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辽宁沈阳市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我国清朝开国元勋，有名的政治家、谋略家。
范文程出身名门，曾祖父为明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他自小好读书，才思敏捷，擅长谋略。清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他自愿投效，但未受重用。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位，发现他的才智并委以重任，使之成为其主要谋士之一。从此范文程开始了他辅佐三朝四帝的谋略生涯。
天聪三年（1629年）冬，皇太极亲率大军，由龙井关、洪山口越过长城，直通北京。突然，遭到明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师回援的坚决抵抗，双方激战至北京城郊，相持不下。清军久攻不下，伤亡越来越多，粮秣补给日益困难，一筹莫展。此刻，范文程向皇太极献反间计。当时后金军俘获两个明朝太监，皇太极先密令部将故意议论与袁崇焕有密约，使被关押的太监得以偷听；然后又令后金军放走一个太监，使其返回明廷报告崇祯皇帝。一向猜忌而多疑的崇祯帝果真误信袁崇焕与清军有密约，随将袁从前方召回逮捕下狱，不久即处死。祖大寿闻之大为惊骇，顾不上当面清军，慌忙带自己手下兵将逃归锦州。就这样，范文程的一条反间计，不仅为皇太极除掉了一个战场不能战胜的宿敌，反而使明军自己让开了一条通道，使清军得以从容退出关外。由此，明清的军事对抗，骤间产生了不利于明朝的转化。
天聪元年（1632年），皇太极率满洲八旗和蒙古各部兵马穿越兴安岭，远征察哈尔。不料，林丹汗得知情报后，采取坚壁清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丢下一座空城。待皇太极率数万大军疲惫不堪赶到归化（今********）时，已是人走城空，无吃无喝，一片狼烟。早已人疲马困、粮秣告罄的清军每日都有士卒饥渴而死。数万人马只得靠猎取黄羊为食。这时，清军若从原路返回，因沿途地薄民穷，将士无所得，部队无所食，千里兴师，徒劳而返，必将名利俱失。但若兵马深入明境，抢劫一番，却又苦于师出无名，不敢贸然行事，真是计无所出。于是皇太极让范文程等献计。范文程说，惟有深入，方为上策，但必须以“议和”作幌子。他进而解释道：可先写信与明朝近边地方官员，要求议和，并限住日期，立候结局，谅南朝皇帝，人多嘴多，近边官员也不敢担当，届时便可藉为口实，为所欲为。皇太极如茅塞顿开，立即采纳了他的计谋，一方面致书明大同、阳和、宣府等地官员，要求议和，并以十日为限；另一方面挥师直奔宣府、张家口，沿路纵兵掠民，满载而返。结果，正如范文程所预料的那样，直到清军劫掠而去，“议和”的协定尚未及回复上报。
崇德七年（1642年），明朝大将洪承畴在松山战败被俘。皇太极爱才，欲招降为其效力。派诸多人前去劝降，但洪承畴誓死不降，骂不绝口，令众人无可奈何。于是，皇太极又派范文程前去试试。范到了洪处，一句不提投降之事，只与洪承畴天南海北、谈古道今地闲聊。其间，房梁上有积尘溅落在洪的衣襟上，“洪屡拂拭之”。这个下意识的小动作，一般人谁也不会留意的，但范文程敏锐地观察到后，露出了宽慰的自信。他向皇太极献计：“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他鼓励皇太极不要灰心，只要耐心地等待和劝说，洪定会被说降的。果不其然，经过范文程等人耐心而巧妙的游说，一向信誓旦旦要以死报国的洪承畴终于乖乖地就范，俯首贴耳地投降了。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拟再度伐明，但对这次出征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并不明确；对是否入关，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范文程提出：明之覆亡，已无可挽回，此种形势，犹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机会难得，稍纵即逝，要当机立断，果敢地挥军入关，挺进中原抢夺明朝天下。以往清军也曾数度入关，但主要是为了掠夺。上至将帅，下至兵卒，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但对此次入关，范文程特别强调，要一改昔日掳杀传统，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能使中原地区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
