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作为母公司是不会捐献一分钱的，所有的捐款都是子公司的行为，这些公司的经理人在取得投资者的授权后进行慈善活动，很多情况下是公司经理人和投资者在一起开会，投票选择3个最希望投入的慈善机构，然后商量捐款的金额，最后按照每一股应该捐款多少在投资者身上分摊。如果你翻看1981年以及1982年的年度报表就能发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捐款将近2亿美元。每年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所有公司向超过4000个慈善机构捐款，有趣的是投资者们最喜欢的捐款对象是教堂，众所周知，一般的企业不喜欢向教会捐款，因为通常不会得到回报。
记者：但是一定有些公司到各个慈善晚宴上去买座位，以公司的名义，这样花钱是否是对投资人利益的损害呢？
巴菲特：我只能说我自己不会这么做。我可以告诉周围的人如何赚钱，如何经营公司，却不能指使他们如何花钱，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很多人说我现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但是我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那么早在我只有200万美元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钱都花光了，世界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钱。因此在如何花钱、如何支配财富方面我从来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也正是我不会在这个话题上对别人说三道四的原因。
记者：对于一个工薪阶层但是稍为富裕的人而言，如果他希望对慈善事业加以支持，你的建议是先投资然后捐献，这样能捐献更多，还是直接捐献但是金额有限？
巴菲特：我有很多很多学生，有31个大学邀请我上课，其中大部分在美国，一些在加拿大，因此同样的问题我的学生们曾不止一次问过我。我的回答一贯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从来没有人能断定苹果比梨好吃或者梨比苹果有营养，因此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想法。如果你想捐款，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应该自己体验，很多人在体验之后会改变想法，对于慈善事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记者：很多时候慈善事业被认为是富人的奢侈品，富人才享有通过金钱改变他人命运的专利。
巴菲特：我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如果深入统计数据，你会发现国民生产总值的2%都进入了慈善领域，而中产阶级的捐款相对他们的收入其实比富豪更加慷慨。犹他州的捐款比率在全美国是最高的，因为有摩门教，但这并不是因为摩门教徒更加有钱，原因是他们的信仰支持捐款行为，于是他们贯彻信念。另外在美国，对教堂捐款占所有慈善捐款中很大部分比例，在这方面我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是我相信教堂获得的捐款中绝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在大众关注和受益的领域，例如医学研究的投入上，中产阶级的捐款所占比重最大。总体而言美国人是非常慷慨的，如果按照收入衡量，在全球富豪榜前400名的人恰恰是最不慷慨的。
记者：很多人注意到你的仁慈和低调，你的生活非常俭朴，你经常以别人的名义捐款，对于你来说仁慈是轻而易举的还是你努力想做到的，毕竟在这样巨大的财富前，诱惑是难免的。
巴菲特：在这方面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多人批评我说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捐款，但是我自己知道应该做什么，要如何做，因此不会受到困扰。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取得的业绩我从来都不谦虚，但是对于我的名字是否出现在捐款名册上或者某个纪念碑上，我认为毫无意义。这并不是谦虚或者仁慈的表现，而是从心里我根本就不在乎。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投资取得骄人财富是一项成就，但是利用这些财富在建筑物上刻上名字或者让别人感激你、赞美你则谈不上是成就，对我来说这些东西丝毫没有意义。
记者：能具体说说来自父亲的影响吗？
巴菲特：我总是以父亲的标准来衡量言行，做一件事情之前会想想父亲会给我打几分？我的所作所为一定要是父亲能够接受的。
记者：在个人婚姻和家庭方面，你是也非常成功。
巴菲特：的确，这方面我也非常非常幸运。
记者：对于你的家庭、孩子以及特别亲密的朋友，你格外努力经营还是仅仅因为幸运而完满？
巴菲特：我认为是幸运，我有很多亲密的朋友，每年定期见面，当你有交心的朋友时绝对不会感到不快乐。
记者：之前主要是花钱的话题，现在我们谈谈赚钱的话题吧，你曾经说过不太重视利率因素，而聪明的投资者也不用过分关注利率。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北美社会，负债都涌到了牙齿上，几乎所有人都随时受到债务威胁，因此利率的上下调动关系到很多家庭的存亡，是我们做错了还是你说错了？
巴菲特：20世纪是美国经济最成功的100年，在这期间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稳定增加。但是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美联储的基准借贷利率最高时达到21%，最低时达到1%，因此对于利率这样的浮动因素我并不十分看重，对于个人来说，利率的增减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了，任何时候你身上的债务也正是你拥有的资产。
记者：在选择股票的时候，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诀窍呢？
巴菲特：第一，去学会计，做一个聪明的投资人，而不要做一个冲动的投资人。因为会计是一种通用的商务语言，通过会计财务报表，聪明的投资人会发现企业的内部价值，而冲动的投资人看重的只是股票的外部价格。第二是阅读技能，只投资自己看得明白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的年报让你看不明白，很自然就会怀疑这家公司的诚信度，或者该公司在刻意掩藏什么信息，故意不让投资者明白。第三是耐心等待，一个人一生中真正投资的股票也就四五只，一旦发现了，就要大量买入。
记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机构投资者受名牌商学院学术理论的影响，普遍认为决定以什么价格买卖股票与企业的价值关系不大。
巴菲特：如果投资者能够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并能发现5到10家具有长期竞争优势、价格合理的公司，那么分散投资就毫无意义，只会降低投资的收益率并增加风险。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确信，正确的投资方法是将大笔的钱投入到有所了解的企业以及完全信任的管理人员中。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将资金分散在大量他一无所知或毫无信心的企业中就可以限制风险，完全是错误的。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绝对是有限的，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很少有超过两家或三家的企业我认为值得完全信任。
记者：你是否有失败的投资经验？
巴菲特：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得多。
记者：很多人说巴菲特不可能被复制，因为你是投资天才，有一种独特的禀赋，这是许多人无法学习到的，在自己的成功事业背后，你认为这种独特禀赋是否存在，又或者是智商、技术因素成就一切？
巴菲特：我觉得“从不让个人感情影响我对市场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我幸运地在恰当的时机出生在正确的地方。
记者：那么所谓的神奇的禀赋呢？
巴菲特：可能有一点吧，有的人天生就是科学家，有的人天生就是艺术家，这些人的才能在某个市场体系中都会得到回报，往往是正常的、恰当的回报。我的思想结构不适合当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但是却适合做我喜欢做的投资，而我的才能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意外地获得了非正常的、过多的回报。
记者：这么说你认为自己有作为一个“投资技工”的禀赋，那么你是否认为自己具有成为历史上最伟大慈善家的禀赋呢？这两方面哪个你认为更重要？
巴菲特：投资是技术上的禀赋，慈善是情感上的禀赋，任何人都需要两者。我相信每个人生下来都具有某种禀赋，但是很多人所做的事情不能发挥这种禀赋，如果你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禀赋，那么你就不会在这个社会获得成功。
——注：以上对话来自《南方都市报》
