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北宋王朝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伟大的改革家兼文学家：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就是范仲淹——他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主持了庆历新政。其实，范仲淹还是一个军事家，可能是他在政治上、文学上成就太大，而使人们较少论及他在军事上的贡献。这里仅就他在陕西防御西夏的战争中的功绩作一介绍。
西夏是11世纪初我国党项族贵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政权，同辽、宋、金相继并存近300年之久。宋朝建立后，宋太宗想铲除党项的割据势力，激起了党项贵族的反抗。宋太宗和真宗时期，宋夏间经常发生战争。西夏多次打败宋军，不断向四周扩张；到仁宗时期已占今甘肃的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宋朝不得不封其首领为定难节度使，承认西夏的地位，才使宋夏战争基本停息。仁宗天圣十年（1032）西夏主元昊即位，逐步建立了中央专制王权。景祐五年（1038），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建都今宁夏银川市，又准备向宋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这时宋朝虽然远比西夏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军事上极其虚弱，而且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屡屡失误。宝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围攻陕西延安，大败宋军，陕西危急，朝廷震恐。宋朝乃启用韩琦、范仲淹主持陕西防务，保卫西北边疆的安全。
范仲淹到陕西后，根据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战争原则，审度西夏是军事上的强国，地域上的小国，经济上的穷国；宋朝是军事上的弱国，地域上的大国，经济上的富国等敌我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制定了“守边城，实关中”的防御战略。他竭力反对对西夏发动战略进攻，认为西夏境内多沙漠，一旦进兵，粮草运输十分困难，很容易受到敌人邀击，使大军处于师老粮匮的境地。他还认为，以太宗时期的精兵宿将尚不能取胜，像现在这样薄弱的兵力就更无获胜的希望。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不是消极防御，而是主张攻守结合，守中有攻，在战略防御中开展战役进攻。他根据在宋、夏犬牙交错的边界中，宋军的防线没有形成整体，被敌人切割成许多不连贯的防区，不能相互救援的态势，主张近攻，占领宋、夏交界的战略要地。这样，既可打掉西夏进攻宋朝的桥头堡，又可加强宋军的整体防御战线。康定二年（1041），范仲淹任延安长官时，就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军事要地修筑城寨。同年四月范仲淹调往陕西耀县，继任者庞籍继续在控制敌军出入的地方修筑了一些城堡，使延安的安全有了保障。庆历元年（1042）正月，范仲淹任甘肃庆阳长官时，又修筑了一些城砦，屏障边城。他在马铺寨修筑的大顺城，就是著名的军事城寨。马铺寨是地处西夏腹心的军事要地，与西夏军队控制的金汤、白豹二寨互为犄角。范仲淹极其迅速地密遣儿子范纯佑和少数民族首领赵明占据其地，然后派大军偃旗息鼓随行其后。诸将还不知所向，到达目的地始令筑城；旬日之间大顺城筑成，敌人方才发觉，虽派三万骑兵来争夺，可是为时已晚，被宋军击退。从此，白豹、金汤的敌人再不敢轻举妄动，终于阻止了西夏对庆阳、环县的进攻。
作为一个政治家，范仲淹在陕西防御西夏进攻时，特别注意争取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内的民族战争，依靠和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内民族之间的掠夺和残杀。康定二年（1041）正月，范仲淹曾在《答元昊书》中分析战争给双方带来的痛苦，指出继续进行战争会带来的灾难，以及和好相处会给西夏带来的好处，希望元昊坐到谈判桌上和平地结束这场不义的战争。当元昊拒绝和平建议后，范仲淹便把主要精力用来团结羌族人民共同反对元昊的掠夺战争。在宋夏边界横山一带的羌族人民，勇猛善战，是宋夏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其地又是双方都要占据的战略要地。宋朝占据了横山，依靠横山一带的羌族人民，就能凭高踞险，下瞰沙漠，列置堡障，派驻军队，据守险要，西夏军队就难于越过横山进攻宋朝。但在宋真宗时宋朝放弃了横山战略要地，而且掠夺杀戮横山一带的羌族人民，激怒了羌族群众，使其投靠元昊。元昊则利用横山一带的蕃部作为攻宋的向导和前锋。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把团结横山一带的羌族人民作为当务之急。他亲自巡视边境，犒赏诸羌酋长800余人，阅人马，立条约，明赏罚，深受羌族人民的欢迎。他在接待羌族酋长时，信任不疑，引至卧室，撤去警卫，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羌族酋长送来儿子当人质，他都视若贵宾，出入自由。对因战祸逃亡的羌族人民，则拨给土地，贷给粮食、种子、牛具，使其能够恢复生产，各安家业；凡遇敌人进扰，又令退保城寨，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边界上的羌族群众都对他心悦诚服。因为他是龙图阁学士，都亲热地称他为“龙图老子”。过去被元昊引诱参加反宋的羌族人民都纷纷归附宋朝，“自是始为汉用”。在此基础上，范仲淹进一步组织沿边羌族人民为“蕃兵”，委任首领为蕃官，由官府发给少量钱物，配合宋朝军队防御边境。这些蕃兵熟悉当地山川地形，能吃苦耐劳，勇猛善战，他们从西夏的部队中投归宋朝，就分化瓦解了西夏的军事力量，壮大了宋朝的军事力量，改变宋夏双方的力量对比，还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
