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俄罗斯不甚了解的人，大概也听说过车臣这个名字。俗话说的好：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车臣十几年来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仅从这一点就知道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事实也正是如此，车臣问题就好比被伏特加损坏的肝脏细胞，随时可能发展为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俄罗斯国家躯体的健康。
一、车臣民族的起源
在俄罗斯西南的里海与黑海之间，横亘着一条大高加索山脉。这里生活着五六十个民族，有着不同的习俗、语言、文化和信仰。因此，这里历来就是一个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地区。复杂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高加索山民桀骜不逊的性格。车臣是众多高加索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民族。现在的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之一，面积1.5万平方公里，首府格罗兹尼（俄文意为“震慑”），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前，人口为120万。
有关车臣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车臣”是俄罗斯民族对它的称呼，据说源于格罗兹尼东南、阿尔贡河岸上一座叫“大车臣”的村庄，逐渐演化为整个民族的名称。由于不同民族语言的发音规则不同，车臣人的相邻民族对车臣人也有不同的称谓。但车臣人自称纳赫乔人，词源大约来自“耕地者”、“庄稼人”等词，开始只是山地车臣人对平原车臣人的称呼，后来就成为通称。今天的车臣人主要居住在车臣共和国境内。
古代的车臣是游牧民族，没有文字，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口耳相传、隐藏着民族起源的传说，因此，俄罗斯人来到之前的车臣历史难以稽考。而邻近民族对于车臣人的记载充满了偏见和误解，认为车臣人是一个“强盗”和“盗贼”的民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外界对于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是一些掠夺和袭击的好手，是一帮没有名目的人群，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就是山民，直到19世纪都是如此。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的后裔、着名的中亚征服者帖木儿曾经征服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直到18世纪末期，车臣人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政治上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地理因素对于车臣先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北高加索地区的地形分为平原和山区。长期以来，平原地区车臣人从事农业耕作，而山地车臣人则以放牧为生。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之前，车臣人的经济活动以牧业为主要特色，农业和牧业并存。战争之后，车臣社会才出现了商品货币关系。此外，山民中间盛行“掠夺经济”，不同泰普（部落）之间互相劫掠，在高加索山民的社会观念中，对这种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抢得越多越英雄。他们甚至还有抢亲的习俗，苏联有一部经典喜剧电影《高加索女俘虏（舒里克历险记）》（名称借用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的同名作品《高加索俘虏》），就反应了这种习俗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还未被根除。
二、俄罗斯对车臣的征服和治理
车臣民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沙皇俄国扩张的结果。沙俄的威胁加快了北高加索各个部落走向联合和统一的趋势，在部落基础上萌发了民族意识，并逐渐形成民族。
18世纪，沙俄为夺取黑海出海口，与土耳其长期征战不已，车臣处于两大国之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沙俄在车臣境内的重要通道处建立要塞，而桀骜不逊的车臣人则经常袭击和打劫沙俄军队。沙俄软硬兼施，一边采取军事高压手段，同时依靠拉拢、扶持本地上层人物，以达到控制该地区的目的。但这时沙俄的主要对手是土耳其和波斯，车臣并不是它的征服对象，因此，当时沙俄与车臣的冲突还不属于殖民征服与反征服。但是，随着沙俄在高加索的军事和政治存在的加深，冲突的性质便逐渐发生了变化。沙俄在军事上从防御为主转向了主动进攻，把山民们从平原排挤到山区，占据他们的土地，因而山民们的反抗行动就具有了反殖民征服的性质。在这种背景下，1785-1791年，北高加索地区终于爆发了“先知”曼素尔领导的起义。借助宗教的感召力，曼素尔号召人民进行针对异教徒的“圣战”，得到北高加索各部落的支持。
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它首次提出了北高加索人们联合的问题。
这样，在反对沙俄的斗争中，在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车臣人逐渐萌生了民族意识，并且出现了车臣语言，逐渐形成了车臣民族。
