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李香桃老师说：“都走了，滚回日本了。”爹痴笑了一声：“日本鬼子还会来，日本人盯着我们中国呢。”我母亲李香桃老师说：“老黄，日本人不敢来，他们怕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爹见李香桃老师说话时表情严厉，又害怕地转过身，抱着头躺着。一股恶臭从爹的身下升上来，那是爹把大便拉在床上了。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垮了，觉得自己的丈夫太懦弱、憋屈了，竟不顾家人的感受，自己就疯了，竟然像个肮脏的畜牲样活着，这是对一家人不负责任啊。于是我母亲李香桃老师愤然哭了，呜呜呜呜。我见母亲哭，我也哭了。但我爹的思想仍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到处都是日本兵杀害的中国人。他不晓得我们在哭谁。
“谁死了？”爹翻转身来，小声问我，瞪着我。我摇摇头。
“没死人你们哭什么？”他感到我们很奇怪的样子瞅着我和母亲。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绝望道：“老黄，我们回去。”“老黄？”爹不知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叫谁，听到楼道里传来脚步声，脑海里出现了什么幻象，马上紧张不安地缩成一团，念道：“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你们快走啊。”
来的是镇武装部的刘大鼻子，穿一双皮鞋，走路脚步声很独特。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临死前去看她丈夫，是接到刘股长的正式通知，要她把丈夫接回家。“李香桃，你老黄把那间房子搞得比猪栏还臭，”刘大鼻子绷着脸说，满脸鄙视，“镇革委会今天上午专门讨论了黄抗日的问题，认为黄抗日是装疯。但考虑到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去把他暂时接回家，给他理理发，洗洗澡，等待我们的处理方案。”
母亲李香桃望着刘大鼻子。刘大鼻子吐口痰，又说：“你要告诉他，不要以为装疯卖傻就可以逃避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绝不会放走一个坏人的。”母亲李香桃什么话也没说，目送着刘大鼻子远去。母亲李香桃对我和姐说：“我要去接你们的爸爸回来。”母亲李香桃交代我姐：“烧两壶开水。”姐姐“嗯”了声。
母亲李香桃是有接丈夫回家的打算。为此，她从柜子里拿出那件铁灰色列宁装，穿在身上，并走到镜子前，梳了梳头发。她那好强且不服输的心理，让她每次出门都挺直腰杆，哪怕心里再委屈、再悲伤，也昂起紧绷的方方脸，不想让别人看出她的悲伤，更不想让街上的人嘲笑她。她去了，去接她已经疯了的、肮脏得要命的丈夫，临走时还向我和姐交代说：“你们姐弟都不要出去，爸爸就要回来了。”
母亲李香桃去见了她的男人，但她的男人让她悲愤和绝望。她看见她的男人在搓自己的粪便。由于她的男人很少喝水，屙出来的粪便又臭又硬。但她男人的嗅觉神经早已紊乱，闻不到粪便的臭气。母亲李香桃打开门，看见她的男人时，她的男人满手是屎，身上也满是屎。他正把屎搓成麻花形状，举在脸前瞧着，正犹豫是不是吃下去。母亲李香桃说：“老黄，这是你自己屙的屎哩。”
她的男人正沉醉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一见我母亲李香桃责备的样子走到面前，吓得赶紧缩成一团，哆嗦着，眼睛不敢看我母亲李香桃，那情形，比关在笼子里让人观看的猩猩还要糟糕。母亲李香桃含着泪说：“走吧，老黄，我们回去。组织上让我接你回家。”
她的男人惊奇地瞪大无神的眼睛，觑着站在李香桃身后的人。母亲李香桃又说：“走吧，老黄，我们回去。”“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来了。”她的男人突然步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里正炮声隆隆且有日本兵横冲直闯。他抱着头，怪叫着冲我母亲李香桃说：“咦，日本鬼子是连妇女也要杀的。我不回家，你也不要回家，快逃吧，逃吧，逃得远远的。”
母亲李香桃怒道：“还什么日本鬼子？哪里有日本鬼子？”男人说：“有呢，很多很多日本鬼子。”站在李香桃身后的人笑着，“他说蠢话呢。”男人说：“满世界都是日本鬼子呢、满世界都是。”另一个站在门口看的人说：“黄抗日，日本鬼子有那么可怕吗？”母亲李香桃没有耐心了，说：“你到底跟我回不回家？”男人缩在一隅不敢动，喃喃自语，不再理睬要接他回家的女人。母亲李香桃只身回了家，当时学校里还没打铃上课，我在操场上玩。那是午睡时间，春末的太阳黄灿灿的，照在身上有点热。母亲李香桃的眼睛哭肿了，走路时一边哭，一边用一条手帕揩着眼睛。母亲李香桃径直走进屋里，谁也不理。我没看见爹的身影，就畏畏缩缩地走回家，走到母亲身后小声问：“妈，爸爸呢？”
