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辉煌与无奈
不可否认，人类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也造就了一些可怕的不称职。
人类大力推行官僚政治，即使是完成一件最简单的工作，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类的社会结构越复杂，人浮于事、混吃混喝者就越多，并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虽然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教导：身居高位的人往往具有自知的睿智。他们会说：“你懂得越多，前途越不可限量，有一天也会跻身高位。”
于是我们用功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踏入社会、进入一种职业，我们仍紧紧抱持着上述的信念。
然而，我们总会很失望地发现，许多人似乎都不知道他们的专职何在，因而也都不能尽到工作上的职责。
例如，一位校长关心的主要问题竟然是：所有窗帘要高度一致，教室必须保持安静以及禁止任何人践踏或靠近花圃。
当我们的见闻增加后，会发现每个组织总有许多人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优柔寡断的政客装腔作势，俨然是果决刚毅的政治家；自命消息可靠的权威人士，到头来将过错归咎于难以把握的情况；懒散而傲慢的公务员不计其数；军事将领以豪壮的措辞掩饰行为的怯懦……
在这个复杂、矫饰的社会里，充满了不道德的牧师、贪污的法官、头脑不清的律师、文笔不通的作家以及连拼音都会出错的英文老师，我们对此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而已。
甚至在大学校园里，我们也能见到文件由拙于沟通的行政人员拟稿；而一些单调、乏味的课程，则由声音不清、表达能力缺乏的老师主讲。
可以肯定的是，其中许多人可能获得一两次的晋升——从某个能胜任的阶层晋升到仍可胜任的更高阶层，但能胜任新职位将使他有资格再度晋升，于是每个人最后都由能胜任的阶层晋升到不能胜任的阶层。
所以，假定时间足够，同时假定层级组织里有足够的阶层——每个员工终将晋升到自己不胜任的阶层，并从此停滞不前。
既然如此，谁来推动层级组织的轮轴呢？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找到一个所有员工都到达不胜任阶层的组织。大部分的情况是，人们仍会完成某些任务，因此层级组织仍有它继续存在的理由。层级组织的工作任务多半是由尚未到达不胜任阶层的员工所完成的。
平庸至上的社会
理想的排队任职被有系统地剥夺了想像力、创造力、天赋、梦想和个人特色。
自从进入公立学校开始，他就被灌输不同学科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来处理生活问题。从这种教育制度出来的人，都将成为平庸社会中机械化的角色。
当他一旦进入“平庸社会”之后，便被排山倒海般的势力压迫着，内心残存的真实感情也无法忠实地表达。
剥夺个性的机械化工作方式，会使他进一步丧失自我。
最后，他只有公式化地扮演好“排队任职”的角色，才能得到满足感。
在平庸至上的社会中，一切崇尚大众化、通俗化，这个风气使整个社会品味低下，产品品质也不再精良。
在平庸至上的社会中，行政组织内的各个部门，都有自我膨胀、敷衍了事的趋势。组织内的法则、规定和条例不但钳制了个人行动，也严重侵犯了个人生活。
于是员工开始感染一种病态心理，他的安全感越来越依赖法则、规定、惯例和有关他职务的记录。渐渐地，他便显露为无知、刻板甚至恶毒的组织偏执狂。他极度重视组织内部的结构、程序与形式，对工作表现或公共服务的品质与效率反而漠不关心。
“平庸社会”对官员施压，要求他们以正确的方法、小心谨慎的态度维护组织中的各种惯例。于是他一味墨守僵化的官场作风，而且对既定程序不知变通，只是盲目服从。
由于他将全副精力投注于服从规定之上，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工作成绩，更别说为大众提供服务了。
在层级组织中蹿起的官僚，往往得力于他们的负面特质。所谓的“能干”是指不打破常规、不兴风作浪。拖延（sluggish）、隐密（secretive）、多疑（suspiciou）是官僚们的天性，也是他们的“三S”诡计。
如此，每个排队任职者就逐渐养成“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他会兢兢业业地做好分内工作，却对所属部门、公司、社会、国家的萧条与腐化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任职排队丝毫没危机感
许多人变成排队任职后，丝毫没有危机意识，他们继续沉溺于排队的行为模式。
教育界、法律界、产业界、政府部门等都在崇尚平庸，个人贡献不复存在，平庸成为流行时尚，并进而成为典范作风。由平庸人领导的“平庸社会”都由排队当官者全权管理。
可是有些忧心忡忡的人，却因为他们的觉醒而痛苦。这些不适应环境的人大声疾呼，倡导变革，可是沉默的大众都已成为无可救药的“跟从癖”。
“跟从癖”是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标准单位，他是大众口味的典型代表，他是大众文化、大众风尚、大众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
技术创造了一个没有个性的标准社会，免除了“跟从癖”的责任，使他们不再需要作决策，也使他们觉得只要保持自身的跟随行为，就可以安然无事地接受教育、法律、产品和政府的平庸。
“跟从癖”对技术的巨大进步深信不疑。他被汽车、冰箱或其他用品上的电镀装饰迷住了。作为一个消费者，他觉得自己是进步的促成者之一。
