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山顶后大家在冰冷的地面上伸着懒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非常困倦。山顶被当成可以临时休息片刻的安全场所。我的手表告诉我现在已经两点了。
我应该不会很快忘记这段经历和这场景之美带来的震撼。虽然寒风刺骨，但东方地平线上的一轮满月正在升起，毫不吝啬地为与它为邻的山峦罩上了一层略显苍白的黄色色调。这使我们产生了错觉，好像正身处一个虚幻的世界一样。头顶上熟悉的星座好似盖着一床无形的蓝被子，调皮地闪耀着。周围一片寂静，静得能听到倒地睡觉的战士们沉重的呼吸声。全世界都处在黑暗当中，如若不是这些睡觉的人们，我可能会以为自己正在欧洲或者美国的某座山的山顶上。但是他们是中国人，这里是中国，那些穿着蓝衣的人们在此是因为他们要保卫中国。
邓队长走过来坐在了我身边，专注地看着我们有些空蒙的来时路。
“我很好奇，”他认真思考了一下，“我们把他们甩掉了吗？”
他站了起来，开始把地上还在睡梦中的人一个个地叫醒，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走吧”命令。
下山的路很陡峭，我们的步调也很不稳定。连滑带摔地下了山后，我们又进了一座南北方向的山谷。我们的步伐开始变得快而有节奏。在连续赶了一个小时的路后，我的大脑开始丧失思考能力，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感到麻木，只剩下我的双腿还在机械地迈着步子，变成了机器人一般。
天逐渐破晓，我们到达了一个友好的村子。村民们在一座楼房前的院子里生起了一团大火。这儿唯一的食物就是面粉，他们把面粉和成面团，切成一条一条后煮熟。我感觉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了。
当我们正在享受美食时，一位农民从南边来告诉团长，我们身后仍有一队日本纵队紧追不舍。从前一天的早上起，我们已经走了四十三英里的路，但是在彻底安全之前我们还要行军到更高的山上去。
我们又一次把随身物品打包，疲惫地背在了背上，然后沿着溪床向北走去。山谷逐渐缩小成了一个垂直的峡谷，村庄也变成了山谷峭壁上一簇簇用泥垒起的简陋小屋。一些发育不良的松树开始出现在眼前，就连它们短小结实的树枝也生成了正在反抗的样子。
我们在峡谷里已经走了八英里，峡谷尽头突然出现了一面全是石头的墙，小瀑布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山洞。粗略开凿出来的阶梯直通峡谷的一面壁垒上。我们艰难地爬上了山脊，在那我们感觉自己登上了世界之巅。
我们自打吃了早饭后已经走了十五英里。下午时分在山村外我们遇到了一个游击队的哨兵，他将我们带进了村子，在村子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军队的怀抱。我们在这儿休息，取暖，享受食物。
我们穿过了正太铁路，跨越了日军的战线后目睹了一些关于八路军很有趣的事情。三十二个小时里行军五十八英里，最初的四十三英里在二十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对于一支六百人的队伍来说，这是个不可思议的纪录，落队的士兵也屈指可数。最佳的解释是之前军队对每个士兵道德上的强制灌输。每个人都知道做什么才是正确的，完成职责是正确的，随队而行不掉队就是正确的。
在穿越敌统区的行动中，这种有条不紊的做法使任务完成得令人赞叹。在高速路和铁路线交汇地区的村庄已经习惯于保护关于日军的消息而不是将消息传达给八路军，以及警惕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中国的警卫队以零伤亡的战绩占领了铁路线。这些村民将被送回司令部，届时会有一场听证会来判断他们与日军的合作到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日军胁迫的。如果合作是日军强迫的，那么他们不会受到伤害。这项开明的政治政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生活在日军管辖地区内大部分被强制与日军合作的无辜村民提供帮助。
不过，这次行军任务暴露出了日军的弱点——他们所占领的几条交通线已经丧失了阻止中国武装力量通过的能力。这个结论在我脑中逐渐生根发芽，就如同中国人民坚定地认为日本绝不可能控制他们的国家一样。
充分的睡眠补充了我此前耗尽的体力，第二天我们准备继续前进。同带领我们穿过铁路线的人们分开后，另一支游击队护送我们继续前往洪子店，一个在滹沱河的游击队司令部。
这些游击队员跟正统的部队士兵有些区别，不过他们缺乏老红军身上那种自律能力是毫无疑问的。在成为游击队员的几周前他们还只是普通老百姓，但是他们的精神很强大而且愿意学习。这个小队的指挥员兼政治委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八路军老兵。
铁路北部最显著的不同体现在军队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这儿的百姓普遍都很友好，也愿意合作。似乎与世隔绝的现状使他们不得不抛开了对彼此的成见转而相互合作，危险面前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偏见和隔阂。八路军的领导人通过给他们提供一个计划和更加公平合理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重燃了生活的希望。他们的回应是自然且一致的。
