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宋初市马仰赖河东、陕西、川峡，自熙宁七年建立茶马司经营茶马贸易，市马专仰熙河、秦凤，南宋以后则市马于川、秦、广三边。广西买马是南宋马源枯竭后才新辟的买马场地。买马物资主要是盐、绢、金、银，不是以茶易马。据宋代文献记载，茶马司建立后，每年在熙秦地区买马均在两万匹左右，四川市买羁縻马每年约为五千至一万匹之间。南宋高宗时期（1127—1162）川秦以茶市马每年在二万匹以上，孝宗至宁宗嘉泰末年（1163-1204）每年为一万至一万二千匹左右。广西地区从绍兴七年（1137）开始至孝宗淳熙二年（1175）间，每年买马只在一千五百匹至四千匹之间。这说明宋朝神宗以后的战马，绝大部分来自茶马贸易。宋人就说：“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没有宋朝同四川、陕西、青海等地吐蕃等族进行的茶马贸易，就没有宋朝的战马；没有战马，宋朝在军事上就丧失了同西夏、辽、金、元相抗衡的重要力量。本文第一节所引李纲说北宋为金兵铁骑所败，高宗说川茶不用博马，致马政废阙，武备不修等言论，就充分说明了茶马贸易在宋朝军事防务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茶马贸易还加强了宋朝同熙秦地区吐蕃等兄弟民族在政治上的友好合作。宋代熙秦地区主要是吐蕃部族居住地。七世纪初叶，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就同内地的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公元842年吐蕃达磨赞普死，吐蕃王朝瓦解。直到宋朝统一内地，藏族仍一直处于分裂割据局面。“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熟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但是，割据与混乱没有割断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政治的经济的联系，秦州沿边的一些藏族向宋朝入贡，并“献地内附”。西凉府一带的折逋氏历代首领都由宋朝任命，授予封号。为了共同抗御西夏的侵扰，凉州的藏族部落主动向宋朝“请帅”，要求派遣官员担任行政首脑。特别是六谷部首领潘罗支在与宋朝共同反对西夏的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于真宗咸平六年（1003）大败西夏首领李继迁，使继迁“中流夭遁死”。居住在邈川（青海乐都）一带藏族各割据势力中最强大、最有实力的唃厮罗一系，也始终同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唃厮罗在天圣中（1023-1031）向宋朝“乞官职”，宋朝授予他“宁远大将、爱州团练使”的衔号。宝元、康定中，宋朝为了反对西夏元昊的进攻，曾两次派使到邈川联络唃厮罗出兵进攻西夏，得到唃厮罗的许诺。康定二年（1041）又授他“检校太保充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共同抵御西夏的进攻。在唃厮罗执政的五十年中，他的使臣频频入贡，接受宋朝的赏赐。治平二年（1065）唃厮罗死后，他的子孙董毡、阿里骨、辖征、陇拶等，世世代代都由宋朝任命官职。熙宁年间王韶经营熙河，建立熙河路，元符二年（1099）王瞻取青唐（青海西宁）、邈川，以青唐为鄯州，邈川为湟州，元符三年（1100）放弃。崇宁年间（1102—1106）宋朝复湟州、鄯州、廊州（青海尖扎），大观二年（1108）建积石军（青海贵德）。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吐蕃部族首领举城归宋。熙宁四年（1071）居住在熙州一带的吐蕃大首领俞龙珂率其族十二万口内附，“自言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赐姓包氏。帝如其请，赐姓包名顺”。熙宁五年（1072）“河州首领瞎药等来降，以为内殿崇班，赐姓名包约”。熙宁六年（1073）岷州首领木征以其城降，“赐名赵思忠”。其间虽然也同当地某些吐蕃部族发生过冲突、矛盾和战争，但吐蕃部族很快就接受和承认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他们的首领均接受宋朝任命的官职，并共同抵御西夏的进攻。
为什么吐蕃部族会同在种族上、生活习俗上更为接近的西夏羌族政权疏远，甚至为敌，而同内地的宋朝中央汉族政权保持友好关系呢？除吐蕃从唐代开始就同内地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和当时反对西夏进攻的共同利益外，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交流，则是维系这种友好关系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藏族人民以畜牧业为主，必须仰赖内地的茶叶、绢帛和其他工业品，才能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以保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早在茶马司建立之前，藏族各部首领就以遣使进贡和宋朝赏赐使臣的方式进行官方贸易，同时又在沿边地区同汉族人民开展民间的商品交换。藏族的马匹、畜产品和珠玉等土产输入内地，内地汉族人民则优其价值，以茶叶、布帛等大量物资与藏族交换。王韶经营熙河也主要是加强茶马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交流来联络吐蕃部族的。熙河路刚建立，熙宁六年（1073）六月宋朝就“徙秦州茶场于熙州，以便新附诸羌市易”。熙宁七年（1074）二月又规定熙河路经略司买马，“停止折盐钞，其马价止以茶银物帛计折偿之”。宋朝还根据吐蕃急需以马易茶，建立了茶马司，运蜀茶到熙河路卖茶买马。这些措施得到吐蕃部族的拥护。当时归顺宋朝，担任“蕃官”的吐蕃首领包顺、包约、赵思忠等还“诱蕃部贩马入塞”，宋朝地方政府亦“量给酒食，犒设卖马蕃部”。经过积极开展茶马贸易的经济交流，到熙宁七年（1074）就收到了“熙河路蕃户近已响顺，事多就绪”的效果。崇宁二年六月童贯复湟州，八月程之邵巡历熙河路就建议：“收复湟州故地，部族甚众，商贾通行。窃谓非茶马无以招集汉蕃人族。盖蕃部恃茶马为命，本州又当青唐一带蕃马来路。乞朝廷指挥，就本州添置茶马场，实为要便。”宋朝又立即采纳了程之邵的建议，在崇宁二年十月设置湟州茶马司，卖茶买马。毫无疑问，互为依赖、友好互利的茶马贸易是促进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
