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民国建立后，从军阀统治到国民政府入主四川，虽然都是军阀专制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但他们都不得不借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外壳。这种民主共和政体的外壳为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和舞台。人民开始争得一定的结社、集会、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开始出现参政会、议会、司法、检察和律师制度。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相继在四川建立，出现了政党林立，在野党和执政党并存的局面。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民主宪政运动蓬勃开展，出现了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制度的曙光。
在经济上，民国早期在重庆、长江沿岸和成都等地都有一些寥若晨星的近代机械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豪绅的挤压下，艰难曲折缓慢地向前爬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和沦陷区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入四川，促进了四川经济全面发展，并逐步建立近代经济体系，为四川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教育科研上，从民国初年四川开办新式学校起，到抗战时期沦陷区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中等学校、科研文化研究机构纷纷迁川，大大推动了四川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始建立从小学到大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的近代教育科研体系。
但是，抗战胜利后，外迁入川的工商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及其人员纷纷返回原籍，四川经济文化又迅速跌落。而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为抗战胜利冲昏头脑，变本加厉地坚持一党专政，拒绝组成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违反民意发动内战，加强特务统治，四川向近代化转型停滞不前。在内战的深渊中，四川经济全面崩溃，重新步入一个黑暗年代。
需要说明的是，四川历史上的战乱，是四川的地理和人文因素与全国特定政治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川地处西南内陆，四面高山环抱，难攻易守。境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肥沃的土地和适宜四季农作的气候。这里的居民，勤劳朴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安分守己，乐于悠闲的田园生活。这种地理和人文因素，成为四川社会内部的稳定剂。在四川历史上从未率先爆发波及全国的战乱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流民运动。相反，在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中原地区战乱之时，四川社会还相对安定，成为中原地区人民避难、就食的乐土。但是，当中央王朝瓦解或权力削弱，全国陷入分裂割据之时，四川这种地理、人文因素，也使川外的政治军事集团或被中央王朝委任入川的某些封疆大员，视四川为割据称雄的宝地。他们占据四川，退则可以据地称雄，独霸一方；进则可以问鼎中原，夺取全国。上述成·汉时期、宋末、明末清初四川所发生的三次毁灭性战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明末清初欧阳直在《蜀警录》中所说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只是明末清初短期的特殊现象，把它视为四川历史长河中的普遍现象，是不符合实际的。否则，我们怎能解释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天下大乱之时，四川还相对安定，中原人民还能入蜀就食避难呢？怎能解释四川曾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基地之一呢？我们不妨说：天下已乱蜀才乱，天下已治蜀大治，还较为符合四川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状况。
同样，外省移民入川也是四川地理人文因素与全国政治军事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川地灵人杰，是全国重要的资源、财力、物力、人力基地。中原战乱，外省人需要移入四川，谋求新的出路；四川内部战乱，造成人烟稀少，外省人更愿入川创业，开辟新天地。加之四川是一个大省，四川富与穷对国力的强弱有着重要影响。所以从秦朝开始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都积极鼓励和组织外省移民入川，开发四川，增强国力，兼及开发西南和保卫西南边疆。而四川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又为外地入川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创业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李冰入蜀得以创都江堰，临邛卓氏、严道邓通入蜀，创办企业，富比王侯；张陵入蜀创道教；刘备、王建、孟知祥等人入蜀能独创霸业；杜甫、陆游等人入蜀也使其文采得到升华，成为文坛杰出人物。同样，在深厚文化底蕴中成长起来的四川人，离开四川，走向全国，与外地文化交融，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汉代的司马相如、唐代的李白、宋代的三苏父子都是如此。民国时期，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走出四川，参加全国的革命斗争，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总之，四川的历史从古至今都是一部开放的历史，是一部外省人走进来，四川人走出去的历史。四川的开放，推动了四川和全国历史的发展，也使四川人民在灾难面前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走出历史的低谷，不断向前发展。
五、在川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创四川历史
四川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至今还有14个世居的少数民族。秦并巴蜀，使四川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也对四川地区的民族构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巴蜀时期，四川地区居住着以蜀人、巴人为主的许多族群。秦并巴蜀，在四川盆地的平原、丘陵等农耕地区的原巴蜀居民，逐渐地接受了中原的语言、文字等中原文化，经过西汉到东汉时期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成为汉族。而在川西北高原、川西南山区等民族迁徙走廊地区；川东南与云贵、云南接壤的原巴蜀居民，则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与迁移来的居民融合，形成了与汉族不同的语言文字、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独特的文化，形成众多的少数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汉族主要居住在川西平原、川中丘陵等农耕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居住在与云贵接壤的高山地区和广阔的川西北高原，即甘孜、阿坝、凉山州一带。因而汉族地区的开发主要落在汉族人民的肩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主要落在少数民族人民的肩上。少数民族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也创造出独特的历史文化，如彝医、藏医、藏画、宗教等科技文化及《格萨尔传》等文学作品和各民族的工艺、美术、音乐、舞蹈，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这些都为我们今天四川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资源。
