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正派的文化，也是从不对人民大众凶相毕露的。因为它洞察并明了，民众之所以由郁闷而愤懑而终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会本身积弊不改所导致。
集体的怒不可遏是郁闷的转折点。
而愤怒爆发之时，亦正是愤怒开始衰减之刻。正如电闪雷鸣一旦显现，狂风暴雨冰雹洪灾一旦发作，便意味着积雨云的能量终于释放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都必然过去，不过时间长短罢了。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前，文化一向发挥其守望社会稳定的自觉性。这一种自觉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觉到社会本身是在尽量匡正着种种积弊和陋制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倾听文化之预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会随大众的希望一起破灭为失望，于是会一起郁闷，一起愤怒，更于是体现为推波助澜的能量。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后，文化也一向发挥其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却从不曾在民众之郁闷变异为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转折之际发生过什么遏止作用。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药的闪光业已显现，再神勇的拆弹部队也无法遏止强大气浪的膨胀。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陷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与从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论到文化自觉，恐怕理应发挥的人文影响作用与已然发挥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异的。
与从前相比，政治对文化的开明程度也应说今非昔比了。但我认为，此种开明，往往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更为重要。
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地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是以忧虑。
6.论文化在政治之上
文化在政治之上，原本是无须论的。中国之改革开放，终将验证这样一种规律——成也文化，败也文化；若功亏一篑而不可持续，教训也肯定归于文化。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
文化在政治之上，匪今斯今，亘古如兹。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一切关于政治的思想。没有进步的文化，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进步的政治。
政治是文化这棵树上的果子。
如果良好的文化思想、文化气息能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并充分体现，那么这样的社会无疑会是良好的社会；文化学者将这样的社会定义为“良知社会”。如果反过来，政治意识形态无限膨胀，企图占领和统治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处空间，而文化被逼退到了边缘，那么这种社会自然叫“政治社会”。
文化的社会是自然的。政治的社会是不自然的。文化倘若被变成由政治所长期左右的某种“东西”，是文化的悲哀。悲哀的文化不能提升民族精神和灵魂，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有多么自信的文化，才有多么自信的政治。文化禁锢是政治极其不自信的表现。只有与政治平等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前提下受政治尊重的文化，才能培植优秀的文化知识分子族群，才能形成有思想力的文化。当然，这里所言之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所谓优雅文艺，或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就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
文化有其本能性、商业性和自觉性。
其本能性即满足人们娱乐快感的属性。谢天谢地，这一种属性，我们的当下文化不但有，而且还日渐地蔚然成风，发扬光大。但文化的本能性，只不过是文化的原始属性，是原始人都喜闻乐见的文化属性。
文化的商业性即逐利性，或曰为金钱而冲动的文化。诸位都已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几乎满目皆是。其大多数，或者无价值观可言，或者其价值观大成问题。比如欣赏阴谋手段，讴歌皇权的文化，价值观便大成问题。
文化的自觉性，即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塑造的责任感、使命感。此种文化，将客观地梳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尽量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尽量深刻地剖析自己国家的历史错误以警后人。也将正视社会现实，具有忧患意识地呈现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义无反顾地批判种种假、丑、恶之社会病态。当然，同时会用温暖来慰藉众多沮丧的、疲惫的、冷感的、迷惘的人心。
自觉的文化，是将以上功能全面发挥的文化，而不是明智地，甚至犬儒主义地逃避现实的文化。
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自觉的文化。
但是诸位，是不是太少太少太少了呢？
几乎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分明，我们的当代史近代史，被一段一段遮蔽甚或干脆抹去了，变得七零八碎面目模糊；我们的现实被不惜成本地粉饰了；我们这个焦虑不安的时代被几乎已经令人讨厌的歌舞升平所包装了；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有点儿傻兮兮的了——怎么全民族仿佛对这么一种几乎没有自觉性可言的文化，竟没了半点儿不适感呢？
仅仅抱怨文化知识分子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蚂蚁放在烟灰缸里，当它们向外爬时便用烟头烫它们的话，几次之后，便都不往外爬了，甘于只在烟灰缸里活动了。并且，会通过化学分泌物互相传播信息，达成不往外爬的潜规则——烟灰缸规则。
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受着这么一种不良的规则所限制。如此一种文化，几乎只能提供娱乐，几乎只能以商业目的为目的。自身品质萎缩，又怎么能够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呢？