他参与重大事件，而且以登陆太空计划之类的成功而自豪，虽然他与这些成功没有一点关系，对它们也只是一知半解。
如果不加限制，“跟从癖”的泛滥最终将腐蚀整个社会的结构，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
与跟从癖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典型是“人道主义者”，他的特质是：培养精神生活、仁爱与自我实现。这种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从创意、自信、才干中获得满足。
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做一个“人道主义者”，我们不但可以把自己从不称职中解救出来，而且还可以扭转正在逐步升级的体系萧条现象。
每个人都应负起社会责任
1964年3月，在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
在凌晨3点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被一不相识的杀人狂杀死。作案时间长达半个小时，附近住户中有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被刺的情况和反复的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她，也没有一个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
事后，美国大小媒体同声谴责纽约人的异化与冷漠。
然而，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并没有认同这些说法。对于旁观者们的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还有更好的解释。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专门为此进行了一项试验。
他们寻找了72名不明真相的参与者与一名假扮的癫痫病患者参加试验，让他们以一对一或四对一两种方式，保持远距离联系，相互间只使用对讲机通话。事后的统计数据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在交谈过程中，当假病人大呼救命时，在一对一通话的那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四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通过这个试验，人们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两位心理学家把它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更简单地说，就是“旁观者效应”。他们认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正是因为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每一位旁观者都无动于衷，旁观者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其他观察者的反应。
用这个效应再来看一下媒体经常报道的“小孩落水事件”。
旁观者甲本想下水救人，又有些犹豫，他在看其他目击者乙、丙等人的反应。转念一想：“这么多人都看到小孩落水，总会有几位下去救险的，自己就不下去吧。”
犹豫之间，小孩子被水吞没了。居然没人下水，甲不禁心里有些内疚。再一想，要责怪，要内疚，要负责任，也是和乙、丙等数十人分担，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他走开了。
就这样，一桩桩旁观者众多，却“见死不救”的事件产生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旁观者效应”，与人们一般以为的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之类的社会氛围或看客的冷漠等集体性格缺陷没有太大关系。
如果把拯救酒吧女经理、解救小孩落水当成旁观者的一次合作，那么合作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旁观者效应”，众多的旁观者分散了每个人应该负有的解救责任。
事情为何总是弄砸了
生活中荒唐的事情随处可见。
你肯定看过这样的漫画：一位护士对熟睡的病人大声叫喊：“喂！醒醒！吃安眠药的时间到了！”
你肯定见过这样的情景：医院在救治急诊病人前，会要求患者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填写大量表格上。
或许你还知道爱尔兰人欧布莱恩的故事，他在往来于香港与澳门之间的渡轮上呆了11个月，原因是他没有可以在两地下船的证明文件，而香港和澳门当局都没有发证明给他。
还有，各种商品的制造商依照惯例，总会在各地设立服务站，因为他们预测（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的许多产品在保证期内会发生故障。
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时空的限制。
例如，十九世纪英国政论家麦考莱（Maculy）根据当时日记作家皮普斯（SamueiPepys）的记载，描述了英国海军1684年时的情形：“海军总部实在令人惊奇，浪费、贪污、无知、懒散无所不包……他们的判断不足信赖……他们从不履行合约，也从不执行巡检的任务……有些新兵腐化、无能，如不加紧训练和纠正，甚至可能在船靠岸的时候失足落海……”此外，水手们因无法按期领到薪水，而情愿将他们的配给券六折贱卖给地下钱庄。至于大多数在海上往来的船只，指挥统率者往往没有受过航海训练。