在川东南与云贵高原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山岭多，平坝少，农业条件较差，交通闭塞，与外界经济文化联系薄弱。秦并巴蜀之后，中原移民未曾涉足本区，铁器的使用较晚，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旱地农业则以畬田为主，实行抛荒的刀耕火种，产量极低。狩猎、畜牧在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但唐代以后，与汉族接壤的一些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之中。在宋代，川东的綦江、川南的长宁、纳溪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已赶上内地的发展水平。宋朝在这些地区设置州县直接管理，并将戎州（今宜宾市）改名叙州。在南宋后期，蒙古军队入据川西，川西居民纷纷东逃，明代移民入蜀，清代“湖广填四川”，都有部分汉人移居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红苕、玉米等旱地优良作物，使这些地区的农业有了长足发展。
在今甘孜地区，自西向东高山纵横其间，农业生产条件差，少数民族长期从事畜牧业，过着游牧生活。唐代吐蕃东扩后，土著居民文化逐渐被吐蕃化，成为藏族主要聚居区。唐宋以前，交通闭塞，汉人很少进入这一地区。明代川藏道开通，随着茶马贸易的繁荣，在明清以后，川商、陕商和官兵相继移居康区，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尤以民国时期西康建省后发展较快。但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区，仍以游牧经济为主。
在今阿坝的岷江上流一带，是四川开发较早的地区。传说蜀人就是居住在岷江上游之氐羌的一支，至蚕丛时代进入成都平原，开始由渔猎转入农耕。从汉代开发“西南夷”后，历朝政府都在松潘、茂县、汶川等地设治置官，一则加强对成都平原的防御，一则保护通往甘、青的道路。唐代吐蕃东扩进入川西高原，当地土著居民除羌族外大都逐步融入藏族之中。农业滞后，畜牧业是主要产业。
在今凉山彝族地区，是横断山脉地段，金沙江、大渡河等河流流经其间，高山峡谷遍布全境，乃四川至云南的必经通道。汉代开发“西南夷”后，历代王朝多在必经通道安宁河谷的西昌等地戍兵置守，但都不甚稳固。唐、宋时期，南诏、大理政权入据这一地区，土著居民逐渐融入彝族之中。直到元代，这一地区才归中央政府管辖，但其社会基层内部事务，实际控制在彝族各部首领之手。由于自然环境差和彝族生产力水平较低，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相对落后。
由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长期受到中央王朝和四川官府的歧视与压迫，也曾引起他们的反抗，甚至兵戎相见。但就整体而言，在四川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抗是暂时的，而和睦友好则是长期的，并得到日益发展和深化。
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毗邻而居，唇齿相依，有割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亲缘联系。中央王朝和四川官府对待少数民族，一般采取“羁縻政策”。羁縻统治是秦汉以来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主要方针。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央王朝对愿意接受统治，主动朝贡，请求封号的少数民族首领都赐予封号、印玺，保持其部族的社会安定，并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羁縻州，实行松散的统治，免征赋税，只调解各部族之间的纠纷，其内部事务则由各部首领因俗而治。同时，对少数民族首领朝贡的土特产品，朝廷都回赐价值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物品，使其经济上得到丰厚的实惠，从而使四川少数民族同中央王朝和汉族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民族和睦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对反抗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一般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减少对抗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缓和化解矛盾，有利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蜀汉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就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又在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加强其政治统治，但各民族内部事务仍由部族首领因俗而治。清雍正以后，中央王朝开始对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置州县，委任官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特别是清末在康区的改土归流，发展近代经济，兴办学校，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加深了藏汉民族的友好关系。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起支援红军长征，支援抗日战争；康区藏族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西藏和西藏上层分子分裂祖国的活动，更加密切了藏汉民族关系。特别是西康建省后，较好地执行了民族平等的政策，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起加强了对藏族和彝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教建设，促进了社会发展，增强了民族友好和睦。甘孜、阿坝、凉山等三大民族聚居区与历史上相比，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城镇兴起，办起了小学、中学。康定是川藏交通线的商业重镇，百物聚汇。松潘是川西的重镇，是通往西北的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西昌是通往云南的重镇，经济发达。
但总的说来，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和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直到民国时期，社会发展一般都落后于盆西平原和盆中汉族地区。以社会发展进程而论，当民国时期四川汉族农耕地区已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和民主社会转型时，在甘、阿藏族地区还处于农奴制时代，凉山彝族地区则处于奴隶制度时代。
六、结束语
四川历史是我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远古到民国时期，四川人民曾为我国和世界的进步发展作出许多重大贡献。四川有着光辉的引以自豪的时代，也经历过令人神伤的艰难岁月。四川历史上的灾难，四川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从历史的进步中得到补偿，曲折地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但到国民党败退大陆为止，四川的社会发展同全国的先进地区相比，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革命先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政治、经济、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全川人民生活的富裕化，推动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艰巨任务，历史地落在新中国的四川人民肩上。我们理应继承先辈遗志，承担应负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推进他们的未竟事业，把四川建设得更加美好。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部重修的《四川通史》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得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积极支持。四川人民出版社指派徐英、唐海涛等同志一开始就参加各卷编写提纲的讨论，并认真细心审阅书稿；编委会的领导更是适时参与、解决编写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编委会副主任罗鸣具体领导编写组的工作,编委李绍明、胡昭曦、王庭科、林向等分别审阅有关各卷编写提纲和书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陈运旗承担了历代政区图的督制。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为本书作序。在此，谨致以衷心谢忱。
注：《四川通迅》获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