母亲抽泣着。我又问了遍，母亲答：“你爸爸死了。”我大吃一惊道：“爸爸死了？”
母亲忽然扭过头来，母亲的脸上很痛苦很痛苦，为此脸上的五官都扭曲了，不像母亲，而像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中年女人。我怔着，奇怪母亲怎么突然变模样了。母亲却说：“你爸爸已经不是人了，还不如死了好。”
我不懂母亲的话，母亲又说：“孩子啊，从今往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依赖这个依赖那个。也不要依赖你姐姐。自己洗衣服洗鞋子，听见吗？”
我当时十岁半还不到，并没意识到母亲已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很懂事的样子点点头。母亲见我点头，又说：“妈妈对你态度一直很粗暴，是妈妈脾气不好。你恨妈妈吗，孩子？”
“妈妈，我不恨你。”母亲把我搂到怀里，母亲脸上泪水涟涟的。我说：“妈，爸爸真的死了吗？”母亲又伤心地摇摇头。我说：“那你怎么不接爸爸回家？”
母亲把我搂得更紧了。这时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母亲把我推开，要我去教室上课。“去吧，小毛，我的好儿子，”母亲说，整理了下头发，“妈妈也要上课了。”
我这辈子里这是第一次听母亲叫我“我的好儿子”，也是唯一一次。若干年里，当我称我儿子“好儿子”或“乖儿子”时，我脑海里必定会呈现母亲叫我“我的好儿子”的情景，那个让我一想起就难过的场景便会理直气壮地跳到我面前，揪我的心。
我母亲李香桃老师没去上课，那天晚上也没回家。几天后，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尸体被一个打渔的农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捞了上来。起先那个农民以为自己打捞了一大网鱼，心里美滋滋的，当他把渔网捞起时，看见捞上来的是一具穿着铁灰色列宁装的女尸——列宁装已被泡肿的尸体胀破了，当即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自己遇见了鬼。
李香桃老师于那天下午没走进教室，她毅然去了镇革委会。李香桃老师感到很委屈，还很愤怒，同时感到这个世界对她太不公了。李香桃老师走进镇革委，指名道姓要见镇革委会主任。镇革委会主任当时在县里开会，她就要求见严副主任。李香桃老师说：“主任不在，那好，那我找你们严副主任。”严副主任是镇革委会二把手。他以严厉和不讲情面著称于黄家镇。严副主任当时正和几个人坐在他办公室里研究事情，见李香桃老师泼妇样地闯入他办公室，就皱起眉头，很不高兴，好像一只猎犬盯着走来的陌生人，目光凶凶的，只差吠叫了。对于靠整人爬上来的、以整人为乐的严副主任，在黄家镇，任何人都不放在他眼里，何况是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的老婆。“你有什么事？”严副主任拧紧眉头问。
李香桃老师走过去，一拍桌子，脸上布满了义愤填膺，那些东西犹如墨水样四溢，流得满脸都是。“你们太毒了！”李香桃老师说，“你们把我老黄整成了疯子，吃自己屙的屎。你们把老黄整成这样，现在又把他交给我。我要你们负责把老黄的病治好。”
严副主任睃着李香桃老师说：“你是同谁说话？”李香桃老师只有靠拍桌子来给自己壮胆，于是她又拍了下桌子。“同你说话，”
李香桃老师愤怒地瞪着严副主任，“就是跟你这个没良心的男人说话，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缺德的男人！我老黄好好的一个人，你们把老黄逼成了疯子，又要我领回家，老子不要了，老子要你们把他的病治好，再还给老子。”
严副主任终于忍不住像狗一样大叫一声：“住嘴！把她赶出去！”他对刘大鼻子和另一个人说：“这里是黄家镇革命委员会，不是‘国民党高级特务’的老婆跑来撒野的地方！”
李香桃老师情急之下骂人道：“你们都是畜生、畜生、畜生咧！我老黄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都没疯，疯在你们手上。我要告到省里去，告到中央去！”
严副主任一拳擂在桌子上，“砰”，他愤怒道：“住嘴！你这个‘叛徒’的老婆，竟然跑到革委会来撒泼。你再在这里嚷嚷叫叫，无理取闹，把你也关起来。”
李香桃老师可不是吃素的，那张阴麻子脸上的愤怒比严副主任的愤怒还多，尖叫道：“关我吧，老子不怕！不关老子，你们是老婊子养的！”
