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道的兴起
四川与西藏本属毗邻，然而唐宋以前，四川与西藏尚无直接的通道往来。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几乎都是经过青海地区，然后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南线争夺剑南、四川。吐蕃对唐战争的胜利，不但占据了唐朝所属的西北、西南大片土地，而且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从此由吐蕃王朝经青海东侵而开拓的青藏道便成为汉藏交往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唐蕃之间的和亲、盟会、朝贡、问聘使臣和僧侣、学者、商旅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成婚也是经过青海入藏的。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裂状态，藏族各部与中原交往仍然主要经过青甘地区，只有四川境内的藏族各部经过黎（今汉源）、雅（今雅安）而至中原。元朝把西藏地区置于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之下，设置通往西藏的驿站，使汉藏区交通得到空前发展。当时从汉藏交界处直至萨迦共建大驿站27处。其中脱思麻（治河州，今甘肃临夏，辖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及四川西北的阿坝州）驿站7处。朵甘思（治地大约在青海东南部玛沁一带，辖境包括今青海玉树、果洛二州，四川甘孜州，西藏的昌都地区及云南中甸、维西、丽江等地）驿站9处。乌思藏（今西藏地区）驿站 11处。元朝通往西藏的最早驿道，亦是最先始自甘青道，而不是四川的康藏道。正如陈观浔所著《西藏志》所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代开始，川藏道才正式成为汉藏交往的主要商道、官道和贡道。
早在唐代吐蕃王朝东侵以前，今四川甘孜、阿坝藏族地区，就居住着众多的羌族部落，包括党项、白兰、东女以及后来形成的西山八国等大部落和众多的小部落。他们支系众多，内部组织松散，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臣属唐王朝。唐王朝对他们实行羁縻统治，并有由灌县循江而至汶川到松潘的西山路；由雅安循青衣江西北至芦山县、宝兴县，越夹金山至丹巴县到松城（今康定北）的灵关路；由雅安至天全县越夹金山至泸定岚安、烹坝，大渡河至松城的和川路与这些羌族部落交往。当时这些羌族部落与四川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远比与西藏的吐蕃部族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吐蕃的东侵，从贞观十二年（638）进攻松州（今松潘），争夺诸羌之地，至公元670年占领了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上游一带诸羌之地。公元783年，唐蕃双方订立清水会盟，规定沿岷江、大渡河划线，以西属吐蕃，以东属唐朝。至此四川诸羌之地基本上纳入吐蕃版图，从而阻碍了原由雅安通往甘孜地区的和川路和灵关路的畅通和发展。吐蕃王朝对四川诸羌部落进行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诸羌部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而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中国又处于五代两宋时期。中央王朝放弃了对四川原诸羌部落的征服统治，仍以大渡河为界，在黎、雅、天全维持边贸关系，对沿边诸羌部落进行羁縻统治，允许朝贡、互市，禁止边民越界交往。原诸羌部族与汉族居民的接触交融极少。相反，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大量的吐蕃部族及奴部则流散于原诸羌之地，与原诸羌部落杂处，彼此依存，互相通婚、融合发展，特别是10世纪以后，随着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兴起，藏传佛教不断由卫藏地区向阿坝、甘孜一带渗透，最终在11——12世纪期间使这些地区原诸羌居民与卫藏居民在文化心理和语言上趋于一致，融合于藏族之中，形成了四川的藏族。故历史上称甘孜地区为康区，称这些地区的藏人为康巴藏人。四川藏族的形成，必然使居住在阿坝、甘孜地区的藏族与西藏藏族的交往更为密切，促进甘孜地区与西藏地区交通道路开拓。所以，吐蕃王朝的东侵，虽然影响了由雅安通往甘孜地区而达西藏道路的畅通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加速了由甘孜地区通往西藏地区交通的发展，为最终由雅安经甘孜到西藏道路的开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元代，甘孜藏区内部交通又有所发展。当时元军入蜀灭宋，受到蜀中宋军坚守，久攻不下，只能“斡腹入寇”，先取四川周围各部，迂回包抄川中宋军，故四川沿边各部先于盆地内部降元，其设治也较早。1253年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由甘肃迭部县达拉沟经阿坝草原，循大渡河西岸南下，从黎州渡河，沿古清溪道而至金沙江。