四月底，清军进军北京，当得知崇祯皇帝已缢的消息后，为了迅速稳定政局，安抚民心，范文程建议采取以下政举和措施：宣布为崇祯帝发丧三日；起草檄文，自称为“义师”，打出为大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把矛头转向李自成等农民军，这不仅为清军入京找到了堂皇的借口，又最大限度地减少大明军民的抵抗；各衙门官员俱照录用，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官员同满官一体办事等。范文程认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由于他采取恰当的对策，为清政权在北京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越发显出他在政坛上、军事上超乎群雄的显赫地位作用。
俗话说：“树大招风”。随着范文程地位的上升，声望过隆，引起了清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贵族官员的忌妒和不满。一向好独秉大权的多尔衮也在许多政策、用人等问题上与范文程发生分歧。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多尔衮以“今国家一应事务，各有专属”，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等借口，开始限制和削弱范的权力。同年八月，因甘肃巡抚黄图安呈请终养问题，范文程被多尔衮以“擅自关白”辅政王济尔哈朗为由而下法司勘问，官虽未罢，但范文程已深知自己的处境和今后该怎样处理与多尔衮的微妙关系了。他处处小心从事，既不使自己冒尖，更不干出风头、授人以柄之事，免遭不测。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独断专行的多尔衮由于贵族内部权力争斗的需要，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位，并幽毙了肃清王豪格。在此前后，多尔衮曾多次命其亲信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同范文程一起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处理不好将殃及安危，但他又不能违命不从。遂用计托词养病、闭门不出，采取软拖的办法，以免遗患未来。果不出其所料，顺治七年 （1650年），多尔衮病死。翌年初，多尔衮被指控生前“谋逆”，依附多尔衮的刚林、祁充格等人，被控犯有妄改太祖实录之罪而杀。范文程虽也参与此事，但因既非多尔衮一党，又未留下把柄，仅被处以革职留任，不久又官复原职。就这样，范文程不仅机智地避开了一场政治争斗，而且又很快地得到新主福临帝的信任和重用。至顺治九年（1652年）范文程官升至议政大臣，这是此前所有汉人从未得到过的宠遇。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为治理好国家，整顿朝纲，特请范文程研究治国安邦之道。范文程坦诚地说：“大凡行善合天者，必君明臣良，交相释回，始克荷天休而济国事。若人主愎谏自用，谁复进言？”这番话，实际上是要福临以过去多尔衮重用冯铨等亲信，独专朝政而引发内部派斗为教训，要善纳群言，能听进不同意见，使君主的决策能顺乎民心民意，合乎潮流。在此之前，他还向福临建议：多尔衮在时，那些疏远他的大臣或因反对他而受到排挤的官员，都是爱国忠君有正义感的人才，皇上要“当思所爱惜之”。福临接受了他的意见，“原任科道官许作梅、李森先、桑芸、向玉轩、庄宪祖诸人内，系参冯铨降革者，俱起用。”在此之后，范文程又提出了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多被采纳并实行。不仅如此，他还对朝中那些敢于直言不苟、秉公不阿的臣僚给以爱护。当时著名谏臣魏象枢，因在朝中“与诸大臣抗辩是非无少诎”，而常常遭到权贵们的攻击。独范文程“心识之，曰：‘直哉，此我国家任事之臣也。’”由于魏象枢得到范的支持，使之在朝内声望日高，顺治帝因此受益匪浅。所以，李蔚曾称道范文程是培养人才、爱护人才的伯乐。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范文程晋秩少保兼太子太保。但他此时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多次上疏乞休。福临不愿失去这样一位谋士和得力助手，命他“暂令解任”，一俟病愈，“以需台用”，还特别加封太傅兼太子太师。然而，明智而又深谋远虑的范文程，就此谢政隐退，安度晚年。到康熙五年八月，年至70岁的范文程结束了他一生从政50年的谋略生涯。康熙五十二年，玄烨亲笔书写“元辅高风”于其祠，对其在清初统治时期的作用作出了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