刘大鼻子发火道：“你骂谁婊子养的？”李香桃老师指着他大叫道：“骂你们都是婊子养的！”严副主任的脸都气青了，说：“你有胆再骂一句！”李香桃老师命都不打算要了，还怕严副主任威胁吗？立即骂道：“你是黄家镇的畜生和婊子养的！你们只欺负得我老黄住，你们这些婊子养的，我咒你们断子绝孙……”
他们真火了，都没想到“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的老婆竟敢如此猖狂！他们集体动手，把尖声叫骂的李香桃老师粗暴地推出办公室，又粗暴地揎出了镇革命委员会。李香桃老师被他们揎出去了，但她一扭身又往大门里冲，冲进去要打严副主任。刘大鼻子一个箭步冲上来，抓住李香桃老师举起的胳膊，把她往后拖，严副主任这才免遭李香桃老师扇来的一耳光。严副主任气愤地黑着脸喝道：“你们把这个女疯子拖出去，把门关上。”
他们像民警抓获女流氓或女扒手一样，抓的抓李香桃老师的手，扭的扭李香桃老师的胳膊，揪的揪李香桃老师的头发和衣服，毫不客气地把李香桃老师拖出镇革委会的大门，摔在地上，摔了个前滚翻。接着，他们不等李香桃老师再次冲进来，关了大门。
这是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生前最后一次挣扎，这一次挣扎无疑失败了，所以她把心一横，想用死来解决问题。我相信是这样！遥想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下令杀谭嗣同时，谭嗣同可以跑，但他硬是不跑，等着刽子手来抓他，他要用自己的头颅唤醒四万万国民！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我母亲李香桃老师当然不能与谭嗣同比，她的大脑里也压根儿没有这种境界，但她敢用死来对抗当时的整个社会，这也是很了不起的。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恨母亲，恨母亲竟然丢下我和姐，自己去了另一个清静世界。同时也很恨严副主任和刘大鼻子，咬着牙想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杀死他们，不是一刀杀死，而是将他们分别绑到山里，千刀万剐，让他们一点点流血和慢慢痛死。当然，这种思想是在我少年时候，时间消除了我的仇恨。严副主任活到了二○○五年，死时八十多岁，寿命并不短。所以我有时候也迷惑，坏人在电视连续剧或小说里，都是必有恶报什么的。可是生活中，有些坏人并非那样。例如严副主任，他就并没遭多少报应。刘大鼻子蹲过监狱，他没蹲。“文化大革命”中期，他调到了县农业局任革委会主任，后升任县革委会任副主任，在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一直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革委会撤销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副县长，在副县长的位置上又干了几年——虽然那几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可还是给他办了离休，因为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前参加革命的，之后的二十年住在县委县政府的宿舍里，直到他去世。
有几年，我反复想过有关死亡的问题，非常想弄明白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死亡或为何要选择死亡。生命是那么可贵，为了能活，爹在强人面前是能低头就低头、能弯腰就弯腰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着比什么都好，哪怕这种活着只是苟且偷生，那也比死亡强。所以我爹是不到该死的时刻极不愿意死的。为什么我母亲那么年轻，却偏偏要选择自杀？我可能身上更具父亲的遗传，曾暗想，人是很难选择死亡这条路的，因为自杀不是也需要勇气，而是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我母亲李香桃老师不是英雄，也不是胆小如鼠的女人，可她偏偏选择了自杀，这是为什么？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她的思维在那一刻短路了。所以我说，人在思维短路、又没人开导时，就可能选择死亡。因为这条路可以让你闭上眼睛，一了百了。李香桃老师在镇革委会受到轻蔑、侮辱和伤害后，做人的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丈夫又成了个搓自己粪便玩的疯子，人就绝望了，于是她走到湘江边上，跳了下去。
“文化大革命”中，像李香桃老师这种绝望中选择轻生而一了百了的人，还真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