一起准备了一个包着香烟、糖果、花生和坚果的礼包。这个镇子上没什么多余的选择。
医护人员的负责人比了个手势示意我们跟着他进医院。这所医院原本是私人住宅，几经变革后被征用做了医院。伤员们躺在一间死气沉沉的房间里，扇着风赶着苍蝇，大多数伤员都是在前段时间铁路以北的战役中负的伤。
他们的伤口用干净的绷带包扎着，处境比中国其它地区的伤员好上数倍。但是当我们按照顺序去病房问候病人时，外科主治大夫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激动地大声质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任何解释在他面前都不起作用。他气愤地告诉我们，不管怎样，没有他的许可我们不能出现在这里。
这个小插曲是老派的中国人“要面子”的典型示例。如果我们提前告知我们会到访医院，他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准备出来他想要让我们参观的地方。然而正是不加告知地前来，我们才看到了医院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使他丢了“面子”。
当晚我向马将军告了别。翌日早晨正要上路时，将军穿着骑马装进了屋子，后面跟着他的部下。他将会护送我们最初的五公里。
离开镇子时的送行场面令人难忘。跟着马将军一起来的是他的两个师长、一个参谋和一些勤务人员。有些人仍旧穿着日军傀儡部队的制服，戴着尖顶的帽子。将军骑在他那匹栗色宝马上，就像他们二者合二为一了。他是多面的，平时是活泼的，招待我们时是热情的，可是当他骑在马背上时，就变成了威严的司令官。
到了山谷的拐弯处，这位英勇的、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向我们告了别。
我们沿河继续前往位于山西省西北角、长城与黄河汇合之处的河口。傅将军的后勤部队就驻扎在那里，他将会派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去清水河。
距离黄河大约有四十五英里，其间多是山谷。我们走得很快，临近黄河时，地形变得更加崎岖，山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岩石。在爬过一个长坡后，我们来到了山顶附近的一个村庄。穿过一个半月形的大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让人啧啧称奇的画面，雄伟的山峦出乎意料地呈现在眼前。
黄河在两英里外郁郁葱葱的树丛之间奔流着，我们的脚下是向南北绵延起伏的山川。午后的阳光将这里的一切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红色的、棕色的、褐色的柔光。我们在山顶上稍作停留，沉醉在这番自然的美景之中。
在如画的美景中我们沿着之字形山路下了山到达了黄河，在那里有条摆渡船等着我们，马匹也跟我们一同上了船。船夫借着水流的助力撑桨向对岸划去。我们到岸之后骑上马向着城墙环绕着的河曲城前进。
我们在河曲城听到了坏消息。不过三十五军参谋长苗玉田将军在城里同我们见面时，我们开始怀疑这则消息的真实性。日军发动了自卫战，三十五军转移到了清水河南部。苗将军告诉我们，撤退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我们想见傅将军的话还要等上一两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待在这里才是明智的。参谋长说起话来闪烁其词，否定了一切我们想上前线的设想。
接下来一个惊喜的消息是，城里还有一位挪威传教士，我被安排好在他处过夜，小伙子们则住在相邻的老乡家里。见到这位名叫彼得·托杰森的传教士之前，我一直很反对和几个小伙子分开住，但是传教士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见过一个外国人，迫切想了解外界的消息。小伙子们对此表示很理解。
在河曲的短暂逗留时间单调乏味，在这里我们很难探听到外面真实的军事局势。参谋长很有礼貌，也尽到了地主之谊，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从不提供可信的消息。他有点老派，回答问题时总是用谦逊的态度回避、拖延，再配以一脸和善的微笑。
这座城在3月时曾被日本人短暂占领过。这个县的县长同样也有点老派保守，他一个劲儿地向我们描述着日军的暴行（他们其实不必添油加醋，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已人尽皆知）以及县里官员的英勇和他们的办事效率。
第三天，我开始对这一切感到深深的不安。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了。我跟小伙子们商量此事时发现，他们也同我一样感到不安，但是他们也有些消息给我。欧阳在这发现了一个民间组织。我对这个组织很陌生，他们跟我解释，这是个爱国青年组织，他们的目标是：（1）促进公务人员的忠诚，（2）改善人民的生活，（3）促进人民的紧密合作以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个组织在全国的成员约有八万人，成员们都宣誓誓为抗日献身。他们静悄悄地工作，寻求可以潜入村、县、省以及国家中一些腐败无能的机构去的点滴机会。组织成员之间能够认出对方的身份，欧阳在这座小镇里辨认出了该组织的六个成员。
当地组织的领导前来看望我，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关于本地局势的真实情况。他是个安静、坦诚的年轻人，外表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河曲东北方向外二十五英里的地方驻军作战，那儿的冲突明显是发生在中国军队之间的。参谋长留在这里为部队撤军做着准备，也许是横渡黄河，也许是南下。
接着我们得知了三月份时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何柱国将军曾率军占领了县城，在日军来之前撤回了黄河西岸。这支军队的纪律差强人意，待遇也不好，于是在他们撤退之前洗劫了整个小镇，虐待百姓。他们造成的伤害与日军的暴行别无二致，连这个县的县长都跑到陕西去了。这位负责人苦笑着说，组织已经指出了他的错误并且密切注意着他的行动，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避免日军的进攻会摧毁一切，县政府已转移到了郊外的山上。他们在那继续料理地区老百姓的各种事务。
此后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我频繁地遇到各类民间组织的成员。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不过他们的为人没有丝毫的不可信任之处。
在这里的第四天，城市的气氛因为恐惧和殚精竭虑变得紧张起来，托杰森传教士准备先将妇女和儿童收容到教堂大院中。几个小伙子和我必须要做出决定了。我们曾希望能够东进穿越绥远，然而这一范围内的游击战组织得不甚让人满意。除此之外，我们也可前往东南防线的岢岚，在那儿我们可以与八路军贺龙的师团取得联系。于是我去找了参谋长。
他不再是一副冷淡的样子，并且承认了在偏关地区有一场战役正在进行。我请求他给傅将军打个电话，说明我希望获准当天跟他一同前往前线的意愿。如果这个法子行不通，那么可否请傅将军派一支警卫队明天出发，将我护送至南行一百英里外岢岚。参谋长给傅将军拨通了电话，傅将军随后授权了警卫队执行这一任务。参谋长迫不及待地想与我们划清界限。
第二天，当我们往驴子身上捆绑行李时，三十五军稀稀拉拉地进了城。日军已经占领了偏关并且正向河曲推进。百姓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我们启程向城南出发时，一些人带着不多的细软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我用了很久才弄清楚河曲事件的后续。日军占领河曲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八路军的一个旅突然从南边出现阻断了日军的交通线。日军只好再次撤回了偏关，挖战壕准备打守卫战。
在河曲最愉快的事情大概就是认识了勇敢正直的彼得·托杰森。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日军在3月占领河曲时，托杰森将尽可能多的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了教堂，由他亲自把守大门。日军的军官数次试图引诱他，想要带走几个院里的妇女，但是都被他言辞拒绝了。还有几次有军官威胁他，如果不能顺了他们的意就要强行把妇女们带走，托杰森只是冷静地说：“除非是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日本人只好悻悻走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