当我们沿路向前时，警卫队的队长解释了我们正在面临的处境。洪子店似乎就是那支从平山基地东南方向五十英里外的基地向滹沱河进军的日本部队的主要目标。警卫队的队长并不确定游击队司令部确切的地点，但是晚上我们在洪子店南部五英里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它。
第五游击队的队长是八路军一位经验丰富的强壮的年轻人，名字是沈国华（音译）。他将事态最近的发展做了总结。
日军的千人纵队在滹沱河下游二十五英里被沈国华的游击队和徐向前的一个团伏击。为了拖延住日军纵队并为洪子店疏散妇女和儿童以及转移来自城市的食物争取时间，战斗一直进行了三天三夜。现在日军已经抵达了洪子店，但是因为食物储备已经耗尽，且日军在平山的交通运输线已经被切断，他们可能不会待太久。
夜间时，有消息说日军正在撤军退回他们的基地。早上我们进了镇里，呈现眼前的是一幅幅破败的景象。镇上有一部分已经被毁了，六名自愿留在这里做善后工作的人也被杀害。我检查了一些冒着烟的废墟，询问了几个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他们说，侵略者在这儿找不到食物和女人后勃然大怒，只得通过开枪和放火表达他们的愤怒。
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正北方向十英里外徐海东的旅部司令部。水流湍急的滹沱河介于我们之间，河上的桥已经被毁坏。
警卫队的队长勉强能在浅水处渡河，我们可以选择淌水到对岸，或是选择从西边绕二十英里到达河对岸。最终我们决定节省下路程选择冒险渡河。当时的温度已近零度，士兵脱掉衣服后跳进了及腰深的河水里，将他们的衣服和装备高举过头顶。我感觉自己的高筒皮靴能给我提供更多的保护，然而当我到达河对岸时我的衣服已经冻成了冰。立波和警卫队队长看到之后大吃一惊，急忙把我拉到了一位老乡家里。我在那儿慢慢的恢复了体温，烘干了徐向前在辽县送给我的毛袜子和鞋。即使有紧急事件发生，行军的效率还是一如既往。
徐海东是另一位用大量的实战证明自身领导能力的农民。他个子很高，骨架也很大，脸上也有我在朱德脸上发现的那种亲切。他是雷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式的领导人，相信着“集中火力，重点攻击”。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话，吃了些花生和茶，他还分享了他的战争经历。我之前听说了他湖南老家每一位在内战时战亡的家人的名字。“是的，”徐海东回答道，“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中国人都是好兄弟，******就是我们的领袖。”我发现在八路军里这个观点很普遍。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而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兄弟。
我们离开田守饶时带着一种悲伤的情绪。他保证将会继续指挥之前的那个团，因为在他受伤期间暂时顶替他的那位团长已经在洪子店一场战役中壮烈牺牲了。
我们又再次向北进发，在三天里我们每天行军三十英里。我们的目的地是河北省西部的阜平，游击队的司令部就在北边。
第三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进了城。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聂荣臻师长在郊区跟我们见了面，一队步兵和组织好的百姓护送了我们一英里的距离。自从战争开始再没外国人深入到过该地区，人们都热切地盼望展示他们的斗争成果。
一些穿着黑色长袍的商贩和小老板们欢迎了我们的到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贴近我们身旁的是穿着棉裤和短上衣的农民，他们大声地叫喊，对我这个一张红脸蛋还穿着笨拙鞋子的外国人充满了好奇心。一个妇女组织代表还拿着一面小小的带有“欢迎美国朋友”字样的锦旗。她们都留着象征解放的短发，不过最动人的还是孩子们。他们的年龄大概是五岁至十五岁，因为能够跟比自己年长的儿童平等交往而露出了掩饰不住的自豪。
那天晚上晚餐时我见到了边区政府的军官，获得了一个考查在日军占领军区内致力于维护中国主权的人们生存状况的机会。
聂荣臻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和驱动力量，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个子不高，清瘦且相貌平平，但是他的眼睛却充满了智慧，嘴唇的线条显示了他坚定的决心。他曾在法国学习了三年时间，稍微有些倾斜的戴帽子的方式也是法国军队中的流行时尚。
这片区域的都统是宋劭文，一位曾任五台县县长的著名山西军官。他的体型丰满圆胖，戴着一副眼镜。
我了解到，在这片完全被日军包围的地区内居住着一千万人口，包括山西省、察哈尔省和河北省，土地面积约有四万平方英里，面积约等同于俄亥俄州。晚饭后，聂荣臻带我去了他挂了满墙地图的办公室，地图上用彩色的摁钉整洁地标记着对方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