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认识立波的时候，他还是个刚从上海大学毕业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第一次相遇是在西安，当时他正要到部队找一些书籍资料。他是个有点敏感的、热心肠又非常诚实的家伙。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羁绊，因为我十天后再次启程前往战区时，立波作为我的翻译又一次与我作伴。
“你是来我们部队的第一个外国工作人员，”朱德说，“我们很高兴你能来这里，不过不知道你想看点儿什么？”
“我想，”我充满期待地说，“能够同你在战区的部队一同行军。”
朱德宽慰地笑了笑，我接着说：“你看，我们听了不少关于现在正用于反击日军的游击策略。我作为军事人员，对于了解贵军包括那些策略在内的的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另外，我也很想了解你们管理军队的理论学说。”
在我说话的时候朱德一直仔细端详着我的脸，边把头顶的帽檐拉向脑后，一边做出已经决定的手势。
“不错，”他回答得很简短，“明天我会把我的同事聚在一起开个会，你可以尽情地提出你的疑问。至于你想随军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吧。走吧，我们去吃点儿东西。”
他带路又穿过了院子，院子里有四位稍息站立的警卫员，每个人的拇指都搭在皮质腰带上的毛瑟手枪，背上背着双剑。我们进了屋，屋中央摆着一张圆桌，一边还站着三个正在说话的男人。
“这位是我们的政治教导员，任弼时同志。”朱德向我介绍了一位身材瘦小、一脸警惕的同志给我。
另一位看起来似乎接受过长期军事训练，我判断他大约三十岁上下。“这位是左权同志。”朱德解释说。第三位同志是个大高个儿、名叫蔡前的强壮的韩国人，供职于敌工部（部队的情报机构），目前任部长。
我们互相坚定有力地握了手，坐在没有靠背的高凳上准备吃一顿米饭、白菜汤和鸡蛋做的午餐。
“不要客气，”任同志招呼我道，“这里条件有限，没什么山珍海味，只能委屈你跟我们吃一样的。”
这些家伙的表现很友好很自然，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家里。“不要客气”这句话似乎是军队中的流行语，是他们坦诚的说话和行为方式，也是一种孔子学说在盛行后成为中国传统礼节一部分的略流于表面的礼貌的简洁形式。比如说，循规蹈矩的中国人绝不会像朱德这样自发地出门迎接我们。相反我会被流于形式的秘书和迎宾接待，然后不得不应付几个自命不凡的领导人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我们将会坐在生硬的椅子边缘，小口抿着茶水，在不停地转换着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度过没有意义的二十分钟。但是现在，我们都非常地放松。
“你想看场篮球赛吗？”吃完饭后朱德问我。
他又带路去了村外的一片运动场，两支队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争霸赛。这里的场景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村庄里都能看到。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防守区，运球时空气中充斥着双方队员的呐喊声。这个时候一个穿着一身单调的橄榄色制服的人加入了我们，我认出了这修长短袍上是张西方人的脸。
“我们这儿还有个你的同胞，参赞。”朱德说，“这位是史沫特莱同志。”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很多年前我就听说过这位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于救治亚洲受压迫人民的伟大女性了。我看过了她的自传《大地的女儿》，而且我还听闻，近几年红军被中央政府围剿时，她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提供援助。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她会怎么看待我的到来呢？
“很高兴见到你，史沫特莱小姐。”我诚恳地告诉她。
“你已经见过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沙哑，还带着一丝的不耐烦。这个声音中还是有着情绪化的感情在里面。我发现这种特质支配着她的性格。多年经受的苦难深深地触动了她，虽然她不断努力试图减弱这种感觉。殖民主义和剥削带来的深重痛苦，使她的愤怒不可遏制，因此，凡是拿她的痛苦取笑的人都会遭到她尖刻的回应以及言辞犀利的驳斥。
她穿着制服的样子有些冷酷，脸上带着受过苦难后的特有标记。但这仍然是一张顽强的脸庞，坚定的下巴，还有充满智慧的眼睛，深棕色的头发还带有一点小卷，我想这位女士并不是爱慕虚荣的人。对于她，我的所说所想及所做都是完全诚恳的。
她跟在我和朱德的后面走回了我的住处，也就是那间在小商贩家的屋子。屋子里我看到了一位保镖，还有派给我的另一位勤务兵。其中的一位——小罗是个十八岁的身材魁梧的家伙，几年前就在家乡湖北加入了八路军。还有那位勤务兵小张，来自四川的十三岁小伙。
我们围着炭火坐下来开始聊天，小张带来了花生、炒板栗和茶。
“跟我聊聊关于你们组织的情况吧，朱同志。”我提议到。
“我们共产主义者，”朱德开了腔，“并没有个别人描绘得那么凶恶。过去的时间里我们解放了中国的农民，就是那些在地主剥削下无望地生活着的、日子过得还没牲口好的农民。中国的资源很丰富，如果国家能够合理分配使用这些资源的话，足够我们所有人过上像样的日子。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防御日军的侵略中，以防我们沦为日本的傀儡。”