范仲淹尤其注意依靠边区汉族人民反对西夏的进扰。他免除因战祸逃亡人户的赋税，保护其家业财物，招还流亡，使沿边汉民逐渐归业，发展生产；同时还组织沿边汉民为土兵，配合官军作战。土兵又称“乡兵”或“弓箭手”，是从陕西人民中征发的民兵。这些土兵，生长边寨，长于骑射；为了保乡卫土，作战勇敢，比正规军的战斗力还强。
在军队内部建设上，范仲淹总结宋夏战争宋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将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门第，巧于结托，以取虚名，或出军班，昧于韬钤。”范仲淹认为，这些人不懂军事，不练士卒，唯知固禄求宠，用他们去统率千万士卒打仗，无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所以他特别注意选拔将帅，要求将帅必须是智勇双全，既具备军事理论知识，懂得兵法和用兵打仗的方略，又要有实际作战的武艺和经验。他在负责指挥陕西战争期间，对弓马精强、熟悉边事而不曾学习兵书，不知为将之体的人都不提拔为大将。他建议朝廷设置武举，培养将才，使臣僚中有学识的人、生员中有好读书的人、认识文字而又机智武勇的将佐军员，读孙、吴之书，知文武之方，以任安边之任。他对行伍出身的武将狄青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特赠送他《左氏春秋》，勉励其学习历代文武之道。狄青在范仲淹的鼓励下，发奋读书，精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成为宋代著名将领。其他如种世衡、张亢、范全等，都得到范仲淹的提拔和奖励，在反对西夏进攻的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范仲淹在将帅的使用上，主张授予将帅选择时间、地点捕捉战机和处分军政的权力，反对授予阵图、内臣监军的制度。授予阵图、内臣监军是宋初就建立的防范武将、限制武将兵权的制度。凡将帅在前方打仗，都由皇帝制定作战方略，授以阵图，派遣内臣监督，指示将帅必须按皇帝的部署和阵图行动。如有更改，必须千里禀命，报请皇帝批准。它使前方将领有统帅之名而无统帅之实，在兵贵神速、变幻莫测、胜负契机转瞬即逝的战场上被死死捆住手脚，处处被动挨打。因而在太宗、真宗、仁宗时期都打了很多败仗。范仲淹到达陕西后，看到陕西战场因授予阵图、内臣监军而造成的战争失败，就向皇帝多次提出前方将帅打仗由皇帝在京师控制的危害。他说：大敌当前，重兵在握，前方将帅却不能根据敌情变化，独立自主地决定进退攻守，哪能打好战争？在范仲淹和其他边臣的一致要求下，1041年，北宋朝廷终于部分下放了指挥战争的权力，把陕西划分为四个军区，委任范仲淹、韩琦、王沿、庞籍分任四个军区的统帅。各个军区之下的部署统万人，钤辖统5000人，都监统 3000人，分守各地。范仲淹则把延安的驻军分为六将，每将统3000人，分部教练，视敌人多少出兵抵御；改变了过去不量众寡，官小先出，官大后出御敌的做法，从而在鹿延军区建立了新的统兵体制，受到人们的称赞。
范仲淹治军纪律和赏罚特别严明。他整顿军队，淘汰老弱怯懦，选留强壮勇敢的士兵，重新编排，指派专人负责统率和训练。他奖励勇敢杀敌的将士，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他对违法兵将的处罚毫不留情，对犯罪逃亡的士兵，立即追捕斩首；对冒占士兵军功为己有的将校，则以“夺战士死战之功，误朝廷重赏之意”而处死；对克扣士兵粮饷的将领，则以战争之际，士兵冒死亡，忍饥寒，减克军饷实属难容而杀头。他自己则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当延安新遭兵祸，孤城与敌相接，人心惶惶，争相逃命，朝廷派往延安的长官个个推诿，逃避上任之际，范仲淹到达陕西后，就自告奋勇兼任延安长官。他深知自古将帅与士卒同安乐，则可共忧患而为国家所用。他看到边防士卒生活艰苦，经年累月不沾肉味而食粗糠，就“士未饮而不敢言汤，士未食而不敢言饥”。哪怕是喝一口水、吃一口饭，都要让士兵先喝先吃。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他都分发给士兵。因此，人心悦服，将士用命。
尽管范仲淹以一个正直政治家的素质，在以诡诈为能事的战场上，不长于阴谋和诡计，但他以天下为己任，奋身戎伍，勤于学习和思索，殚精竭虑，在三年之间很快熟悉和掌握了边防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从而加强了战备，稳定了战局。陕西边境的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发动的反宋战争，虽然打了几次胜仗，却死亡疮痍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民怨沸腾，终被迫求和称臣，结束了反宋战争。
范仲淹防御西复的功绩，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注意，从而把他推向了主持中央朝政的政治舞台，使他得以着手进行庆历新政的改革事业。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范仲淹防御西夏的成功，才使他有机会成为北宋的伟大改革家。
《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