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高的西城城门楼上向东看去，一条笔直宽大的巨石板路从城门口一直向东边延伸，看到尽头，宛如一道藩篱般大小的围墙横亘在地平线上，而东城城门楼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沙雕般的小塔。据说在西城城门楼上看日出就和在东城城门楼上看日落一样，也是如此，只是一个步入白天一个走向黑夜。对这座城而言，这条尤其特别宽大的石板路显得是如此霸道，就像一把巨大无比的利剑自西向东将一座好似完整的城生生劈成两半，分为南城与北城，完全没有再合并的可能。沿着这条道路，北城规整气派的宫殿、园林、门道、外墙与南城参差不齐、高矮不一、密密麻麻的民宅、酒坊、妓院、市集形成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因为这条路的缘故，分明在一座城里的居民有时会感觉他们是处在隔河相望的两座城。只是没有人能说清楚这种割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自从孩提时代我有记忆开始，这座城就是如此。即使是去问一些年过半百的老者，他们的回答也是这样，从来都是如此。他们说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座城的历史本来就比任何一个在这座城里生活的人的生命要长，过去如此，将来也是一样。
但是将这座城一刀劈成两半的这条路，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虽然在建造这条路之前，那种分离的状态就已经存在了，然而也只有在这条路完全铺造好之后，这种分割才算真正清晰地确立了下来。它就像一座轰然倒塌的颂德碑记述了这座城曾经灿烂而辉煌的过去，昭示后人铭记于心。即使是从未踏足过这座城的外来者，旅人或者商人，诸如西边秦国的马贩子与东边齐国的盐贩子，对这条路的历史也略知一二，并无一例外对这条路赞叹不已。我的先生，作为负责记录这个国家历史的典史官说，在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恢弘而伟大的建筑，而且也不觉得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道路能够与此相比。他把这条路当作是这座城当之无愧的骄傲，甚至是这个国家当之无愧的骄傲也没什么问题。他说这些话时带着毋庸置疑的庄严而且自豪的口吻，全然不顾那些骇人听闻的传言。在这座城里，几乎人人都知道，这条路有多长多宽，路下面就埋葬了多少为修建此路而死的人的骸骨。虽然人人都知道，却从来不曾有人公开说起。所以这仿佛只是一个人人心知肚明的传言，从来也没有人点破。这些窃窃私语就像那些死者鬼魂的叨叨絮语一样，当你站在这条如此宽大明亮的道路上时，是完全感受不到的。许多年以来，对于这些死者的身份，在传言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揣测，奴隶、降卒、罪犯，还有一些劳役至死的民工。事实上，面对如此壮观威严的建筑，人们如今可以随心所欲在这条路上行走，那种谨慎小心的恐惧感或负罪感与路下的累累白骨一样，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条路建造之初，因为反对此事而被处死的太子太傅伍奢，边城城父县尹太子建的先生。按照公开的说法，提出建造这条路的楚平王明令楚国所属各地五十六个郡县都需要为此提供两千名劳役，而太傅伍奢在朝堂上公然拒绝了这项要求并提出了反对，理由是边城守备吃紧。他因为反对这项命令以涉嫌谋反的罪名被关押并最终被处死，连同一起被处决的还有他的大儿子伍尚，而据城父守备官司马奋扬的报告，他的小儿子伍员与已然畏罪潜逃的太子建及其亲信等于坐实了这条谋反的罪名。边城城父因为此次事件亟需升任一批官员处理日常政事、稳定民心，故而免去了这次摊派劳役。尽管如此，这次事件也许的确产生了某些警示，那道征用劳役的命令在其他地方执行下去反而比预想的还要顺利，一些郡县甚至还主动额外运送了大批建造用的工具、石料乃至粮草。