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权在防御战争中，执行将从中御，消极防御妥协投降的军事路线，则是抵御少数民族政权军事进攻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北宋皇帝为了防止武将篡权，宋太宗时进一步加强了军权的集中，“虽边廷亦如内地”。边陲重镇，“虽千里外，上自节制”。由皇帝制定作战方略，授以阵图，命令统兵将领按图指挥战争。这种指挥原则，违背了在战争中集中使用兵力，集中指挥，分散使用兵力，分散指挥，战略的集中指挥，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的战争规律。它扼杀了武将在战争中指挥战争的能动性和统率部队的权力，使其统率的部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不能审时度势地灵活使用兵力指挥战争。它给战争带来的危害，当时有识之士就曾作过尖锐的批评。例如朱台符就指出宋太宗对契丹的用兵是“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纵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王德用也批评真宗“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致屡败”。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北宋军队的防御战争，有很多就是因此而失败的。
北宋朝廷为了防止武将在外统兵过多难于驾驭，还规定诸路将官各领一营，从而产生了分兵把守的消极防御政策。对契丹的防御是在沿边修界河，用阵地而设险，以水泉而作涸，濒临塘水的沿边州郡，只留守城军士，不驻大军。对西夏的防御无塘泺之利，就建立了将近三百个城堡。这种分兵把守、平分兵力的防御办法，只能死守阵地战，不能采用灵活的运动战；只能采用被动的防御战，不能采用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只能采用内线防御的持久战，不能采用外线进攻的速决战。它违背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争原则。于是据坚壁抗天兵就成了陷孤垒以待困。所以尽管北宋政权在河北、陕西沿边常驻数十万大军，然“分隶堡障，战兵统于将帅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寡不敌众，每战辄败”。真宗景德年间契丹大举入侵澶州，仁宗时期西夏入侵陕西，北宋末年金兵进犯开封，都是以合军击败宋散军的。敌军通过集中兵力的局部优势，逐渐造成全局的优势，把宋军打得招架不住，被迫割地纳币，屈辱求和。
将从中御，平分兵力，消极防御给战场上带来的失败，更助长了北宋的妥协投降政策。而对敌妥协投降又使北宋军队在防御战争中经常丧失战争的主动权和夺取胜利的时机。妥协投降只求息事宁人，采取守势，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求和，使自己永远处于失败的地位。而敌人则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才和，永远处于胜利的地位。比如前面所提到的景德年间契丹孤军深入澶州，被宋军打败，统军萧挞览受伤而死，宋军本可坚持抗战，一鼓作气给契丹孤军以毁灭性打击，彻底解除契丹的威胁。但以宋真宗为首的妥协投降集团，反而接受了契丹的屈辱条件，纳款求和，签订了城下之盟。咸平年间西夏首领李继迁被吐蕃打败受伤而死；仁宗庆历年间元昊长期入侵，造成夏国境内“死亡疮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足”。民怨沸腾,被迫求和。如果北宋统治集团能坚持抗战，不接受西夏的和平条件，都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的。不仅如此，妥协投降还使北宋在军事上不战而败。仁宗庆历二年（1042）契丹就乘北宋忙于同西夏的战争，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关南之地，迫使北宋增加岁币。熙宁七年（1074）又乘北宋与吐蕃的战争，举兵侵入蔚、应、朔三州之地，迫使宋神宗和王安石等人割河东七百余里边界线给契丹。
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契丹和西夏是利用北宋王朝妥协投降而取得对北宋的军事胜利，那么，后来居上的女真贵族则是掌握了北宋的投降规律，总结了契丹、西夏对宋战争经验，用假和平真战争的办法把北宋灭亡了的。女真贵族每次入侵，都是打着“和平”的旗帜，以和为缓兵索币割地之词，以战为灭宋之策。南宋人朱熹就说：“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后来人见景德之和无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当时本朝全盛，抵得住。后来与女真，彼此之势如何了？”他认为北宋的灭亡，始终为和相所误，是很有道理的。
四
北宋王朝反对人民反抗侵略，单纯依靠官军防御的政策，也是它的军队抵御少数民族政权军事进攻失败的原因。
北宋时期，契丹、西夏和后来兴起的女真政权，都存在严重的奴隶制残余。它们发动对北宋的战争具有明显的掠夺性质。北宋政权反击契丹、西夏、女真统治集团的战争，符合北宋人民和契丹、西夏、女真等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正义的防御战争。因此，它得到我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宋朝沿边人民为了保家卫国，自动建立抗敌组织，拿起武器，“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人自为战，虏甚畏之”。他们反击契丹、西夏贵族的军事掠夺，卓立战功，使契丹、西夏都害怕土军而不怕官军。在北宋一代，凡是依靠沿边人民配合官军共同抗敌，都收到很好的效果。苏轼就曾经指出：“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陕西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北宋末年李纲等人领导的抗金斗争也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才取得一定效果的。遗憾的是，这些个别人物依靠人民抗敌，只能收到暂时的局部的效果。他们一经调离，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和措施，随即化为乌有。