沙俄对北高加索的征服用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1830-1864年“高加索战争”期间，才将包括车臣在内的整个北高加索主要地区占领。车臣人以及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由于内部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来自沙俄的威胁，“先知”曼素尔：当时车臣人的宗教领袖，生平不详。
1999年8月底9月初，俄装甲部队行进在车臣边境附近各个民族在反抗沙俄入侵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条件逐渐成熟。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位宗教和政治领袖沙米尔。沙米尔在北高加索东部地区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伊玛玛特”，这是一个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他将阿拉伯语作为“伊玛玛特”的官方语言，还按照车臣语的发音，用阿拉伯字体创造出独特的车臣文字。沙米尔号召对沙俄异教徒发动“圣战”，在他统治时期，北高加索各民族在反对沙俄殖民征服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
沙俄政府除了军事征服以外，还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同沙米尔发展商业关系，分化北高加索各民族，拉拢沙米尔的将领，甚至把扣为人质的沙米尔的儿子送去接受俄罗斯贵族教育以扶植亲俄的领导人等。这些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小说《哈吉穆拉特》就是以叛逃俄罗斯的沙米尔的将领哈吉穆拉特为原型；接受俄式教育的沙米尔的儿子也果真被同化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沙俄腾出手来对付沙米尔，加大了军事打击力度。1858年，“伊玛玛特”的主要部分车臣投降；1859年，沙米尔被俘，“伊玛玛特”解体。到1864年，俄罗斯征服了北高加索西部地区，“高加索战争”最终结束，还有一些零星的抵抗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十年。从此以后，车臣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俄罗斯能够最终征服北高加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明的外交手段。
武力征服并不能够征服山民的意志，而只会激起更激烈的反抗。因此，俄罗斯帝国中有远见的人士认识到，必须和山民们实现妥协。在“高加索战争”结束之后，俄国政府对车臣山民仍旧采取了怀柔政策，保证了沙俄政府在北高加索的统治。
在征服和加强对北高加索的统治过程中，沙俄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巴里亚京斯基起了主要作用。他在北高加索推行的政策后来成为边疆地区管理体2004年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满目疮痍的街头建筑制的基础。1860年，他发表了《致车臣人民的宣言》，以沙皇的名义宣布原谅车臣人民的一切敌对行动，车臣人与俄罗斯帝国的其他臣民拥有相同的权利。
该宣言声称：保障山民的信仰自由，禁止强制征兵；车臣的平原和山区都永远属于车臣人；5年之内无须纳税，等等。《致车臣人民的宣言》除了宣布结束军事行动、号召和解妥协以外，也提出了战后重建、休养生息的政策。而关于车臣人的生活方式的声明，表明俄罗斯帝国认识到车臣社会的独特性，因而认为保持该社会稳定的途径就是不改变其生活方式。
一方面，俄罗斯的殖民政策对于北高加索地区的现代化具有进步意义。
车臣及北高加索地区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经济体系之后，沙俄政府在这里进行了经济建设，铺铁路、开油井、建厂矿，使该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在原先的军事堡垒基础上，形成了第一批城市，格罗兹尼就是其中之一。1870年，格罗兹尼成为车臣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俄罗斯还在该地区开办了许多世俗学校，用俄语进行教育。随着俄罗斯工业的发展，许多山民到城市和工业区打工，开始接受现代文明。这些进程，对于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山民古老的生活方式来说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车臣与北高加索其他民族一起，开始了一个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直到1917年革命。
但另一方面，殖民政策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在俄罗斯帝国对北高加索边疆地区的管理体系中，哥萨克是制约北高加索土着居民的重要工具。1862年，沙皇政府发布命令，拨出专款，通过对移民实施税收优惠等手段，有计划地将哥萨克大批迁入北高加索地区。这样，该地区短时间内外来移民剧增，土地出现稀缺，民族矛盾上升。尤其是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沙俄政府对北高加索边疆地区加强了控制，废除特殊的“管辖区”制度，将该地区变成一个普通的行政疆域单位；将俄罗斯内地的法律规则直接移植过来，建立起警察统治制度。沙皇政府还推行“俄罗斯化”的文化政策，灌输俄罗斯大民族主义思想，企图改变山民原来的生活方式。这些措施招致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使北高加索地区积存了大量复杂的矛盾，既有本地民族与哥萨克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又有本地各民族之间的矛盾。