忽必烈沿途招降各部土头，封以官职，授以玺书、金银等。至此不但大渡河西岸土头降元，大渡河东岸的黎、雅土头高四保亦投元，至元二年（1265）授雅州碉门安抚使高四保虎符。雅安、汉源、天全、芦山、宝兴等汉族地区或汉、藏、羌族杂居地区不属宋有。其地先由河州的吐蕃等处招讨司管辖，嗣后划归朵甘思，即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这样朵甘思宣慰司的辖地不但包括今四川甘孜、青海的玉树和果洛等藏区，而且包括宋朝所属的黎雅汉族地区。元朝所修建的通往西藏的27处大驿站，虽然是由甘青道入藏，只经过了川、青、藏边境的今甘孜州邓柯地区，但朵甘思宣慰司所辖地方机构的设置，无疑促进了今甘孜藏区和雅安地区内部道路的开拓。据任乃强、任新建先生《“朵甘思”考》一文考证，朵甘思宣慰司所辖的朵甘思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治地在今甘孜州邓柯南部德格县的俄支，邓柯地处康、青藏古代交通枢纽位置，元代僧俗并用。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中的哈答，即今乾宁；李唐，即今理塘；鱼通，即大金川下游，大渡河西岸鱼通河流域一带，折多山以东的康定县炉城区、鱼通区、金汤区、孔玉区等地。这个管理康南、康东、康北钱粮的机构，其治所当在乾宁这样地位适中、交通方便之处。碉门、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宣抚司辖大渡河东西两岸之地。其中碉门即天全县、鱼通即康定县、黎即汉源县、雅即雅安、长河西即康定咱里、宁远即泸定县冷碛。六番招讨司治所在宝兴县灵关，包括以宝兴、芦山、名山、雅安四县境。剌马儿刚等处招讨使司，其地在今西藏芒康县。奔不田地里招讨使司，辖控巴塘、德荣一带，为康、滇、藏交通要冲。奔不儿亦思刚百姓，治白玉县，朵甘思招讨使，治甘孜县一带。从上述元朝朵甘思宣慰司分别在德格、乾宁、理塘、康定、泸定、巴塘、白玉、甘孜、汉源、雅安、天全、宝兴，包括今甘孜州的康东、康南、康北、康西和雅安地区设置地方机构，可以看出甘孜地区的内部交通道路比前代有所发展，实际上已为开辟一条由雅安经康定而至西藏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宋元时期，由于青藏道不仅是西藏通往中原的官道，而且也是主要的商道。宋朝为了获取西北战马，将四川所产的大部分茶叶都运往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易马。每年运销西北藏区的茶叶多达1000万斤以上。宋朝在四川黎、雅、碉门进行的茶马贸易，主要是购买不堪作战的羁縻马，茶叶销售的数量远比在西北销售的数少，只能满足大渡河流域沿边部族的需要。西藏地区藏族所需茶叶只能通过青藏道从西北地区获得。元代四川经济残破，茶叶产量剧减，由黎、雅、碉门输往藏区的茶叶比宋代更少，四川汉区与藏区经济交往削弱。加之政区的阻隔，也削弱了四川汉区与甘孜藏区的联系。所以，元代甘孜藏区内部交通虽比宋代发达，但仍未正式开通由四川直达西藏的道路。直到明朝建立后，西藏等各藏区与明朝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才最终促成了川藏道的开通。
明朝建立后，沿袭元朝扶持喇嘛教的治藏政策，对归顺明朝的藏族僧俗领袖都一律授予新的官职。为此，明朝在藏族地区册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和众多的“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僧官以及一大批各级俗官，并规定他们必须入朝进贡。这种“多封众建”的做法，分散了各教派的势力，相互牵制，任何一派都不能独揽大权，便利了明朝对藏区的监督和治理。同时明朝对元朝藏区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和重新划分，把元朝设置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改为朵甘都司和乌思藏都司二个地方行政区划。原元朝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的脱思麻所属唐宋时期归中央王朝管辖的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划归陕西管辖，四川阿坝地区归四川管辖。吐蕃等路宣慰使司的朵甘思中的黎、雅、天全、芦山、宝兴、名山，乃至泸定等地亦重新划归四川管辖。这种对藏区“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和对元朝藏区行政区划的调整，促使四川必须加强同朵甘思藏区的政治经济联系，处理好汉藏关系，巩固四川安全。为此，洪武十九年（1386）设雅州、碉门茶马司，同甘孜藏族开展汉藏互市。洪武二十一年（1388）二月礼部主事高惟善自长河西、鱼通、宁远等还，又建议朝廷在泸定地区驻军设防和将茶马贸易市场由黎雅、碉门推向泸定的岩州。他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区）、宁远（今泸定冷碛）拨兵戍守，就筑城堡，开垦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远者畏威而来归。”“番民所处老思冈（当为今康定、泸定一带）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若于岩州立市，则此辈衣食皆仰给于我，焉敢为非。”