相反，北宋朝廷害怕人民拿起武器，建立组织开展反侵略战争，威胁它的统治，打乱它的妥协投降措施，就对沿边各族人民的抗敌斗争，一贯采取限制、禁止和破坏的政策。它禁止沿边人民在边境耕植和渔猎，以免触怒敌人，引起纠纷，甚至像宋神宗、王安石这些要富国强兵的人，也把民众自动组织起来的弓箭社等抗敌组织，改编为对内镇压的保甲组织。而且不惜丧失内政主权，打算撤销沿边的防御措施，解散乡兵和保甲以讨契丹的欢心。北宋末年，金军南侵，两河义军多者数万人，统治集团仍宁肯向敌人妥协投降，也不愿与人民联合抗敌。民族战争是广泛的人民战争，不依靠人民大众，无疑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更为反动的是，北宋统治集团还利用防御战争增加各种赋税和军事徭役，无偿缴纳各种军需物资，无限地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宋太宗至道年间对西夏用兵，就“逐户追科，本户租税，互遣他州送纳，往返千里，十费耗倍。愁苦怨嗟，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无暂息。公仓侯粮乏绝，力用殚穷”。“自灵州送粮草之人，死者十余万。”同西夏作战，“陕西困于科敛，吏缘侵渔，调发督迫，民至破产不能足，往往自径投水以死”。元丰年间李宪调夫运粮，“以和雇为名，官日给钱二百”，而“民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当时李稷为鄜延路漕臣，督运军需，“诏许斩知州以下乏军兴者。民苦搬运，多散走，所杀至数千人，道毙者不在焉”。由于李稷、李察都以苛暴著称，故时人语曰：“宁逢黑杀，莫逢稷、察。”北宋末年收复燕云，王黼“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竟买空城五六而奏凯”。其中大部分钱财都落入贪官的腰包。同时，北宋军队中实行斩级计赏的法令，战争中杀害投降、被俘敌军士兵和平民，甚至军队中强杀弱，汉兵杀“蕃兵”，斩路人以求功赏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样，北宋统治者就利用正义的防御战争，来大肆掠夺人民，屠杀人民，发国难财，当国难官，打击异己，排斥政敌，巩固官禄爵位，把正义的战争，变成不义的掠夺人民的手段。使得不少人不是死于敌骑之下，而是死于北宋政权的苛暴之下。这些倒行逆施，逼迫人民起来造反。所以，每当北宋政权进行自卫战争之际，往往是农民起义和士兵叛变较多之时。只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发展，制约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才使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未曾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北宋政权对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反对契丹、西夏等贵族的斗争，更是采取严厉的防范政策。北宋统治者错误地汲取了唐代任用少数民族将帅发生“安史之乱”，五代时期任用少数民族为将，发生李存勖建立后唐，石敬瑭建立后晋，刘知远建立后汉的教训，就一反汉、唐大量任用少数民族为将领共同对敌的政策。它对沿边“蕃兵”也倍加防范和排斥，甚至对西夏、契丹内部主动前来联合北宋政权反抗其统治集团的人，也加以拒绝。对吐蕃、回鹘、女真等族人民反抗西夏、契丹贵族的掠夺斗争，更是拒绝给予军事上的支持和配合。结果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走上了失败的道路。例如它纵容西夏对吐蕃等族的军事吞并，让它征服了甘、凉等州，解除了后顾之忧，就发动对北宋的大举进攻，把宋军打得大败，就是明显的例证。
军事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军事路线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上述造成北宋军队抵御少数民族政权军事进攻的错误路线和政策，是北宋皇室集团在内部阶级矛盾和外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只顾保住皇帝宝座执行守内虚外基本国策的产物。在北宋一代，统治阶级内部要求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提出比较正确的抗敌办法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守内虚外，办法就只能是对内防止篡权，对外妥协投降，这种方针是赵宋皇帝为了一家私利而制定的，当政权还掌握在赵氏皇室手中，不去触动皇帝手中的权力，特别是皇帝手中的军事权力，一切正确的抗敌办法，都只能是无聊的可怜的空话。
只有推翻北宋这个守内虚外的政权，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只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任何空洞的议论，改良的办法都无济于事。只有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坚决的革命者，才能选择革命的道路。北宋人民为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曾经无数次爆发武装起义。特别是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北宋政权对内阶级压迫和对外民族投降的口号。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未能挽救。以汉族人民为主的北宋政权被落后的女真贵族灭亡，国家分裂成几个民族政权和民族压迫的灾难仍然如旧。这看起来仿佛历史是在停滞、倒退，其实历史仍然在走着自己曲折的道路，在创造着自己前进的条件。在日后的年代里，我国各族人民在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为重建巩固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