看我们现在说假话的现象多么普遍！人们多么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经常感到，能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听到哪一位官员说了一句比较性情的，比较发乎真心的话，我们常会对其好感倍增。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呢？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有一种印象是——主张和为贵的只不过是中国的古人。中国的当下文化中仍充满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内容，似乎中国人不窝里斗就不是中国人了。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还有一种印象是——中国“不差钱”，仿佛许多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都是山西煤老板了。
许多原因给他们那种印象。
文化原因是原因之一。
这么一种文化，怎么与世界接轨？怎么向世界展现魅力和亲和力？
我们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加上“孔子学院”也不行。
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总体上不能自由地同时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人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决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也还是难以真的获得尊重。这是某一国家的文化悲哀。而同样悲哀的，也是某一国家的政治。
我们不应该让那种包袱一代一代地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如果爱护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就应使他们明白——禁锢手段是消极的文化理念。
在漫长的六十余年中，文化与政治的真正关系一直没处理好；政治一直被理所当然地供奉于文化之上，文化一直只不过被视为政治的“附属品”，更有时仅仅被当成足可为政治“服务”一下的工具。并且，可悲的是，为数不少的文化知识分子自己，也早已渐渐习惯了“文化在政治之下”的文化观。
“文化”概念，从来大也。
“人文伊始，文化天下。”“化天下”之“文”，既可理解为文明，亦可理解为文化。文化的终极概念，其实便是文明。文明的核心概念，其实便是文化。
统治当然也是政治。
但再高级的统治，本质上也还是初级的或曰低级的政治。封建统治漫长的国家之所以会背上历史的包袱，乃因它在初级的或曰低级的国家形态中被浸淫得太久太久，结果国民的心智被一代一代地弱化了进而愚化了。
政治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封建统治是不配被言作政治的，高级的也不配。
从统治到政治，是一个经文化所化的过程。革命是文化化不了之时的暴烈的社会现象。说到底，革命亦是文化影响下的行动。革命理论是特殊而极端的文化。
统治一向只利用文化。即使好的文化，久被利用，也便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的反面。
政治也分好坏的。好的政治并不一味利用文化，而是能够与好的文化相结合，变自身为文化了的政治。
文化了的政治，是自觉并善于将人类之好的文化主张落实为社会原则的一种政治。故这一种政治的宗旨，是不需要靠一大套一大套的所谓理论来诠释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政治之所以显出仍极复杂的现状，盖因这些人与那些人，这些民族与那些民族，这些国家与那些国家的利益之争。在这些问题上，文化化一个国家已经很难，化整个世界自然力不从心，最终还是要靠政治来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只不过是空谈，而唯有政治才是实际的。因为一个事实乃是，化利益之争化得好的政治，所遵循的恰恰是文化早在人类的古代就指出过的方向。而凡化得不好的政治，皆是违背那一方向的。或虽然也作出遵循的样子，但实际上却以利益集团之利益为最重要，不愿真的使社会朝那一方向进步。这种时候，政治对文化采取的往往是“叶公好龙”的态度，它会使文化尽其所能地工具化和娱乐化，却想方设法对文化之思想力实行遮蔽、剔除的策略。但这分明是不可持续之事。因为丧失了思想元素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而文化有一种自觉性，那就是绝不会长久甘于在次品质的层面存在……
古人云：“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苏轼由是进一步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还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耳。”朱熹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欧阳修说：“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杜甫说：“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三国志·魏书》有言：“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以上皆“政”、“治”语也，但首先是人文思想。若从政治的思想中抽去人文思想，政治就只剩下了权谋和治术；这样的政治是肮脏的。而从文化的思想中抽去政治的内容，它还是那么丰富，那么足以使人类温暖，那么源远流长。
从《乌尔纳姆法典》到《汉谟拉比法典》到《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文化思想力的火炬始终照耀着人类的发展进程。而好的政治思想，同时丰富了文化思想。
在从前，在中国，在许多政治人士那儿，许多事都被强调为“政治仗”。政治泛化再泛化，膨化再膨化，企图占领每一个人的每一寸生存空间包括脑空间。
政治一经泛化，必庸俗化。
庸俗化的政治无异于伪宗教。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本应与人类具有的亲近关系遂被离间。而在这样的国里，是既不可能有什么先进文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国民的。从梁启超到鲁迅，都曾对于被愚化的国民表达过悲愤的忧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切成果皆归功于三十年前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切教训也归咎于那思想解放的不能深入戛然而止。
一个事实越来越分明——三十年前那一次被解放的思想力成果，显然接近耗尽。并且某些在当时看来不无可取之处的思想，由于被奉成万应灵丹，现在却已结出了劣果……
文化尚未成功，政治仍需努力。
7.皇帝文化“化”了什么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二三年里，纵观全世界的文化现象，有一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现象特别地泛滥。将这一种特别地泛滥的文化现象摊放于全世界的文化现象之中来看待，进而来思考，于是便有了异乎寻常的意味。其文化的品格性质，同时便不免地令人疑惑。
那就是——风起云涌般地发生在中国的皇帝文化。或曰皇权文化。这一种文化，既是关于古代历史事件的一种文化，又是关于古代政治权谋的一种文化；既是文艺的，又是娱乐的；既表现为庄重的，又表现为嬉闹的。从出版业，到影视业到广告业到报刊业，所有这一切类型的皇帝文化现象，形成芜杂而多产的“滚滚皇尘”。
众所周知，它首先是从台湾刮来的，来势类乎沙尘暴，代号《还珠格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