英国名将威灵顿将军（Wellington）在前往葡萄牙参加1810年战役前，曾翻阅了随行的军官名单，然后说道：“我只有盼望敌人看到这份名单时，也能和我一样感到战栗不安。”
南北战争时期的名将泰勒（RichardTaylor）提到七日战役时评议道：“南军将领对地形根本不熟，在雷契曼城一天的行军情况就好比在美洲丛林中行军一样混乱。”而另一位名将罗伯特·李将军（RobertE.Lee）也悲痛地抱怨说：“我的命令简直无法实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艘医疗船的澳籍指挥官在检查改装后的水槽时赫然发现，水箱内部漆的居然是足以让船上每个人中毒的红铅。
上述事例不得不让自诩为“理性动物”的人们汗颜，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不胜任”现象无所不在！
无法胜任工作的人
我们再来看看工厂里不胜任者的例子。
奥克曼是莱姆汽修公司的杰出技师，他对目前的职位相当满意，因为不需要做太多文案工作。因此，当公司有意调升他做行政工作时，他很想予以回绝。
奥克曼的太太艾玛，是当地妇女协进会的活跃会员，她鼓励先生接受升迁机会。如果奥克曼升官，全家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也会各晋一级。如此一来，她就可以竞选妇女协进会的主席，也有能力换部新车、添购新装，还可以为儿子买辆迷你摩托车了。
奥克曼百般不愿用目前的工作去换办公室里枯燥乏味的工作。但在艾玛的劝说与唠叨之下，他终于屈服了。
升任六个月之后，奥克曼得了胃溃疡，医生告诫他必须滴酒不沾。
艾玛指控奥克曼和新来的秘书有染，并且把失去主席头衔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
奥克曼的工作时间冗长不堪，却毫无成就感，因此下班回家后就变得脾气暴躁。奥克曼夫妇的婚姻彻底失败了。
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这样的。
哈里斯是奥克曼的同事，他也是莱姆公司的优秀技师，而且老板也打算提升他。
哈里斯的太太莉莎非常了解先生很喜欢目前的工作，他一定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坐办公室，负更多责任。于是，莉莎没有强迫哈里斯去做他不喜欢的工作。
因此，他继续当一名技师，将胃溃疡留给奥克曼独享。
哈里斯一直保持开朗的个性，在社区里是个广受欢迎的人物，工作之余，他还担任社区青年团体的领袖。邻居的车如果需要修理，一定都送到莱姆公司，以回报哈里斯平时对公益事业的热心。
哈里斯的老板知道他是公司不可或缺的宝贵资产，所以为他提供了优厚的红利、稳定的工作和一切制度内允许的薪水加级。
于是，哈里斯买了一辆新车，为莉莎添购新装，也为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和棒球手套。
哈里斯一家过着舒适美满的家庭生活，他们夫妇幸福的婚姻也令亲朋好友非常羡慕。他们在邻里间享有的美誉，正是奥克曼太太梦寐以求的理想。
每个层级系统都由不同的层级或类别组成，系统中的个体则分别隶属于各个层级。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强，他就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正面的贡献，杰出的表现又使他获得升迁的机会，这样他就会从原来胜任的层级晋升到自己无法胜任的层级。
世界上每一种工作，都会碰到无法胜任的人。只要给予充分的时间与升迁机会，这个能力不足的人终究会被调到一个不胜任的职务上，他会在这个位子上原地踏步，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他的表现不仅会打击同事的士气，而且严重妨害整个组织的效率。
人类不擅长处理大量的新数据
人类总喜欢把事情变得复杂，但事情并不都是越复杂越好。
优秀企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知道保持事情简单化的重要性，不管多复杂的事情都能简化，变得简单易行。
事实上，由于人类思维方式的限制，简单的信息远比复杂的信息更有利于人类的思考和决策。
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最近几年一直在研究人工智能，他试图使计算机像人那样“思考”，而不是无效率地寻找答案。
西蒙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发现了另一个令人着迷的结论。
他和同事研究了用可编程计算机下棋的问题，他们首先假定计算机可以在严格理性的基础上下棋，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像决策树那样给计算机编程，让计算机在每走一步之前，都搜索和检查所有可能的招数及对手的应招，然后再做出决策。
在理论上，这一设想能够完成，然而它是不实际的。因为可能招数的数目有10的120次方那么多（10的120次方是1万亿），现在最快的计算机在一个世纪内也只能计算10的20次方的数。因此，给计算机编程，使得计算机下得很理性，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那么优秀的棋手能保持很高的胜率，其原因是什么呢？
西蒙要求世界上最好的棋王用10秒钟飞快地扫一眼正在进行的棋局，棋盘上仍然有20个左右的棋子。他发现，棋王能记起每个棋子的位置，这与短期记忆理论根本不符。
当A级棋手（级别比棋王低）被要求做同样的测试时，他们的成绩比棋王差一些。
但是，这个试验还有个疑难点：当棋子的摆设是随机的，而不是正在下棋的过程中时，不管是棋王还是A级棋手，都记不住棋子的位置，一定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