得益于举国上下齐心协力的支持这项浩大工程前后仅仅花费不到三年时间，以至于在这种城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这条路好像突然在一夜之间就造好了。沿着这条路的建造方向路径上，所有的建筑都在王城禁卫军的监控下被一一强制拆除。自然，在这段过往中，少不了血腥而残酷的惨剧与怨言。然而当一条光明的、宽敞的大路终于出现，纵贯东西分割南北----面对如此让人惊叹不已的建造，没有人需要再去质疑修建它的合理性了。只不过，因为那段并不光彩的开始，除了前来述职的官员，来自城父的居民被下令永远不允许踏入王城。好在他们距此甚远，对这条禁令也并不在乎。
自这条路建成之后，郢城仿佛才算真正成为了一方诸侯楚国的都城。在这之前它一直被称为一块地域辽阔的蛮夷之地上一群乌合之众的汇聚之所。有了这样一条如此宽阔而坚实的主干道，在北城聚居的楚国贵族们借此运输的方便对他们的豪宅与庄园进行了翻修，无一例外建起了高大坚实的外墙，并在大门外放置了显示威严与阔气的猛兽石像，此举据说不仅可以震慑企图盗窃的宵小，还可以消灾避邪；而南城，平民百姓流居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同样也在有限的空间里拼命扩张着，在四通八达的街巷分割的缝隙里，一幢又一幢的新房紧挨一栋又一栋破旧的楼阁堆挤在一起，楼上到处拼接的悬廊同样四通八达，只要身手敏捷就可以在其中往来穿梭，就好像是另一座城盖在这座城上面一样。这座城因而显示出一种越来越拥挤也越来越繁华的气象，更让人躁动不安的是这种蓬勃的势头依然膨胀着。有一年，当名义上还统治着天下的周王朝派出官员来此巡视时，那位使者带着中原地带那股特有的傲慢以一种不失庄重的语气警示楚平王，作为诸侯王城的郢城建制与规模已然超越了当时周天子的都城洛邑，这是不合规矩的。仿佛半醉半醒的平王端着酒杯回应道，我这里本来就是蛮夷之都，不太懂你们中原人的规矩。后来几乎所有楚国人都知道了这个笑话，并以一种自负又骄傲的态度传说着。这种盲目又自大的态度让严肃正直的周朝史官极为愤慨，他们在周王室的史册上义正辞严地记录下了这一笔，却也对此无可奈何。
这件事同样被我的先生写进了楚国的历史里，作为一个史官，他对这一类在王城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从来都不吝笔墨。他的笔法婉转而深刻，表面上保持着一种面对中原那些优越文化的谦卑，内心却洋溢着对这个国家逐步迈入繁盛的骄傲。毕竟形势已经那样清楚，越来越孱弱的周王朝已经无力遏制这个分崩离析的天下，越来越强大的诸侯国们同时越发明目张胆地争夺着彼此的领土，他们也不再每一年都以那种虔诚而尊敬的态度拣选最为精致和贵重的物品进行朝贡，仿佛越来越倾向于将此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施舍一样。毫无疑问，这些所作所为都是不符合礼制的。在多年以前，宣称尊王攘夷的齐桓公不惜陈兵楚国边境召陵，几乎要挑起两个千乘大国的战争，理由之一仅仅是为了责备楚国没进贡周王室祭祀缩酒用的苞矛。即使是对早年周昭王不幸葬身于楚地汉水的责罪，也许亦只是毫无依据的揣测，背后的真相其实谁又能说的清楚呢？正如秦国那些激进的改革派们所扬言的，其实这些繁冗落后的礼义风尚早应该被摒弃了，它只不过是王侯们尔虞我诈的漂亮借口，无论是腐朽荒淫的贵族还是愚昧无知的百姓，其实早已经选择抛弃了那些听起来温文尔雅的传统。唯有律法，令行禁止的律法，才是拯救一个国家最有效的武器。我的先生对这种激进而苛刻的见解不以为然。作为这座城池里最有学问的人，他更醉心于那些书简上描述楚国先君们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他深受这些竹简中刻画的繁文缛节的熏陶，对祭祀典礼上那一套三叩九拜的行事准则了然于心，哪怕经年日久之后这些礼仪最终只是流于形式的故作姿态，他也会在一旁指点所有人把那套仪式按照“传统”一丝不苟地完成。为此楚国的王公贵族们都尊敬他，却是以一种厌恶而鄙薄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