“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宣悉免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蕃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箭炉（今康定）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擅，归市必众。”“岩州既立仓易马，则番民运茶出境倍收其税，其余物货至者必多。”这样不但能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黎、雅有了“保障，蜀永无西顾之忧”。所以他进一步建议，“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这个建议当即得朱元璋的同意，“从之”，并亲自过问这条道路的扩建工程。据《明太祖实录》卷256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丙午，“上谕左军部督府左都督徐增寿曰：曩因碉门距长河西口道路险隘，以致往来跋涉艰难，市马数少。今闻有路自碉门出枯木任场径抵长河西口，通杂道长官司，道路平坦，往来径直，尔即檄所司开拓，以便往来”。杂道即今泸定县北大渡河东岸的岔道。这条道路自今天全县长河坝翻门坎山，过干沟，到大渡河东岸泸定县的嘉庆、岔道，在岚安区以西的烹坝或若吉渡大渡河，经瓦斯沟到达康定。随着经碉门至康定道路的开拓，洪武三十年（1397），明朝在四川的成都、重庆、保宁、播州修建四大茶仓，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番商人易马。除将雅州、成都所产茶叶外，还从夔州、叙州等地把茶叶运至雅州、碉门茶马司销往藏区。
正是明朝为了保障黎、雅安全，使四川无西顾之忧，把传统的茶马等藏汉互市由黎雅、碉门推进至泸定销往康定，既获取更多的利益，又用经济手段加强对甘孜藏区的经营和控制，同时节省运输四川茶叶至西北的费用。所以，从明朝开始，就只将四川茶产量十分之一的巴茶100万斤运至陕西的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与藏族部族进行差发马的茶马互市，既保证战马来源，又巩固和维系对这些藏族部族的统治。其余四川大部分茶叶则由黎雅、碉门销往康定甘孜藏区。从此，四川茶叶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宋代四川茶叶主要运往西北藏区销售，改为主要由黎雅、碉门运往朵甘思藏区销售。销往西北的100万斤茶叶实际上只能满足青海、甘肃藏区茶叶的需要，没有太多剩余的茶叶再转输西藏。销往康定甘孜藏族地区的数百万斤茶叶，除满足当地藏族的需要外，则剩而有余。西藏地区藏族要获得茶叶，只能舍青甘而求川康。这样，西藏地区僧俗民众和商人纷纷进入甘孜藏区康定购买茶叶运回西藏；甘孜藏区商旅也纷纷将茶叶运往西藏获取厚利，从而形成了由雅安至康定，由康定至西藏的川藏茶道。
随着川茶经雅安到康定至西藏茶道的开通，叶茶及其他商贸的发展，许多商人鉴于由天全途经门坎山、马鞍山或二郎山，山势险峻，行路艰难，有的茶商则取道黎、雅。即从雅安到荥经，穿过大相岭到汉源，翻飞越岭沿大渡河谷北行到达康定。这条道路途经黎、雅产茶地区，到黎州易茶，道路相对平坦，嘉靖年间“贩者不由天全六番故道”，多经行黎州。黎州成为由雅安通往康定的主要通道。从康定到西藏的道路则沿元代朵甘思地方机构的设治地区分南北两路。北路由康定翻折多山，从两路口北行至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西藏昌都到拉萨。这条路还由德格至邓柯与青藏道相接，转至青海、甘肃。南路则从两路口南行，经理塘、巴塘，渡金沙江，过宁静山到西藏的芒康、左贡，抵昌都至拉萨。此道素称“炉藏茶客行走大道”。在明太祖洪武末年，已是“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川藏茶道正式取代青藏商道的主导地位，成为汉藏贸易的主要茶道和商道。
明太宗时期，又对川藏道进行了维修和整治，使之成为官道和驿道。永乐五年（1407）三月，明朝又“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同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答三卫，川藏等族，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同时“敕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鸟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永乐十二年（1414年）“遣中官杨三保赍敕往谕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必力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儿吉监藏、管觉灌顶国师护教王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巴藏卜及川卜、川藏、陇答、朵甘、答笼、匝常、剌恰、广迭、上下邛部、陇卜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经过多次的修复与增设，“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返数万里，无虞盗贼焉”。
川藏关系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