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含义是“自由自在的人”或“勇敢的人”。大约在15-16世纪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民族中的一些农奴和城市贫民，因不堪忍受地主贵族的压榨和沙皇政府的迫害，逃亡沙皇统治鞭长莫及的俄国南部地区。于是，这里便成为逃亡异乡的人们的避难藏身之所，并逐渐形成几个定居中心。这些“自由自在的人（哥萨克）”因其居住地域不同而命名，居住在顿河中游及其支流沿岸地区的称“上游哥萨克”，居住在顿河下游的称“下游哥萨克”，居住在第聂伯河下游的叫“扎波罗热哥萨克”。后来，又出现了“伏尔加河哥萨克”。早期的哥萨克人主要从事捕鱼和狩猎，有时因生活所迫，也劫掠来往行商，甚至袭击黑海沿岸的城市和村镇。从17世纪后半期起，哥萨克逐渐转为农耕。但其身体内仍然沸腾着英勇无畏的血液，具有难以被征服的性格。16世纪时，哥萨克人中出现了一些军事组织，他们通过选举产生军队统领、百夫长和大尉，并由这些人组成哥萨克最高军事会议，统率自己的军队。至18世纪，俄国沙皇发现了这些人的勇猛无畏可以用于征战，便通过发给俸禄、分封土地等手段收买哥萨克上层，以掌握哥萨克军队，驱使和诱骗他们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进行侵略扩张充当马前卒。哥萨克军团曾一度成为沙皇俄国向中亚、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进行侵略扩张的急先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声名不佳。
三、苏联时代的车臣政策
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整个北高加索地区都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当时斗争非常复杂，民族、宗教、经济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在白色与红色政权的争夺中，一些民族精英分子进行了建立独立政权的尝试。他们先后建立了“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联合同盟”（1917-1918）、山地共和国（1918-1920）等政权，但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最终都归于失败。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北高加索建立了几个民族自治州。但各个民族自治单位相互间为争夺土地而冲突不断，经常发生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1925年民族首领戈钦斯基的暴乱队伍甚至达到1万多人。20年代末开始的强制集体化更加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尤以车臣为甚。据解密档案记载，1929-1935年，车臣发生了300多起暴动，其中1929年12月、1930年3月和1932年3月的3次暴动规模较大，最后苏联政府出动军队才镇压下去，大量居民被流放。1934年，车臣自治州和印古什自治州被合并成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州。1936年，该自治州升格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在此期间，北高加索建立了阿迪格、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卡尔巴达－巴尔卡尔、北奥塞梯－阿兰、达吉斯坦等一批民族自治共和国，西端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划去一部分。于是，北高加索成了国内一级行政区最多、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
卫国战争时期，德国入侵高加索，对当地的穆斯林采取了拉拢的政策，以战后允许车臣独立为诱饵，诱使车臣人与其合作。由此，不满苏维埃政权的车臣民族主义者成立了一些地下组织，其中“高加索兄弟特别党”规模和影响最大。他们与德军合作，在后方从事收集情报、爆炸桥梁、破坏供应、剿杀抗德游击队等活动。1943年初，红军彻底肃清了高加索的德军，但车臣－印古什的地下反苏活动并未停息。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45年1月，红军在当地共消灭了230余个团伙以及1800多个单个匪徒，共计3100多人。
苏联政府对车臣人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反抗行为采取了种族灭绝式的惩罚——全族流放。1944年1月3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车臣人、印古什人迁移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决议》。2月2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根据这项决议发布了《关于迁移车臣人、印古什人的命令》。两份文件以车臣“通敌”、“叛国”为由，决定将车臣人赶出世代居住的北高加索，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一些荒凉的地方去。当时被流放的还有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洽耶夫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德意志人和朝鲜人，理由是这些民族也有人通敌。《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办法实施细则》规定：“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所有车臣族和印古什的居民都应迁移”，包括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已经出嫁其他民族的车臣和印古什妇女不必迁移，但嫁给车臣和印古什男子的其他民族妇女则必须跟着丈夫迁移，除非离婚；连那些在军队中服役和在各地劳改营服刑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也在被流放之列。从红军中清理出车臣、印古什等民族的军人约157000人，其中军官约6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