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词汇似乎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因而人若想领会它的全部意思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宇宙，比如时间。不是专家，不太能说清楚。即使听专家讲解，没有一定常识的人，也不太容易真的听明白。但在现实生活之中，却仿佛谁都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时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因为宇宙和时间作为一种现象，或曰作为一种概念，已经被人们极其寻常化地纳入一般认识范畴了。大气层以外是宇宙空间。一年十二个月，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六十分钟，每分钟六十秒。
这些基本的认识，使我们确信我们生存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以及怎样的一种时间流程中。这些基本的认识对于我们很重要，使我们明白作为单位的一个人其实很渺小，“人生寄尘世，奄忽若飙尘”。也使我们明白，“人生易老天难老”，时间即上帝，人类应敬畏时间对人类所做的种种之事的考验。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大受影响。
对于普通的人们，具有如上的基本认识，足矣。
“文明”也是一个类似的词。
东西方都有关于“文明”的简史，每一本都比霍金的《时间简史》厚得多。世界各国，也都有一批研究文明的专家。
一种人类的认识现象是有趣也发人深省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首先是从对它的误解开始的，人类对时间的概念首先是从应用的方面来界定的。而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首先源于情绪上、心理上，进而是思想上、精神上对于不文明现象的嫌恶和强烈反对。当人类宣布某现象为第一种“不文明”现象时，真正的文明即从那时开始。正如霍金诠释时间的概念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
文明之意识究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并且还将继续改变我们人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是我根本说不清的。但是我知道它确实使别人变得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内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说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一户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二十世纪初，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而现在，中国人口只略少于一百年前的世界人口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应该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理论。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
8.时常想起方志敏
是的，时常想起方志敏，想起他的《可爱的中国》——他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知道了方志敏这个名字，语文课本中有他的《囚歌》，并且配有他的一幅照片——修长的身材，消瘦的脸，头发很厚，两颊有胡碴儿，目光镇定而又坚贞，脚和手都戴着镣铐……那是典型的志士囚的形象。
后来，长大了的我发现，画家们所画的苏武、文天祥、屈原，基本都是那么一种形象。徐悲鸿的《八百壮士》，个个都有那样的脸和那样的目光。赵丹所饰演的《在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更是像极了照片上的方志敏。少年时期的我，还收藏过一幅俄罗斯画家的油画《拒绝忏悔》，其上就义前的俄国革命者，也有那样的脸和那样的目光。
任何与人发生既长久又密切之关系的事情，几乎全可使人形成独特气质，革命尤其如此。依我想来，在十八九世纪的俄国和法国，也许只有民主主义革命者的眼里，才具有镇定又坚贞的目光。除了他们，另外还有什么别种男人的眼里，会有那样的目光呢？那男人的精神的告白，即：
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真理故，
两者皆可抛。
曾有翻译家予以纠正，指出裴氏原诗中是“若为自由故”；正如有翻译家指出，俄罗斯民歌中“你看那匹可怜的老马”一句，其实应为“你看那可怜的姑娘”。究竟是否真的都是错误，我至今也不清楚。但相对于裴氏的诗，即使确是错译，我也还是宁愿将错就错，更接受那错了的译句。尽管，“真理”二字太空洞了，不像自由那么容易理解。但所谓“真理”，却肯定是包含着自由的。无自由，毋宁死，那么真理也便没了意义。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
读这样的诗，于是不需要老师解释“浩然正气”一词了……
记得语文老师还讲了这样一则关于方志敏的故事：他被俘虏时，国民党的两名士兵看出他是共产党的大官，希望从他身上搜出金银珠宝，却仅得两枚大洋。不甘心，逼问他将金银珠宝藏在哪儿了。方志敏冷笑道：“不要异想天开，革命者不是为了金银珠宝才革命的，我的军饷并不比我的士兵们多……”
语文课堂一片肃然。上中学以后，从校图书馆借了一册《可爱的中国》，字大，书薄，算编者写的方志敏生平才五万多字。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将我们的中国比作儿女众多的母亲，将侵华的帝国主义列强比作恶魔。
恶魔们用它们的刀，在母亲的身体上砍出伤口，把各式各样粗粗细细的管子，从那些伤口插到母亲的身体里，争先恐后地贪婪地吸吮母亲的乳汁、血液和膏脂……它们还不肯罢休，还要生生地砍下母亲的手臂和腿足，打算将母亲彻底肢解……同胞们，我们母亲的儿女们，救救我们的母亲呀！……
如果有谁今天仍保留有《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并且重读的话，那么一定会从中看到以上一段文字的。我不敢说烙印在我十三岁时的头脑里的记忆一定句句准确，岁月总是会冲淡许多记忆的，哪怕是很深刻的记忆。但是我敢发誓，那段文字肯定不是我的头脑臆生出来的……
而我现在之所以时常想起方志敏，乃因有人仍在我们祖国母亲的身体上弄出许多或深或浅或大或小的伤口来，仍把各式各样粗粗细细的管子从那些伤口插到母亲的身体里，仍偷偷摸摸甚至明目张胆地，贪婪地吸吮母亲的乳汁、血液和膏脂……
那些家伙，已不再是帝国主义列强分子，他们是我们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祖国母亲的儿孙们。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对我们的祖国母亲毫无亲情可言，只拿她当成自己财富链上的“阿里巴巴的山洞”。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像以前的外国资本家雇用的监工对我们的同胞一样凶恶……
我们祖国的有些地方，被他们弄得千疮百孔。为了钱，对于我们祖国母亲，对于自己的同胞，他们是什么可恶之事都干得出来的。比如一起起的“黑煤矿”、“黑砖窑”事件……比如某些“豆腐渣工程”造成的伤亡惨剧……比如一处处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给国家给百姓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们可是我们中国人中的人啊！夫复何言？夫复何言！每当我想起方志敏时，我的心也会像当年的方志敏在狱中写《可爱的中国》时那么猛烈地疼一下。
我当然不在狱中。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也明明白白——相比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那些负面现象绝不是中国发展过程的主流现象。
但，我的心还是会疼一下。有时疼得很猛烈，有时也不仅仅微疼一下，还有时连微疼也不疼。比如报载，区区一个县，居然有二十六位之多的副县长！比如报载，满打满算十二个公务员的县一级单位，却要盖两千余平方米的大办公楼……比如报载，某县局以上干部，人人在县城以外都拥有三百平方米以上的豪华别墅，而那个县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贫困县……我的心，将更不容易再有什么疼的感觉了。但，还是禁不住偶尔想起方志敏……
9.父亲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