“跟他讲讲部队是怎么来的山西吧。”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建议道。
朱德的脸上绽开了一个顽皮的笑容。
“直到8月份的下旬，红军和中央政府军才筹备组成了八路军。但是我们转移速度很快。9月1日，我们的第一一五师在山西附近横渡了黄河，第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也紧随其后。
“日军已经占领了山西北部的大同，并且继续沿着同蒲铁路继续向南。另一支由日军第五师组成的纵队正顺着陆上沿线从山西东北部向平型关进军穿过长城。山西省的驻军在南线奋力抵抗大同方面来的敌军，因此我们决定将第一一五师派往东北部的五台山地区。我在沿途的一个村子建立了我的总部，在日军没发现的情况下，第一一五师平安行军至平型关的南边。整个行动由副师长聂荣臻指挥。
“那片地区的地形非常崎岖。日军的必经之路布满了破旧的铁轨、深陷地平线下的山谷。路两边还有绵延的群山。
“山西当地的八个团已经被孙楚将军收入麾下。我们决定在日军经过之前原地等待，以静制动，当我们师从南线向后部移动时，孙将军的部队会从西面袭击敌军。
“9月25号早上的七点钟，日军的一个旅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山西的军队还没有对敌军发起攻击，聂师长发了信号询问计划是否有变。孙楚的回复是否定的。聂师长立刻决定要利用目前地理上的优势发起紧急行动。两个团攻击了敌军的右线，另外两个营的人马包围了敌军的后部。日军成了瓮中之鳖，大约一千名士兵在这条沉陷的路上丧了命。不过最重要的是，虽然日军的将军逃脱了，但是袭击后部的两个营俘获了日军的一个旅长，并且还夺回了局部的土地。
“在这场交战中我们缴获了我军现在非常急需的棉被、大衣、军火和食物。日军之前太过轻视我们的军事能力，否则也不会遭受出其不意的攻击。现在他们行事小心多了。”朱德描述完了整个故事之后轻轻地笑了笑。
“他还没全都告诉你，”艾格尼丝补充说道，“还有五台山来的部队呢。我跟着那个部队一起来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另外一支日本纵队沿着正太铁路线从东边强攻进了山西。我们快速从北部进军，每天行军大概四十或五十英里，以便在日军到达之前穿过铁路。我们后部的警卫在最后一辆火车开过之前拖住敌军，严重阻碍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但是我们没有携带足够的食物，将要途径的那片区域也已经被先于我们的敌军吃干抹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二天在五十英里行军中，我们的士兵勒紧腰带，艰难跋涉时那一张张憔悴的脸，对了，还有那些伤员们，”他的声音充满了感染力，“我们没有可以给他们用的麻醉剂，只有少量的绷带。农民们只能临时用门板和棉被组装成了担架抬着他们。”
天色越来越晚，我的客人们起身要走了。
“明天11点的时候我去送你。”朱德说。
“我明天也会给你带点咖啡作早餐，”艾格尼丝加了一句，“我等一下要去隔壁的街上。”
勤务员小张和警卫员小罗，一直放不下心地来回徘徊。这支军队的行为典范是：友好、独立和民主。
“赶紧去睡觉吧，同志们，”我轻声地责备他们说，“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他们因为我用了“同志”这个词咧嘴笑了。也好，那是一种充满同志情谊的气氛，没人能阻止这种气氛在我们之间相互传染。
“明天见，同志，”他们轻快地回答我，“祝你做个好梦。”
天快破晓时，我被早起在村边练习吹号的号兵吵醒了。我静静地躺着，听着我身边的这生命之声。隔壁屋的两个男孩正低声交谈，屋外，哨声夹杂在部队队列沉闷的踩踏声中。在远处，一队士兵唱着一首首听起来都很相似的行军歌曲。军队坚信要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
门被轻轻推开，小张的脸冒了出来。他看到我醒了的时候又笑起来。
“开饭了，”他宣布道，“我们还给你准备了热水刮胡子。”他先端进来了小米粥、煎鸡蛋和茶，然后又端来了一盆还冒着热气的热水。
正当我忙着洗漱和吃饭时，两个男孩站在旁边十分好奇地看着我的睡袋、手表和鞋子。
他们告诉我在部队里他们被叫成“hsiaokwei”，意思是“小鬼”。小罗因为想冒险，就离家出走到了部队，而小张则替代了无法再供养他的父亲在部队的位置。他们告诉我，一些男孩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参了军，一开始做团里指挥官或更高军职的勤务员，接着被提拔成警卫员。那些一直在学习或者有能力的会成为军队的班长或者排长。之前就有一个小鬼被提拔成了一个团的团长。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走了。他们说必须要去学校了。学校开展的是书法课和关于个人道德的教育课。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翻译周立波进到了屋里来。
“这是给你的咖啡，”艾格尼丝说，“我也带了些蜂蜜，都是我在洪洞一个药剂师那发现的。这在这儿可是佳肴了。。”
立波带了一些烧饼，就是一种用面粉做的圆形的硬饼干。我们把它分成小块在火上烤了吃，艾格尼丝也煮了些咖啡。
艾格尼丝把她的脚竖起搭靠在灶台边上，惬意地大口咀嚼着烧饼。“你一定要去五台山，”她认真地说了一句，“他们在那边做的事情很值得一做。你知道的，那边都是山区，已经完全被日军包围了。朱德让聂荣臻留在那组织自卫反击战，建立临时政府。那可是完全的民主，而且他们还在尝试新的主意，政治上、社会上还有经济上，都在试图找到一种能够让人民都感到满意的方案。”
“我也很想去那里，”立波插了一句，“如果你真的要去，带着我当你的翻译怎么样？”
“没问题。”我向他保证说。
一个小鬼进了屋，告诉我们朱德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