同样，四川地区的茶马贸易也促进了宋朝同西南地区兄弟民族的友好关系。四川茶马贸易遍及黎（四川汉源）、雅（四川雅安）、嘉（四川乐山）、茂（四川茂县）、阶（甘肃武都）、文（甘肃文县）、益（四川成都）、泸（四川泸州）、叙（四川宜宾）、夔（四川奉节）州和长宁（四川长宁）、南平（四川綦江）、永康军（四川灌县）等连接兄弟民族的广阔地区。但主要还是以黎州、泸州、叙州为中心。黎州南面有非汉族部落十二种，即十二个部落。除以风琶、两林、邛部川东蛮三部落为主体外，其余九部落有保塞、三王、弥羌、净浪、白蛮、乌蒙、阿宗等，分别隶属于三部落之下。它是汉、彝、羌、藏族杂居地区和通向大渡河以南及滇中、滇西北的重要交通线。宋朝在黎州进行茶马贸易，每年买羁縻马二千至四五千匹。同时又在黎州设羁縻州五十四，雅州设羁縻州四十四。对少数民族首领封官、赐爵和赏赐，确立松散的封建隶属关系。并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因此，黎州边境各兄弟民族常经黎州至宋朝京城开封朝贡，并到黎州进行商业贸易，远至大理，亦运马到黎州市卖。这种以茶马贸易为主的羁縻政策，使黎州地区直到南宋前期基本上保持了“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其中朝贡次数最多的邛部川“素效顺，捍卫边陲”，成为宋朝依靠的一股力量。淳熙年间吐蕃奴儿结扰边，“酋豪梦束畜列率数千入汉地二百余里，成都大恐……于是邛部川首领崖袜合诸部落，大破吐蕃于汉源，斩梦束畜列首来献。凡十有六日而平”。叙、泸地区是通向黔西北、滇东北的大道，又是汉、“夷”，“僚”族杂居之地，宋朝在泸州建十八个羁縻州，叙州建三十个羁縻州，并于两地开设茶马贸易。这一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虽曾一度同宋王朝发生过武装冲突，但基本上还是保持边境安宁的。显然，茶马贸易是使整个宋代西南边境安宁的重要因素。两宋是同辽、金、夏政权并存，又长期受其威胁和侵扰的政权。保持同西南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不仅从局部上维持了西南边境安宁，而且从全局上摆脱了两面受敌的威胁，能够腾出手来同西北、东北对峙的政权相抗衡，以维持和巩固自身的存在。于此可见，茶马贸易对宋代的防务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茶马贸易还促进了宋朝汉族地区和吐蕃等兄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在宋代，吐蕃和四川各少数民族皆赖茶马为衣食。对从事畜牧业的各兄弟民族来说，茶马贸易是他们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又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且茶马贸易还带动了其他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泸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为例，“每岁冬至后，蛮以马来。州遣官视之，自江门寨浮筏而下，蛮官及放马者九十三人，悉劳飧之。帅臣亲与为礼。诸蛮从而至者，几二千人，皆以筏载白椹、茶、麻、酒、米、鹿豹皮、杂毡、兰之属，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黎州地区各部落，每次茶马贸易，或几十人百余人至三百余人的朝贡队伍，除牵来马匹之外，还运来牦牛、犀角、象牙、莎罗毯等土特产与汉人交易。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也将牛、羊、乳香、象牙、玉石、皮毛等特产与汉族交易。各少数民族伴随茶马贸易而来的包括农副业在内的庞大的通商互市队伍，必然刺激他们的经济发展。而这支庞大的通商队伍将其商品出售，除买回茶叶之外，还购买并运回大宗的绢、锦、盐、布等生活用品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茶马贸易对从事农业的汉族人民来说，不仅得到了马、牛，羊等畜产品和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土特产，而且也刺激和促进了汉族地区茶叶和纺织业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元祐元年（1086），“蜀人疾茶官之专，在位者亦多主罢榷”，“请通商，复券马如旧制”，废除茶马贸易。朝廷为此派黄廉核实。黄廉经过调查研究后明确指出：如果废除榷茶和茶马贸易，“则边计不集，蜀货不通，而园户将有受其弊者”。他建议继续进行茶马贸易，既保证战马的来源，又打开蜀茶的销路，茶叶生产得到发展，园户受益。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南宋时期，四川境内少数民族愿意以马易锦绫，茶马司除收买锦绫与之互市外，还“自置锦院一所，尽拘织机户，就院居止，专一织造”。所造“锦绫被褥，折支黎州等处马价”，“于是中国织文之工转而衣被椎髫舌之人矣”。少数民族也能享用汉族人民织造的珍贵锦绫被褥等物。十分明显，宋代四川茶叶和绢锦等纺织业特别发达，是同开展茶马贸易，打开茶、绢等商品的销路密切相关的。然而，宋代茶马贸易对四川茶业经济影响尤为深远的，则是它为四川茶叶在我国吐蕃等从事畜牧业的兄弟民族中开辟了广阔市场。从此，川茶生产持续发展，盛而不衰，并且在制茶工艺上独具一格，成为藏族等各族人民所喜好的砖茶，宋代以后，一直畅销牧区市场。从宋代开始的茶马贸易亦为后代所继承，成为汉藏等族人民加强经济交流、促进友好关系和民族团结的纽带。
《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